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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资治通鉴》《资治通鉴》读后感——权力笑到了最后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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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读《周书》的时候无意发现的:

宇文泰和苏绰那天夜里的对话,在《周书》里是“直陈帝王之道,兼述申韩之要”,在《通鉴》里却为“直陈为治之要”。

这个细节足以理会《通鉴》编撰者的心意。儒生写史,刻意涂抹有碍其政教伦理的其它学说的痕迹,并不独此。同样,这个细节,亦可供人一窥历代政治之真正规律。

读中国史,一部《通鉴》够不?显然不够,仅仅入门而已,因为近代政治生态之造成,多受明清两代影响。为何?君权之不可撼动,此乃前所未有之局面。儒家的原旨及其变化如何,不论是援道入儒,或是抽空释家,已经不重要,因为它在文化上的正统地位,并不能改变其在政治上永远屈从于躲在权力背后的申韩之流的局面。宋明之际的理学,渐丧儒家原有弘毅之风,极力讲究礼教等级,侈谈性命,不再求得与君王共治天下的局面,俨然皇权政治的一个思想工具。

皇权日张,秦汉之后是个主旋律,在东晋出现一个波谷,门阀掌政,顶峰的权力处于虚位的状态,但这和周代的贵族政治相去甚远,门阀认同皇帝的权威,只是愿从皇权分享更多权力罢了。

唐代,以安史之乱为分野,之后的皇帝好用中使,越过外朝自行其事,德宗一朝的历史,《通鉴》多有叙述。历史一直就是个矫枉过正的东西,安史之乱起自外重内轻,尔后的唐代皇帝衔恨于此,多表现出对无上权力的渴望,只怪一味信赖黄门,禁军掌控离手,又受制于家奴。

相权与皇权是个说得很多的话题,秦汉之际的丞相,辟官生杀攻伐之类,行政军事均要亲自过问,而往后走,宰执一职,位渐卑下,不与三公之列,而权亦不重,遭受分割制衡,如三省制。直至明代,朱元璋废相,直接领导六部,侵夺行政权,虽然成祖置内阁,然则仅有票拟之权而身不与其事,最后定夺之权牢牢掌控在皇帝手中,且,官位远低于六部首长。内阁实际仅仅是皇帝的秘书班子,此类皇帝秘书班子,始自于光武时尚书台,经历一代代的变迁,终于在明代彻底取代了宰执。李斯,萧何若是看到后世张居正为了处理政事,费尽心思才将皇帝行政权借来施用,想必会笑的坟土堆子拱三下。

法家学说,讲究政治安全,权力之旁落即为政治局势变乱之主要原因,故而鼓吹万事皆决于上。法治是其学说一部分,但是历代帝王热衷于其学说的无非帝王术,秦王为了得到韩非子不惜发兵攻韩,宇文泰听苏绰讲申韩之术,沉浸其中,坐姿不觉改变,这样能激发帝王诱惑的,只有无上权力。韩非受教于荀卿,荀卿之学问,糅合法治与德治,看似圆满,实际上上硬伤累累,行仁之事,对于君王而言,无疑是麻烦累赘的,或正是因此,韩非专讲侍君,而不言行仁,他本即贵族,宫廷政治之险恶,使其学说自然要亲近君王。

儒生的价值观,多是劝君王要亲贤臣远小人,简单的君子小人的二分,且好以君子自居;其对历史的看法,多流于表面,好用以礼教解决礼教解决不了才发生的问题。谬见起自于孔子,见到春秋礼崩乐坏,国破身亡之君主不可胜数的乱象,其提出要复周礼的口号。但是孔子行政,与其口号不向表里为一,在鲁国雷厉的作风,所为皆表现出他绝非温软儒生,倒有几分法家才有的可爱。而后来收平东周乱世的是西陲秦国,用的是商君之法,非周礼也。

朱元璋曾对臣下言及历代政治弊病,亦即是破坏政治安全,不外这几个:权臣,藩镇,宦官,女主,游牧民族。《通鉴》所述,其实不外就是这类祸事的一再发生,西汉的外戚害政,东汉黄门外戚窃权,南朝门阀大族,唐朝有外戚,藩镇,宦官,可谓多症并发,其武人乱政延及五代……当然,游牧民族那是从没断过。

很明显,《通鉴》所记之体制内祸事,在宋明清三代,多未出现;而宋明与游牧名族的紧张关系,竟然也通过宗教软化的方式,在清代近乎彻底解决。而演绎到当下,政治安全,已经变成了压倒一切的口号,得到空前的巩固,那到此是谁笑到了最后呢?韩非,抑或是孔子?都不是,是权力。因为它安全了,还管着所有人。

那《通鉴》还有神马用捏?沦为世俗功利的智谋典故?似乎还不及《智囊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