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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晋书白话文》戴逵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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戴逵字安道,谯国人。少年博学多闻,喜好谈论,善于作文,工于书法绘画,能弹琴,其他各种才艺也莫不集于一身。还没成年的时候,就用鸡卵汁浸泡的白瓦屑做成了郑玄碑,然后自撰碑文并亲自镌刻,辞采华丽器物巧妙,当时没有人不惊叹的。生性不合世俗,常常以书琴自娱。拜豫章术士范宣为师,范宣把他看作奇士,并把兄长的女儿嫁给他为妻。太宰、武陵王司马日希,听说他善于弹琴,便派人征召他,戴逵当着使者的面摔破琴器,说:“我戴安道不作王府门中的伶人!”司马日希气恼之极,便改召他的兄长戴述。戴述得到召令兴高采烈,抱着琴就去了。

戴逵后来迁移到了会稽剡县。他生性高洁,时时处处以礼仪制度为处世准则,在内心深处把放达浪荡看作无道,于是便著文说:

“听说亲人死了采药不归的人,是不仁之子;看到国君危急了却出关而去的,是苟且偷安之臣。古代的人为什么不认为他们妨碍名教呢,因为人们理解他们的本质,就不会被表面的形式所迷惑。像元康时代(291~299)的人们,可以说他们是好隐逸却不探求隐逸的实质,所以有舍本逐末、向声背实的弊病,这就好比以西施为美却学她的颦眉,羡慕司马有道的风姿却只注重折叠巾角,他们所仰慕的,并非对方真正的优点,只是注重形式罢了。紫色之所以能混淆朱红色,是因为它近似朱红色的缘故。恭谨温顺的和事佬,似乎也符合中和之道,但是却破坏了美德;放荡的人好像是旷达的,事实上却破坏了大道。这样看来,竹林七贤的放荡,便是西施有病在身而皱眉的一类,而元康时代(291~299)的放荡,便是无德无才而只折巾角的一类,难道不应该分清吗?

“再说儒家崇尚声誉,原本是想借此倡导圣贤,既失初衷,便变成了哗众取宠、博取声名的陋行。怀情丧失真率,以容貌相欺,其最终的恶果便是流入做伪的末流。道家崇尚无名,意在自然真实,假若失去本意,便会变成越礼背法的恶行。情礼俱亏,连俯仰吟咏都忘了,其最终的恶果便是流入浅薄,不是儒道两家本旨的失误,它的弊病在于假借两家的旗号而通行于世。人生大道有千古不变的准则,可是弊端却没有千篇一律的规律,因此《六经》有失,王政有弊,假若违背根本大道,就是圣贤也无可奈何。

“唉呀!行大道之人如果不是修养完善、举止必当,那么,又怎能不追怀古烈、仰慕学习先代圣人呢?如果有迷惑,学习之后才行动,讨论之后再发言,当然应该分辨其取舍的标准,追求用心之术,认识他们小屈而大伸的主旨,肯定他们披褐衣而怀宝玉的缘由。像这样,途径虽有差别,但殊途同归;足迹虽然好像混乱,但没有背离根本目标。假如不能这样,那么就会隐遁忘返,随波逐流,为外物所驱,以伪诳自欺,向外迷惑于尘世的喧嚣豪华,对内丧失人性的真实自然,以自矜清高改变内心的真情,使尘垢掩盖心灵的本心正义,以至于贻笑千载,能不谨慎吗?”

晋孝武帝时,朝廷屡次征召他作散骑常侍、国子博士,他以父亲有病为由推辞不就。郡县催逼不止,便只身逃离吴地。吴国内史王王旬在武丘山有别墅,戴逵偷偷跑到那里,同王王旬一起游玩十多天。会稽内史谢玄考虑戴逵远逃不归,便上奏疏说;“我看出戴逵是个超尘脱俗、不营世务的人,他甘居陋室,以书琴为友。虽然策书征召多次,依然幽静之操不改,超然绝迹于世,追求自己的志趣。况且他年近七十,常抱病在身,有时身心不适,病情更会加重。如今王命没有收回,将会使他遭受风霜之苦。陛下既然爱护器重他,就该使他身名并存。请陛下停止对他的诏命。”奏疏上报后,孝武帝答应了,戴逵就又回到了剡县。

后来王王旬做尚书仆射,又上疏奏请征召戴逵为国子祭酒,加封散骑常侍,去征召他,又不应召。太元二十年(395),皇太子始出东宫,太子太傅会稽王司马道子、少傅王雅、詹事王王旬又上疏说:“戴逵德操贞洁刚正,合独游之趣,年在七十高龄,清风雅韵愈浓。东宫虚位以待有德之人,应延聘宫廷以外的高士。对戴逵应该表彰任命,使他参与僚侍之列。戴逵以重视幽居的节操出名,必定以朝廷难于召进自己为荣,应该下诏到当地官府,备尽礼节送来京师。”适逢戴逵病死。

戴逵的长子戴勃,有父亲的遗风。义熙初年(405),朝廷征召他做散骑侍郎,没有应征,不久便死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