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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后汉书白话版》卷五十二 崔骃列传第四十二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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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崔骃、崔瑗、崔萛传)

◆崔骃传,崔骃字亭伯,涿郡安平人。高祖父崔朝,昭帝时为幽州从事,谏刺史不要与燕刺王来往。后来刺王失败,被升为侍御史。生了儿子叫崔舒,历任四郡太守,所在之处均有能干之名。崔舒的小儿子名崔骃,王莽时做郡文学,以明经召到公车。太保甄丰举他做步兵校尉。

崔骃辞道“:我听说伐国不问仁人,战阵不访儒士。这一举动怎么找我呢?”于是自陈有过,回家去了。王莽讨厌那些不附和自己的人,多用法中伤他们。当时崔骃之兄崔发因佞巧被王莽宠幸,官位做到大司空。母师氏能通经学、百家之言,王莽宠以殊礼,赐号义成夫人,金印紫绶,文轩丹毂,显于新莽一代。后来用崔骃为建新大尹,崔骃不得已,便叹气道:“我生在无妄之世,碰上浇、羿这样的君,上有老母,下有兄弟,怎能独自法身而使所生危险呢?”是单车到官所,称病不管事,三年不到县去劝农桑。门下掾吏倪敞劝他,崔骃才勉强起身颁布春令。所到之县,大小牢狱关满了人。崔骃流着泪道:“唉呀!刑罚不中,于是陷人于阱。这些人有什么罪,而关在这里!”于是公平审理,放出二千多人。掾吏叩头劝道:“朝廷初政,州牧严峻。宽恕犯人,确是仁者之心;然而独有你这样做,将有后悔的么!”崔骃说:“邾文公不因一个人易其身,君子称他知命。如杀一大尹赎二千人,是我所愿意的。”于是称疾而去。

建武初年,朝廷多荐言的,幽州刺史又举崔骃贤良。崔骃自以宗门受王莽伪宠,惭愧对汉朝,于是辞归不做官。客居在荥陽,闭门反省,著《周易林》六十四篇,用来决断吉凶,多所占验。临终作赋以自悼,名叫《慰志》。崔骃生了崔毅,因病隐身不仕。崔毅生了崔骃,十三岁能通晓《诗经》、《易经》、《春秋》,博学有大才,尽通古今训诂百家之言,会写文章。年轻时游历到太学,与班固、傅毅同时齐名。常以钻研典籍为业,不遑做官之事。当时人有的讥笑他太玄静,将以后名失实。

崔骃模仿杨雄的《解嘲》,写了《达旨》来答复他们。元和年间,肃宗才修古礼,巡狩方岳。崔骃上《四巡颂》以称汉德,文辞很典美,文字太多所以不记在这里。皇上常好文章,自从看了崔骃的颂以后,常嗟叹起来。对侍中窦宪说:“你知道崔骃吗?”答道“:班固多次对我说起他,我没有看见。”皇上说“:你喜欢班固而忽略了崔骃,这是叶公好龙哩。试请见他。”崔骃由此问候窦宪。窦宪急忙穿鞋在门口迎接,笑着对马因说道:“亭伯,我奉皇上的命令和你交朋友,你不会薄待我吧?”于是揖为座上客。住不多久,皇帝来到窦宪家。当时崔骃正在宪家,皇帝听说而想召见他。窦宪劝阻,认为不应与白衣之士相见。皇帝懂了,便说:“我能使崔骃朝夕在我身旁,何必在此!”正想请他做官,碰到皇帝驾崩。窦太后临朝,窦宪以贵戚出纳诏命。崔骃献书告诫道:“马因听说交谊浅而言语深,是愚蠢;在贱位而望贵显,是糊涂;不相信而纳忠言,是毁谤。三项都不相宜,而想试试看,是想效区区之心,愤懑而不能自止哩。我私下看见足下体淳淑之姿,躬高明之量,意美志厉,有上贤的风度。马因幸而得充下馆,排在后列,因此竭尽拳拳之心,敢进一言。

“古人说:‘生而富者骄,生而贵者傲。’生在富贵而能不骄傲的,是没有的。现在宠禄初隆,百僚观行,正当尧舜的盛世,处在光华的显时,岂可不庶几早晚,使众人之誉能久,弘扬申伯之美名,成就周公、召公的事业么?古语说:‘不患无位,患所以立。’(译:不担心没有地位,只担心立身不处于仁义。)从前冯野王以外戚居高位,称为贤臣;近来陰卫尉克己复礼,最终得到多福。郯氏的祖先,不是不尊贵,陽平的宗族,不是不隆盛。重侯累将,建天枢,执斗柄,(指王氏九侯五大司马,掌握国家的大权。)其所以被讥笑于当时,垂愆尤于后世,为什么呢?就因为满而不挹,位有余而仁义不足哩。汉兴以后,到哀帝、平帝之时,外家二十,保族全身,只有四人罢了。《书经》说:‘鉴于有殷。’(注:以殷商做镜子)可不谨慎吗?“窦氏的兴起,从孝文帝开始。

长君、少君以淳淑守道,成名在前日;安丰侯窦融以佐命著德,显自中兴。内以忠诚自固,外用法度自守,终于享了国祚,垂福至今。谦德之光,《周易》所赞美;满溢之位,道家所戒。所以君子福大而更加恐慎,爵隆而愈恭敬。看远近,俯仰都有法则可循,铭刻在几杖之上,刻记在盘盂之间。兢兢业业,无敢怠荒。这样,就百福到来,庆流无穷了。”等到窦宪做了车骑将军,召崔骃做掾吏。宪府贵重,掾属三十人,都是故刺史、二千石,只有崔骃以处士年少,提升在其间。窦宪擅权骄傲放恣,崔骃多次劝阻。等到出击匈奴,道路上更多违法之事,崔骃做主簿,前后奏记数十次,指切长短之处。窦宪不能容忍,稍为疏远了他,因为崔骃是高第出身,让他出为长岭县长。崔骃自认为远去,不得意,于是不到官位而回家。永元四年(92),死在家中。所著诗、赋、铭、颂、书、记、表、《七依》、《婚礼结言》、《达旨》、《酒警》共二十一篇。中子崔瑗。

◆崔瑗传,崔瑗字子玉,早年丧父,锐志好学,尽能继承父业。十八岁,到京师,从侍中贾逵质正大义,贾逵待他很好,崔瑗于是有机会游学,遂明天官、历数、《京房易传》、六日七分。诸儒以他为宗。他与扶风马融、南陽张衡特别友好。起初,崔瑗之兄崔章被州人所杀,崔瑗手持白刃报仇,于是逃命出去。碰上大赦,回了家。家中贫困,兄弟同住数十年,乡邑被他们感化。崔瑗四十多岁,才做郡吏。因事被关在东郡发干县的牢狱。狱掾会《礼记》,崔瑗在考讯之余,常阅《礼》。

他的专心好学,即使在颠沛倒霉之时,也是如此。后来事情弄清被释回家,被度辽将军邓遵所召。不久,邓遵被杀,崔瑗免职而归。后来又被召进车骑将军阎显之府里。当时阎太后称制摄政,代行天子之事,阎显入朝参与政事。先是安帝废太子为济陰王,而以北乡侯为嗣。崔瑗认为以侯立不以正,知道阎显将失败,想说令废立,而阎显日沈醉,不能见到。于是对长史陈禅道“:中常侍江京、陈达等,得因嬖宠蛊惑先帝,于是使废黜正统,扶立疏孽。少帝即位,发病于庙中,周勃的专权,在此又出现。今想与长史君共同求见,劝将军向太后请求,逮捕江京等人,废少帝,引立济陰王,必会上合天心,下合人望。伊、霍之功,不下席而立,那么将军兄弟传祚于无穷。如拒违天意,久空帝位,那么将因无罪成了大恶。这就是祸福之机,分功之时。”陈禅犹豫不敢听从。遇上北乡侯死掉,孙程立济陰王,这就是顺帝。阎显兄弟都被杀,崔瑗也被排斥。门生苏礻氏全部知道崔瑗的意图,想上书把情况说清,崔瑗听到立刻制止了。当时陈禅作了司隶校尉,召崔瑗。对瑗说:“但听苏礻氏上书,我请替你作证。”崔瑗说:“这好比儿子、小妻在说私房话罢了,希望你不要说出口来。”于是辞归,不再应州郡之命。过了许久,大将军梁商初开幕府,又召崔瑗。自认为再作贵戚的官吏,搞不好又被斥,于是以病碧辞。年中举为茂才,授职汲县令。在职时数次谈及时事,替百姓开垦稻田数百顷。在职七年,百姓歌颂他。汉安初年,大司农胡广、少府窦章共荐崔瑗为宿德大儒,从政有功迹,不应久在下位,由此升为济北相。这时李固做太山太守,赞美崔瑗文雅,奉书礼表示殷勤之意。一年多,光禄大夫杜乔为八使,徇行郡国,用贪赃罪奏崔瑗,召到廷尉那里。崔瑗上书自讼,弄清案情放了出来。不久病死了,享年六十六岁。临终时,顾命儿子崔萛道:“人是秉天地之气以生,到了死时,归精于天,还骨于地。哪里不可埋葬形骸,不要归回乡里。那些赠送的物品,祭奠羊猪的,一概不得接受。”崔萛奉了遗命,于是留葬在洛陽。崔瑗文辞水平很高,尤其善于为书、记、箴、铭,所著赋、碑、铭、箴、颂、《七苏》、《南陽文学官志》、《叹辞》、《移社文》、《悔祈》、《草书艺》、七言共五十七篇。他的《南陽文学官志》被称于后世,那些能为文的人都自认为赶不上。崔瑗爱士子,喜宾客,盛修菜肴膳食,尽用美味,不问还剩多少。平日常食蔬食菜羹罢了。家中无甚积蓄,当世认为很清廉。

◆崔萛传,崔萛,宇子真,又名台,字元始。少年时很沉静,喜欢读书。父亲死后,住在墓旁守丧。守丧期满,三公请他出去做官,他都不去。

桓帝初年,皇帝下诏给公卿郡国推举极孝顺和品德好的人。崔萛因病不能参加面试,拜为郎。崔萛对政体很精明,做官的能力很强,写了评论当代政事的意见数十条,题目叫《政论》。针对当时要害,议论很正确,博得当代人的称赞。仲长统说“:所有国君,应抄一遍,作为座右铭。”文章说:“自从尧帝、舜帝、汤王、武王开始,都依靠明哲的臣子去辅佐,博学之士当参谋。所以皋陶写了一篇《谟》而唐虞得以兴旺,伊尹、箕子作了《训》而商周也很兴隆。到了后代的君主,想中兴起来建功立业,何尝不依赖贤哲的臣子去参谋呢?凡天下治理不好,常常由于君主处在太平的日子太久,风俗渐渐衰败而不觉悟,政治渐渐腐化而不悔改,在危乱的环境之中,视而不见。有的人沉醉在私欲中,不管国家大事;有的人好话听不进去,颠倒了是非黑白;有的人在三岔路口徘徊,不知该往哪里走;有的人身边有可信的辅佐,但不让他们开口;有的人看到疏远之臣,因为身份不高而听不进耳,因此王纲弛废在上面,智士忧郁在下面,真可悲叹呀!“从汉朝兴起以来,三百五十多年了。政令蒙受尘土,上下懒惰,风俗凋敝,人多巧伪,百姓议论纷纷,都希望中兴起来就有救了。再说拯救时世的方法,难道一定按尧舜的办法才能治理吗?只要能弥补缺陷,加根顶梁柱把大厦撑持,根据实情对症下药,相体裁衣,总之要把国家放在安宁的境域罢了。所以圣人执掌权衡,针对实际制定对策,步骤有所差别,各有巧妙安排。不强迫人办做不到的事,违背当时急切的需要而追求听来的做法,都是不可取的。从前孔子回答国君的问题,都是因人因事而异,他回答叶公的问政,就是要求近者悦而远者来;回答鲁哀公就是“政在选贤”;回答齐景公就是”政在节财”,不是为政之道不同,而是当务之急不同。因此,刚接受天命为君的人,每每有些独到的规定,中兴的国王,也要纠正当时的失误。古时盘庚想中兴商朝,把国都从耿迁到亳;周穆王有过失,让甫侯修正刑法。可是有些俗人拘泥于古文字记载,不懂得通权达变,听信奇特的新闻,忽略眼前的实际,怎么能和他们议论国家的大事呢!所以谈政事的,虽然听起来好像符合圣德,但实际上行不通。为什么呢?那班顽固的人对于当时情况完全不了解,习惯走老路。不知怎样安享其成,怎能考虑开创新局面,只是照老章程办事而已。那些通达的人有的夸耀自己,嫉妒别人,不愿与政见不同的人合作,写起文章来洋洋洒洒,表达其含义,可是少数派毕竟寡不敌众,最终还是被抛弃。即使稷、契那样的贤相还在,仍将感到困难。这就是贾谊被绛、灌排斥原因,屈原写离騷发泄幽愤的原故。

汉文帝那样英明,贾生那样的才能,绛、灌那样的忠心,尚有这种结果,何况其余的人呢?“量力度德,这是《春秋》上提到的。现在既不能完全按三皇五帝的办法,应该参入一些霸政,应该重赏深罚来治理国家,明文制定法律来检查一切工作。自己不具备上等的品德,严格就能治理,宽松必然紊乱。怎么知道会这样呢?近代孝宣皇帝懂得为君之道,研究了为政之理,所以采用严刑峻法,使坏人吓破了胆,海内政纪严肃,天下安静。功勋上告祖庙,享有中宗的谥号。他的计划与效果,超过了孝文皇帝。后来元帝即位,多用宽松的政治,结果彻底失败,威权被人篡夺,成为汉朝衰微的祸乱之源。政治的好坏,在此可以看得清楚。古时孔子写《春秋》,称赞齐桓公、晋文公的霸业,表彰管仲的功劳。难道不知道赞美周文王、武王的正道吗?的确是为了通权达变挽救衰败的道理。所以圣人能够随着形势变迁,而俗士却不懂得变化,认为上古结绳的办法,可用来治理秦代的乱政,《干戚》之舞,能够解除汉高祖平城的围困,这不是相距十万八千里吗?“模仿熊的运动、鸟的伸颈吸气,虽然是延年益寿的方法,但是治不好伤寒病;呼吸吐纳,虽然能使寿命增加,但是接不好已折的骨。

治国的办法,有些像治病,平时注意养身之道,生病就要对症下药。刑罚,等于治乱世的药方;德教,好比平时养身的粱肉。

用德教去除残暴,等于用粱肉治疾病。以刑罚去治理太平之世,等于用药石作营养。现在正是继承百王衰敝的时期,正在走厄运的时候。

几代以来,政多恩宽贷,好像驾马车的丢失了马龙头,马没有衔嚼口,让四匹牡马乱跑,大路上险些儿倾倒。正应该加上龙头嚼口来挽救,难道有功夫听它们响着铃铛,有节奏地按辔徐行吗?从前汉高祖叫萧何作九章的法律,其中有杀三族的规定,在面部刻字、割鼻子、斩脚趾、割舌头,砍头,所以叫做五刑具备。汉文帝虽然废除肉刑,应割鼻子的改为打三百板子,应斩左趾的改为打五百板子,应斩右趾的杀头示众。可是斩右趾的已经丧了命,挨板子的每每被打死,即使有减轻刑罚之名,其实还是杀了不少。这个时候,百姓都希望恢复肉刑。

到景帝元年(前156),于是下诏书道:‘增加打板子与重罪没有区别,即使侥幸不死,也成了残废。’于是修订法律,减少笞刑。从此以后,被笞者得以保全性命。这样说来,汉文帝仍是重刑,不是轻刑。是以严刑达到太平,不是用宽宥达到太平。一定想行动和言语一致,应当从根本做起,使人主向五帝三王学习。破除亡秦的败俗,遵守先王的遗风,抛弃只图暂时苟安的措施,重蹈古代的旧迹,恢复公、侯、伯、子、男五等爵位,确立一分公田、八分私田的井田制。然后选出稷、契那样的贤臣作辅佐,选拔伊尹、吕尚作宰相,奏乐时凤凰率百鸟来朝,击石磬而百兽来跳舞。如果不是这样,那么再多也是累赘罢了。”后来朝廷叫崔萛到太尉袁汤,大将军梁冀府里去当官,崔萛都不去。太司农羊傅、少府何豹上书推荐崔萛,说崔的才干很好,能力很强,应在朝廷做官。于是皇帝封崔为议郎,提升大将军梁冀作司马,与边韶、延笃等人在东观著书立说。后来崔萛出任五原太守。五原的土质宜于种麻,而当地人不知道织布,老百姓冬天没有衣服穿,堆些细草睡在草里面,见官吏就披着草出来。崔萛到任后,叫百姓卖掉储藏的粮食,替他们添制纺绩、织纟壬、纟束..等工具并教他们如何使用,百姓才免受冻馁之苦。这时匈奴连续入侵云中、朔方,杀掠官吏百姓,一年之内九次逃命。崔萛就厉兵秣马,严饬烽火台侦察,敌人不敢进犯,成为边塞最安静的地方。崔萛在病中,被拜为议郎,又与当时的名儒博士一同审定《五经》。恰逢梁冀被杀,崔萛是梁冀的故吏,受牵连,罢了官,关在牢里数年。当时鲜卑多次进犯边境,皇帝下诏书给三公推荐威武谋略之士,司空黄琼推荐崔萛,崔被拜为辽东太守。走到半路上,母亲刘氏病死了,崔萛上疏请求回家料理丧事。母亲刘氏生前品德很好,读了不少书。

起初,崔萛在五原任太守,母亲经常教导如何治理政事,崔萛的好功绩,母亲很有帮助。服丧已完,皇上又拜他为尚书。崔萛以时局很乱,生病不能工作为理由,几个月后免职回家。当初,崔萛的父亲死了,崔萛卖掉田产,做了坟墓,立了墓碑。埋葬完毕,家产卖尽,因为穷困,便以卖酒贩粥为生。当时人多用这事讥笑他,他始终不改。他做生意只求够本就行,不多赚钱。后了做了官,多是边境地区,所以更加贫薄。建宁年间死去。家里很穷困,没有钱装殓,光禄勋杨赐、太仆袁逢、少府段赹等替他准备棺椁葬具,大鸿胪袁隗替他树碑,称颂他的功德。他所著的碑文、论文、箴、铭、答、七言、祠、文、表、记、书共十五篇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