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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魏书白话版》孙惠蔚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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孙惠蔚,字叔炳,武邑武遂人,小字陀罗。自称六世祖道恭为晋长秋卿,从道恭到惠蔚世代以大儒传家。孙惠蔚十三岁时,粗通《诗》、《书》及《孝经》、《论语》;十八岁时,师从董道季讲《易》;十九岁,师从程玄读《礼经》及《春秋三传》。游历儒堂,在冀州一带相当出名。

太和初年(477),郡中推举他为孝廉,对策于中书省。当时中书监高闾久闻孙惠蔚名字,称其英辩,因而与他交谈,推荐他为中书博士。转任皇宗博士。高闾承诏理定雅乐,孙惠蔚参预此事。等到乐定成,高闾上疏请召集朝中贵宦到太乐署,讨论是非。秘书令李彪自负才辩,在其中诘难,高闾让孙惠蔚与李彪辩论,李彪不能说服他。黄门侍郎张彝经常与他游玩相处,每逢上表陈疏论事,多参访于他。太和十七年(493),高祖南征,上议告类之礼。等到太师冯熙逝世,孙惠蔚监护他的丧礼,上书请求让冯熙还没成年的儿子都穿成人的丧服。孙惠蔚与李彪以儒学相知,等到李彪官做到尚书,孙惠蔚仍为太庙令。高祖曾经从容地说:“道固既登龙门而孙惠蔚还沉秽地,朕常常觉得心中有愧。”孙惠蔚虽然久滞小辟,但深深理解为官通塞之变,没有孜孜求官的愿望,儒者以此推崇他。

二十二年(498),孙惠蔚侍读东宫。这以前七庙以平文为太祖,高祖议定祖宗,以道武为太祖。祖宗虽然确定下来,但庙中昭穆次序仍然未改。等到高祖逝世,附神主牌位于祖庙,当时侍中崔光兼任太常卿,认为太祖既改,昭穆应依次而易。兼御史中尉、黄门侍郎邢峦认为太祖虽改,昭穆仍然不该改变,于是立弹劾书章要追究崔光责任。崔光对孙惠蔚说:“这是礼制,而执法之人要弹劾我,我只有向硕学大儒求援来了。”孙惠蔚说:“您的意见深得礼制变化要旨。”很快写了封信给崔光,说明此事。崔光把孙惠蔚的信递交给宰相,于是召孙惠蔚与邢峦在官衙辩论得失,尚书令王肃又帮助邢峦,而邢峦最终还是理屈,弹劾的事就放下了。

世宗即位之后,孙惠蔚仍然在其左右教授经典,官职从冗从仆射迁升至秘书丞、武邑郡中正。孙惠蔚既入东观,看到典籍不周备,于是上疏说:“臣听说圣皇治世,必定赞扩经典,参天礼地,宪章典故,述遵鸿儒。所以《易》说:‘观乎天文以察时变,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。’所以六经、百氏、图书秘籍,是承接上天之术,是治人的规范。所以温柔疏远,是《诗》、《书》之教;恭俭易良,是《礼》、《乐》之道。爻彖以精微为神,《春秋》以辞意为化。因此大训昭明于东序之堂,艺文光耀于麟阁之上。这些实在都是致太平的主要典籍,胜残的要道,乃是国家的灵基,帝王的盛业。安定政权,安抚百姓,调化风俗,都是依据它们吧?等到秦代毁弃学术,《礼经》绝迹。汉兴求访,典文渐举,先王遗训,灿然复存。到光武拨乱反正,日不暇给,而入洛陽的书仍只有二千余两(两,疑误)。魏、晋朝,尤其重视典籍,收亡集逸,九流典籍皆备。检视他们校集史篇,访购经论,纸竹所载,巨细无遗。为臣学识不足称为通儒,思虑不及绵远,徒循章句,片义不曾述立。而皇恩慈爱,照及愚陋,我得以任职秘书省,忝居承乏,职在掌书。而臣看观、阁旧典,先前没有确定目次,新故混杂,首尾不全。有的累重数十,没有的多年不誊写。或者有的篇第脱漏,始末残缺;有的文坏字误,谬误多烂相属。篇目虽说很多,全然不缺的很少。臣今天依照前丞臣卢昶所写的《甲乙新录》,打算修残补阙,损并有无,校正句读,制成定本,次第均写,永为常式。那些省中先没有的版本,广加推寻,搜求令足。然而经记书籍浩博,诸子纷论,部卷既多,章篇错误,不是一两名校书官,经过一些年的工作就可做完的。今请求让四门博士以及在京的儒生四人,在秘书省专门从事精校工作,参定字义。如果陛下同意,则会使经典文字允当正确,书籍定会大为丰富起来。”帝下诏同意。

又兼任黄门侍郎,迁任中散大夫,仍兼任黄门侍郎。很久以后,转为正黄门侍郎,代崔光为著作郎,他非文史之才,没有撰述,只自披其传注数行而已。迁任国子祭酒、秘书监,仍掌史事。延昌二年(513),朝廷追赏他的侍讲功劳,封枣强县开国男,食邑二百户。肃宗初年,出任平东将军、济州刺史。还京后,除任光禄大夫。魏朝初年以来,儒生大多仕途潦倒,孙惠蔚最为显达。他先单名蔚,正始年间,在宫内侍讲,夜晚论述佛经。皇帝听了很舒服,下诏让他加上“惠”,号称“惠蔚法师”了。神龟元年(518)卒于任上,时年六十七岁。朝廷赐给他帛五百匹,赠大将军、瀛州刺史,谥称戴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