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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南齐书白话文》褚渊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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褚渊字彦回,是河南陽翟人。他的祖父叫褚秀之,在刘宋时代做过太常之官。他的父亲是褚湛之,曾任骠骑将军,和宋武帝女儿始安哀公主结婚。

褚渊少年时就很受世人称誉,后来又娶了文帝女儿南郡献公主为妻,姑侄二世相继。褚渊官拜驸马都尉,被任命为著作郎,太子舍人,太宰参军,太子洗马,秘书丞。褚湛之死后,褚渊把家财都让给弟弟了,自己只留下数千卷书。袭爵被封为都乡侯。历官中书郎,司徒右长史,吏部郎。宋明帝即位后,加褚渊官太子屯骑校尉,褚渊没接受。迁任侍中,知东宫事。转任吏部尚书,不久领太子右卫率,坚决辞让。司徒建安王刘休仁南讨义嘉之贼时,兵驻鹊尾,朝廷派褚渊至军中,选拔将帅以下军官可以自行决定他们的勋阶。事件平定后,褚渊被升为骁骑将军。

薛安都投敌叛变并献出了徐州城,敌虏频频寇掠淮、泗,朝廷派褚渊慰劳北讨的众军。褚渊回来启禀皇上说:“盱眙以西一带,军备单薄,应进一步充实。汝陰、荆亭都已被围逼,安丰又已不保,寿春的兵力,只能自保,如果敌人派骑兵游击,那么江外形势就很危迫了,故而历陽、瓜步、钟离、义陽都必须以实力重点防卫,选择有才能干练的军官负责那里。”皇帝在藩国为王时,就对褚渊的风标雅素很欣赏,关系很友善,后来即位做了皇帝,对褚渊格外寄以重望,他所建议的事皇上都采纳。改封他为雩都县伯,食邑五百户。转任侍中,领右卫将军,不久又迁散骑常侍,丹陽尹。出任吴兴太守,常侍仍旧,增加俸禄至一千石,褚渊坚决辞让增加的俸禄。

宋明帝病重的时候,派使者疾驰召褚渊前来,委托后事。明帝打算诛杀建安王刘休仁,褚渊坚决谏止,明帝不听。任命褚渊为吏部尚书,领常侍、卫尉仍旧,褚渊不受,于是任他为右仆射,卫尉仍旧。褚渊借口母亲年纪大了而且有病,需要早晚奉养,坚决辞让卫尉,皇帝不答应。

明帝驾崩,遗诏任褚渊为中书令、护军将军,加散骑常侍,和尚书令袁粲一起接受顾命,辅佐幼主。褚渊同心共理政务,当时正处在奢侈之后,褚渊特别强调俭约,老百姓都很仰赖他。对待宾客,从来不流露骄傲和厌倦。王道隆、阮细夫把持朝政时,公然进行奸赃贿赂等活动,褚渊也不能禁止他们。

庶母郭氏去世,褚渊丧事期间特动感情,数日之中毁顿得没个人样儿。将近一年不梳头不洗脸,只有眼泪流过的地方才能显露本来的面貌。皇上下诏要他断哭,禁止前往凭吊。安葬完毕,起用为中军将军,本来的官职仍旧。

元徽二年(474),桂陽王刘休范造反,褚渊与卫将军袁粲进来保卫皇宫及中央机关,并稳定集中众人的心理。褚渊当初在丹陽尹任上时,曾和从弟褚火召一起外出,路上碰到太祖(萧道成),褚渊举手指着太祖对褚火召说:“此人可不是寻常之辈啊!”后出任吴兴太守,太祖送东西来作告别,褚渊又对褚火召南齐书说:“此人才貌非常,将来不可估量啊!”明帝临终召大臣顾命的时候,褚渊便把太祖也拉来参与了。

太祖平定桂陽王以后,被升任中领军,领南兖州刺史,增食邑户数。太祖坚决辞让,并给褚渊和卫军袁粲上书说:“下官只是个很平常的人,也没什么远大抱负。跟着时运随波逐流,现在的官职已很不应该,才轻任重,日夜不安。近来正值国家危急,大家都在努力奋战,何况下官我,理应舍生忘死。冲锋陷阵,对于报效国家说来那是极平常的事,而给的这么大的荣誉、这么高的职务和地位,实在让我神魂震坠。下官我对待主上一片诚心,坦率自然,以前给我的荣誉和利益,我都没推辞。至于现在的提拔,我的确特别不安。实在说我是在报答先帝的恩典执行他的指示,这关系到死去的帝王和在位的皇上,而且是为了防患于未然。况且这是宗亲构祸,我这做臣下的也有责任,现在不仅不受到批评反而乘灾求幸、借乱取斌,这实在是国家的耻辱,非人臣所能容忍的!而且荣誉不能滥用,宠幸不能白张,我请求免除我的封赏和提拔,以让我再鼓勇力。效力于淮河前线。如果让我去讨伐匈奴,等我凯旋归来的时候,再封我这样的爵赏,我就不会推辞了。”褚渊、袁粲答复说:“你的上书聪颖明亮,很让人敬佩。你的谦让是发自内心的,并没什么虚饰,这一番心意,长期以来已有显著表现,更何况现在又一字一句地写下来了呢。不过现在应该商量的,乃是什么是轻什么是重。目前世道艰难,正逢凋敝,天下担忧,边民不安,国家到处都要用钱,但国库还很空虚。北方的敌人在侵扰边境,真是忧危交加。天下之人,都在为国家担心,更何况我们共负重要责任的人呢,你能否稍微不谦让一点呢?从你的怀抱说来,这样要求你是不合适的,已经知道不合适,按说就不应该固执下去。可是强寇穷凶,势过燎原,内地的叛逆,发展迅速,这都是前所未闻的情势严峻。因而时常恐惧应该考虑先定之计,你在新亭结构堡垒,枕戈待敌,这个决策,是有道理的。初战告捷,就砍了敌主的首级,此举出奇制胜。具有决定性意义。就是封你一万户,最高爵位,也不足报酬你的功劳,满足群众的呼声。现在只给你晋升中侯,你接受下来本是极平常的。当初收复济、河,你的待遇并未提高,实际如果检查一下你的级别,就知道这样的待遇并不优厚,如果再打折扣,那就要影响朝廷的制度了。奉职数年来,我们一直同舟共济亲密无间,刘领军峻节霜明,临危不顾,音容形象如在昨日,转眼之间已成古人,在这样迷乱的时代失去这样的同伴,真是连哭都来不及。现在军情严重,常务倍急,你如果只顾成全自己的节操而推辞荣誉,那么如此重任又交给谁呢?而且我们觉得由于对你有更重要的军事交待,所以才应该为你增加封地,而我们也应为朝廷效力,即使是普通人的平时说话,也希望它确定可靠,更何况君王的命令,我们必须执行,容不得你犹豫徘徊。所有位居首要而功在众先的人,他是该进还是该退,应该和大家一样。如果你只想着牺牲荣利而求独善,那么我们又怎样对待别人呢?只要你自问大公无私表里如一就行了。非常希望你能理解目前的非常状况,同意并接受我们的意见。”太祖于是接受了。

这一年,皇上给褚渊加官尚书令、侍中,配给班剑仪仗二十人,褚渊坚决辞让了尚书令。元徽三年,晋爵为侯,增加食邑至千户。服丧结束后,改授中书监,侍中、护军等职仍旧,又配给鼓吹一部。次年,褚渊后嫡母吴郡公主去世,他又像上次那样哀伤毁瘠。安葬后,皇上下诏要他着手职务,他坚决辞让,又以年祭在即为由,请求解职,皇上都没允许。

苍梧王(刘昱)酷暴稍甚,太祖与褚渊和袁粲谈论天下大事,袁粲说:“主上正处少年,有些小错误改起来也容易,伊尹霍光那样(废立君主)的事情,不是我们这个时代所适于做的,即使干成了,我们最终也不会有好下场。”褚渊不说话,但心里倾向太祖做皇帝。后来要废苍梧王,群公集议,袁粲、刘秉不接受安排,褚渊说:“除了萧公(道成)没有人能收拾局面。”手取诏书授予太祖,太祖说:“送给他他不要,我就不好推辞了!”事情于是定下来。顺帝(刘准)立位后,褚渊改号卫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,侍中之职仍旧。配给甲仗五十人上殿。

沈攸之事件暴发,袁粲有二心,太祖召褚渊来商量,褚渊说:“西夏那边闹事,必然不成气候,公(太祖萧道成)应该先防备内部出事。”太祖便秘密作了防备。事件平定后,褚渊进位中书监、司空,本官仍旧。

齐王府建制开始时,褚渊援引何曾自魏司徒为晋丞相的先例,请求太祖让他到齐王府任职,太祖谦虚而不答应。建元元年(479),褚渊进位司徒,侍中、中书监等职务仍旧。被封为南康郡公,食邑三千户。褚渊坚决辞让司徒。他给仆射王俭写信,想依照蔡谟的事例。王俭认为不宜说,劝褚渊接受下来,褚渊终究不就职。

褚渊仪表优美,举止和善,一举一动都很有风度。每到朝会的时候,文武百官和外国使者无不伸长了脖子观看褚渊的举动。宋明南齐书帝曾经感叹说:“褚渊能迟行缓步,就凭这就该做宰相了。”不久加褚渊官尚书令,其他本官仍旧。建元二年,重申上次任命,褚渊任司徒,他又坚决辞让了。

这一年敌虏又有所活动,皇上想发动所有王公以下没有官职的人员到军队去,褚渊谏止说这无益于实用,而且徒然造成扰动,皇上便作罢了。朝廷里的机密大事,皇上常常要听取褚渊的意见,而且经常采纳他的建议,对他的礼遇甚为厚重,有一回皇上大宴群臣,酒后对群臣说:“你们大家都是宋时的公卿,也没有人认为我应该做皇帝吧?”王俭等人还来不及回答,褚渊手持笏板说:“陛下不能说我们没有早识龙颜。”皇上大笑道:“我有愧于文叔,早就知道你是朱祜了。”

褚渊渊博健谈,又善弹琵琶。世祖做太子时,曾赐给他金镂柄银柱琵琶。他的性情和雅而有气度,不妄举妄动,家宅曾有一次失火,烟火都逼近了,周围的人一片惊慌騷动,褚渊却神色怡然,叫人把舆找来徐徐离去。轻薄之辈很是讥诮他的名节,由于褚渊眼珠白的部分多些,他们便说他是“白虹贯日”,意思是说这便是宋朝亡国的征兆。

太祖驾崩,在遗诏中任命褚渊录尚书事。东晋以来,尚书没有单独拜录的先例,有关部门怀疑考虑要立优策。尚书王俭讨论时说;“现居本官,另外拜录,按理应该有策书才是,但这样的情况又不见记载。中朝以来,三公王侯的封任,都是优文与策书并设的,官品第二,则只策不优。优文只是褒美,而策书还兼有表彰委任寄托的意思。尚书之职居于大官,是政治教化的根本,所以尚书令虽然只是三品,但拜官必有策书。录尚书虽不明确品位待遇的级别,但总理之任尤其重大,前代大多是与本官同拜,所以不另立策书。根据即事缘情适时变革的原则,此事有能和一般官僚的任命同样对待,应该有策书,以表明寄托和隆重。既然和王侯不同,也就不必要优文了。”

不久褚渊生病了,皇上观察星象认为将连续发生变故,褚渊很担忧,便上表要求退下来。又通过王俭和侍中王晏口头请求世祖,世祖不批准。褚渊又上启道:“臣下我资质凡薄,福过灾生,没能保持正情以获安宁,很是惭愧。而我是忠心耿耿的,就更觉得不能拖延时间了。我受职不久,头一年就患了重病,近来更是多次出现危险,更加忧虑震惊。陛下总是格外地挽留爱护我,有人说是有关人员议论未定,这都是因为您对我过分的慈爱并想让我更加荣耀。我已经四十八岁了,蒙受如此待遇,因为生病而要求退休,这有什么可惊奇的呢?况且总录尚书这个职位,东晋以来就很少任命,是国家重要的高层中枢。如今我接受的时候不曾推辞,而退休下来也是自愿,这对于我的名誉地位也没什么影响,这也是人所共知的事情,陛下何足为这点事情劳神费心呢?我如果是为了故意谦虚掩饰而赚取廉洁退让的名声,那么就应该受到监察部门的揭露和法律部门的制裁。我的一片赤诚之心不能落实,这也是神鬼不来宽宥我的原因吧。区区寸心,现在都照实禀告了。我知道光陰宝贵,更希望天下大治远过于尧舜时代。当年王弘坚决请求,才从司徒降为卫将军,刘宋王朝行之为疑,当时也没什么好的反映,拿我与他比较,就更不持齿了。我只盼望陛下宏图大展,王业发达,这样虽死在九泉,也如同活在人间了。”于是改任褚渊为司空,领骠骑将军,侍中、录尚书仍旧。

皇上派侍中王晏、黄门郎王秀之来问候褚渊的病情。褚渊死后,家中没有多余的钱财,负债至数十万。皇上下诏说:“司徒(褚渊)一旦去世,令我悲痛不已,近来虽然瘦弱多病,但我仍然坚持出来临哭。赐给他东园秘器,朝服一具,衣一袭,钱二十万,布二百匹,蜡二百斤。”

当时司空的下属们考虑到褚渊并没上任司空,提出是否应该以其下属的礼节行礼敬?王俭在议论中说:“按照《礼》的要求,新媳妇虽在路上还没过门,只要听到丈夫家有丧事,也应改换服装来到家中。如今下属们虽然还没接受他的领导,而为吏的礼节是服从朝廷的要求的,应该表示礼敬。”司徒府吏又考虑到褚渊已经解职,但继任的司徒还没上任,那么司徒府人员是否应该制服致哀呢?王俭又议论说:“中朝士孙德明从乐陵迁任陈留,还没入境就死了,乐陵郡的属吏是把他作为现君的资格来穿着丧服的,而陈留的迎吏则依女有吉日之礼行齐丧之吊的,所以司徒府应当依照褚渊还在任的礼仪要求制作哀服。”

皇上又下诏说:“褒扬美德是为了引导民众,慎重终丧是为了体现恩情。以前帝王们的有关盛典,都是从这种精神出发的。已故侍中、司徒、录尚书事、新授司空、领骠骑将军、南康公褚渊,履道秉哲,鉴识弘旷。当初青少年时代,就清誉远扬了。后来参加朝廷工作,又深受人们的敬仰。他的孝友忠贞天下共知。他曾辅佐先朝,经伦王化,聚散坎坷,终前始后,他都参与了大政方针的制定。他领导中枢机构之后,作风严谨,完全可以和古人比美,并且可作后人的楷模。而且为人谦逊,多次请求降职,勉强服从了安排,因此劳损了身体。南齐书正要登上高位、长期翼赞君主的政治教化,岂料天命不延,忽焉世逝,朕为此心情震恸。特赠褚渊太宰,侍中、录尚书、公等仍旧。配给符节,加羽葆鼓吹,增班剑仪仗为六十人。葬送之礼全都比照宋太保王弘的先例来办理。谥号为‘文简’”。在此之前,庶姓三公的丧车,没有明确的规格。王俭议论说官品第一的,都加以幢络,这是从褚渊开始的。又下诏暂时开启褚渊妻已故宋巴西公主的墓道,并赠她为南康郡公夫人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