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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史记白话文》《史记》读后感——项王耻渡乌江,韩侯甘居胯下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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封建之制,文武同流,禮制軍制,初不能分。貴族傳統及其“榮譽、責任、信仰”,互為表裏。禮崩樂壞,自軍制始,次第牽動全民。

管子變法,“秀民之能為士者必足賴也。有司見而不告,其罪五。”

繆公伐晋,“野人嘗食馬肉於岐山之陽者三百餘人畢力為繆公疾鬥於車下。”

趙简子伐範氏、中行氏,“上大夫受縣,下大夫受郡,平民得為士。”

此皆封建將崩而未壞,世運將轉,平民將興,新舊雜陳,鼓蕩相激之兆。伯利克利時代-文藝复興時代皆有貴族解體背景在,文明青春黄金期幻覺之一,即在自信精力無窮、盛世秘訣已在掌中,不知己身有賴於若幹曆史既成前提,非可久存、無從复制、人智難及。

此刻戎務,尚守禮制,競技為先,仁義是尚,不以成敗為核心價值。是以宋襄微弱,仍居五霸,褒其義重於生,究系禮樂幹城。秦繆功德巍巍,以殉三良故,幹“始作俑者其無後乎”大忌,受極恶之“繆”諡號,彰其遺恶甚於婬昏之靈、隱。此儒道之萬古江河,當時之“普世”、“底線”論。楚莊复蔡社稷,“不愛千乘之國而重一言”,已得禮樂之精——“懷百工來遠人興滅國繼絕世”,不复夷狄視之,始能與諸夏之君並列,否則其功業豈足比肩成王繆王。

戎以求榮,守司馬法,不禽二毛、不重傷,千乘之國為大,大役“三軍尽没”,不過數千,三鼓成列,及暮勝負已分,尚有嫌其遷延,乃欲“滅此朝食”者。《左傳》時代之戎務,大略類此。故而當時社會視從戎為貴族特權及榮譽,平民有賢者得入戎行,皆以為榮,不以為累。

名法之士大用,李克入魏吴起在楚商君相秦,“理性建構主義”洪水滔天。“廉潔可辱,愛民可煩”不容禮義廁足其間。“上古以德、中世用賢,今世爭力”,“專制平等主義”進入曆史,以“軍功面前授爵平等”為突破口,曆史怒馬狂奔,“千乘之國”未嘗於“萬乘之國”稍息片刻,直入長平式“舉國總體戰”,所賭者非一將一軍,而系一國丁男之全。軍役之榮耀一變為血貢之恐怖,是以“卒之母”聞大將與卒同甘苦即知卒必死。“任賢”“無類”之“啟蒙主義平等”理想落實為“夫當今之人牧者未有不嗜食人者”、“殺人盈野、率獸食人”。“現實政治”之於“普世價值”已有不能兩立之勢,儒者以“螳臂當車”自況,“寧蹈東海”自任,已開“節烈論”之漸,實有壯懷,非如後世末流“僅責幼弱”。

六王畢四海一,始皇“奮其私智而不師古”,逕以文法吏治黔首,没路王孫滿市曹,貴族平民界線化為烏有。

於是有“百姓初帶劍”,新新人類誕生。

韓信帶劍,受“王孫”之稱而居之不疑,而不受決鬥挑戰,不守貴族榮譽法典,效子路結纓而死,甘居胯下,一時淪為當時之韓跑跑。以舊貴族心理自屬荒謬絕倫,然以平民“成功學”心理,個人(“為天下者不顧家”)發跡變泰(混跡於政治階級)為根本目的,餘者不過手段而已,謀大者不計小,目的豈為手段設?

此類思路,稍進半步,即入流氓無產者馬基雅維利主義,“分我一杯羹”。漢家賴此而得鹿。

韓侯一流人物能以正面形象進入民間俗文化,列國鮮見,折射平民化同質化早熟,寒門心態主流化之“中國特色”。

舊貴族項氏、田氏身即政治階級,與國同戚,無所謀於“發跡變泰”“成功學”,起兵為齊楚曆史光榮,豈在“大者王小者侯”?以彼心理,目的手段原為一物,舉義原為鋤秦政、复齊桓晋文之世,若必以秦政、“去禮義上首功”始得求勝,真“帝秦何必又亡秦”也。成安君自居儒者,拒兵家詭謀,亦同此心。於己“求仁得仁”,於敵“授柄與人”。

以義帝繼周天子,复列國之局,非項氏私志,實關東舉義共同綱領最大公約數,所爭者僅在“誰為齊桓晋文”,“西楚霸王”之霸,即“五霸”之霸。漢王即位亥下,亦出諸侯推戴。就法理而言,同於五霸、霸王。

“天下一人”(秦政)、抑或“諸侯之首”(周政),即楚漢間憲法問題之首。

漢高權謀政客,富於現實感,但求得尺則尺,得寸則寸,絕不為抽象理論以現實利益為賭注。“亥下綱領”乃眾霸君相互承認既得利益,為喘息、固位之急,位固而後由近及遠,徐圖進取。

秦政周政下一回合,乃在貫高之謀。漢王辱趙,非張王有罪,殆欲發動葛蘭西“文化革命”“陣地之戰”,確立“天下一人,諸侯不過順民之受寵者”意識,粉碎“諸侯有國,天子乃國際聯盟榮譽主席”舊觀念。張王吾家賢婿,自當配合表演,否則以韓侯勒兵求王且能忍,何至不容恭謹事漢之趙?無奈趙王知趣,趙國公卿偏泥於故事,以為漢之待趙,當如齊桓禮魯、晋文存蔡。於是大獄生焉。

漢家全勝於近畿,漸及於遠邦,乃有吴楚七國之亂、淮南衡山之獄,衡其地望,皆楚地也。秦楚世仇、三户亡秦、楚漢鴻溝之餘燼复燃,吴王詔“孤王六十許幼孫十四皆從軍,少於餘、壯於孫者當從”即秦昭襄王長平總動員令“丁男十六以上六十以下悉赴軍前”翻版,“全民總體戰”告别演出。前此之封建戰爭不與野人,後此之帝位戰爭不與順民。舍法國大革命至大戰二百年外,人類無此傾國之戰。

“曆史終結”後,“末人”甚少能維持曆史理解力,清聖祖不信有長平事,清儒尤有“早摧鹹陽稱西帝何必鴻門殺沛公”之自作聰明,皆視周秦之變為後世尋常改朝換代,爭位之技術高低而已。設若有朝一日,西歐文人高論“邱翁戴帥不知劫盟軍,據柏林總理府,自為全歐領袖,畫英法為行省,執着於衣錦還鄉何為?”,吾輩即知“曆史終結”業已實現於全球。

“曆史之人”視“史後之人”,如人視群蟻,輕蔑摻雜羨慕。生於遊戲規則既定之世,舍個人時運窮通外,不知有他,腹未必實而心常虛,頗有混沌之福,畢生不解自由、決擇、責任之無限痛苦、無限孤独,其命運於出生之先,已由“曆史之人”預斷,雖有賢聖深謀,不過修正曆史細節而已,遠不及“曆史之人”縱屬無心過客,亦可以其“初始條件敏感性”“路徑依賴”尽翻全棋。

吴楚拒漢,兵車之外,亦有思想之戰。法出三晋,儒出鄒魯,道出南國,墨出殷宋,鄉風宗風,百年不易。長安朝廷意識形態,以名法為內核,至武宣不改,相繼以黄老、儒術、陰陰陽為緣飾。《淮南王書》則以道家為主,稍取儒墨為補綴,流衍之餘,乃有末流拔宅升仙之說。

“清君側”實質含義,即長安朝廷周天子化,复諸侯戰國式自由,其時關東諸侯召遊士、養遊俠,原系小戰國殘餘。“大決戰”“中國之命運”後衛戰塵埃落定,此後雖有親藩之亂,皆個人或集團爭位,無涉“體制問題”,曆史步入終結。

秦政、或“專制平等主義”可以廢貴族,而不能無權貴。貴族者,以曆史資源而先於絕對君主制而存者,君主依賴性低於文人士大夫,可以殺專制之勢。權貴者,宮廷恩幸,舍君恩無所恃,君主依賴性高於文人士大夫,天然傾向於以“君權原教旨主義”破壞文人士大夫“可持續君權節制主義”,國破家亡出此輩者十居七八。前現代國家,曆史貴族早衰者,無不流於東方專制主義陷阱。華夏距此,通常不過半步之遥,而此半步端賴“無恒產者”儒生一再以“精神貴族”自任。

秦政夷有原則有形態之貴族反對者,實有利於無原則無形態流氓無產者。順民免於列國諸侯征伐之苦,必受率土王臣“無所逃也”之苦。曆史似有能量守恒定理,不容免費午餐存乎其間。

封建已廢,以順民專制主義為國本,流氓無產者與士大夫爭國運,即“曆史的選擇”“曆史必然性”化身。直至全球大春秋時代挾外力降臨,始有重新選擇機會。

“我們通過選擇我們的神明,選擇我們的命運。”

摋子尚未落地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