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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千古之谜》江陵蚂蟥山战国墓是否越人墓?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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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82年10月下旬,湖北省博物馆驻江陵纪南城工作站,在江陵县九店乡雨台村境内,南距秦家嘴楚墓地1.5公里,东北距九店砖瓦厂楚墓地一公里,西距纪南城东城垣700米的蚂蟥山中部,配合荆州地区畜牧科学研究所附属砂场取土挖沙工程,清理了一座战国墓,出土了越式铜鼎等5件文物。

但是,此墓是否越人之墓,却引起了一场争议,至今尚无定论。该墓为竖穴土坑小型墓,没有斜坡墓道,清理时,墓坑上部已被破坏,现存墓口呈长方形,残长3.06米、宽1.74米,深2米。葬具为单椁单棺,均已腐朽,但其痕迹尚可见。随葬器物共5件,其中铜器3件,铁陶器各1件(铜鼎、铜环、铜带勾及铁削刀、陶高领罐)。

有关此墓的年代,胡文春同志在《考古与文物》1987年第5期上撰文认为是越人墓,因无纪年可考,主要从出土器物进行分析,以确定其入葬的大致年代。铜鼎的形制特点,与江西上高、湖南资兴旧市发现的铜鼎形制特点基本相同,这两地的铜鼎随葬墓年代为战国中期,因而蚂蟥山此墓也相当于战国中期。在距这座墓不远的江陵雨台山,也出土过一件类似的铜鼎,但其形制有一定的差别,如口小底大,三扁平足外撇较甚,两附耳为方形等,为战国晚期墓葬。而蚂蟥山铜鼎则敛口,腹微鼓,平底,有棱的三扁足略向外撇。可见两墓年代不可能相同,故定为战国中期较为适宜。

这座墓随葬的铜鼎,与江陵地区楚墓发现的楚式铜鼎形制差异较大,而与湖南资兴旧市出土的越式铜鼎的特征相同,因此它应是越式铜鼎。春秋晚期至公元前278年秦拔郢之前,纪南城是楚国的郢都,城内外住有巴、吴、越及中原地区等地方的人。这座墓在当时楚都纪南城的东西近郊,又随葬越式铜鼎,因而它应是座越人墓。

此文发表后,《考古与文物》1990年第四期发表了王家德同志的《江陵蚂蟥山越人墓质疑》。认为此墓不是越人墓,而是一座战国初期的楚墓。1.从地望上看,江陵乃东周时楚之郢都故地。该墓邻近楚都纪南城东城垣仅700米,且周围分布有密集的楚墓群,这表明这一带无疑是楚人墓地。2.从墓的形制、棺椁痕迹和随葬品的放置方向来看,与其周围楚墓无别。虽然越人也用棺椁埋葬死者,但结构不尽相同。史书记载越人,“断发文身”,与楚人的习俗有别。

3.从随葬品看,此墓出土的铜鼎、铜环、带钩和铁削刀等物,其中陶罐、铜带钩、铜环和铁削刀在楚墓中常见。绳纹高颈陶罐不仅在江陵发现,而且在距郢都不远的当陽赵家湖、宜都红花套和枝江等地的楚墓中所见的陶罐相似。因此,它们是楚器而非越器。

4.根据铜鼎的造型风格,原作者认为是一件“越式鼎”,此是该墓确定为越人墓的重要依据。诚然,该鼎与目前在郢都所见的楚式铜鼎有较大的差别。另外,在雨台山558座楚墓中,仅出土一件与楚式鼎不同的所谓“越式(铜)鼎”。应视作这可能是楚民族吸收外民族(越民族)文化因素的结晶,刘彬徽先生在分析楚国青铜礼器时曾经说过如下一番话:“第四种(即该类型)可名之为非楚式,即楚人使用或仿制其他文化的器型。”(见《楚国青铜礼器初步研究》,《中国考古学会第四次年会论文集》,文物出版社1983

年)从陶罐上也可以找到模仿的印记,即一种敛口、平底、三足瘦长外撇的陶鼎,在战国中期以后的楚墓中经常可以见到。因此,我们在研究器物型态学的时候,既要看到楚文化对外民族的影响,又不能忽视外民族(如越民族)的文化对楚文化的影响。总而言之,目前郢都所见的两件“越式鼎”皆属楚人所用的器皿。这两件铜鼎与湖南资兴旧市出土的越式铜鼎“相差较大”,(参见熊传新、吴铭生《湖南古越族青铜器概论》,《中国考古学会第四次年会论文集》)相比之下,湖南资兴旧市越式鼎带有浓郁的越文化特征。

5.春秋末期及战国初期,以秦、楚、齐、燕、韩、赵、魏七国为主的诸侯之间经常发生争霸战争。楚、越常发生战争。据《史记。楚世家》:“熊渠甚得民间和,乃兴兵伐庸,杨粤(越)至于郢。”又曰:“镇尔南方夷越,无侵中国,于是楚地千里。”最后一次战争,越国终被楚灭。秦汉时越族与汉人(楚)杂居。先奏时,古人在他乡死后,一般归葬故土。据目前郢都附近的江陵、当陽发掘的上千座楚墓来看,“仅见两件与越式鼎”。由此推测此墓是楚墓。

然而,在江陵地区楚墓中有随葬越人兵器的现象。如望山一号墓出土一把“越王勾践”铜剑,便是一例。我们不能因此否定望山一号墓是楚墓。此墓虽无纪年,但经过上述分析,联想到江陵是楚郢都的腹地,所以判断蚂蟥山发掘的一座不是越人墓。

至今,江陵蚂蟥山战国墓中出土的“越式鼎”引起了如上的争议,究竟此墓是越人之墓,还是楚墓中随葬的越式文物,结论尚不清楚。

(傅丰渭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