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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中国近代战争史》第五节 英法联军第一次北犯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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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联军策划北犯,清廷置若罔闻

英法联军占领广州后,额尔金、葛罗等又在香港密谋策划,确定联军舰队先开往上海,威逼清廷签订新约;若不能达到目的,便北犯白河口,对清廷直接施加压力。美、俄公使完全赞同英、法的图谋。

1858年2月,英、法、美、俄公使分别照会清政府,要求于3月底以前派全权代表到上海举行谈判,否则,即向白河口进发。3月底,侵略者的要求遭到了拒绝,四国公使便决计率领由香港集中到上海的英舰十余艘、法舰六艘、美舰三艘、俄舰一艘,分批北上。

对于侵略者贪得无厌的野心,清廷缺乏清醒的估计。广州沦陷后,仍认为英法只是借端要挟,不会继续入侵,因而命令柏贵“以情理开导”,劝说侵略者退出广州,然后“相机筹办”。同时,任命刑部右侍郎黄宗汉为钦差大臣和两广总督,由京赴粤,与英法侵略者进行谈判。另一方面,咸丰帝接受某些人的建议,要柏贵等借助广东绅民之力,利用各地团练乡勇将联军逐出省城和内河,“使知众怒难犯,……不致诛求无厌”①。不久,咸丰帝接到两江总督何桂清关于英、法、美、俄四公使欲赴天津的奏报。但他仍然置若罔闻,不立即采取对策,直至3月21日,才谕令直隶总督谭廷襄等“于海口各要隘,不动声色,严密防范”②,以防意外。

二、联军进逼大沽,清军仓卒布防

1858年4月20日,英、法、美、俄四国公使在白河口外会齐,24日即分别照会清政府,要求派全权大臣在北京或天津举行谈判。英、法公使竟限令六日内答复其要求,否则即采取军事行动。美、俄公使则打出“调停”的旗号,劝告清廷尽快会谈。与此同时,联军舰队陆续驶抵大沽口,随即进行了进攻大沽炮台的各种准备。他们派出侦察船,探测水深,侦察海口的地形和炮台设施等;派遣侦察人员化装登岸,侦探清军部署;派舰艇抢劫民船商船,掠夺财物粮食;在水边立标打靶,进行临战训练,并对清军巡洋哨船鸣槍挑衅等等。

大沽口是天津的门户,近口三十余里有拦江沙一道,称为“口外之险”,大船不便航行。海口南北两岸建有炮台四座(北岸一座,南岸三座),仅有守兵七百人。海口距大沽村五六里,距天津一百八九十里,中间有新城、葛沽,为商船进口后停泊之处。谭廷襄认为,敌军“长于水,而不长于陆,狡猾性成,未必肯舍长就短”,因而提出了“设防仍以水路为主,兼备炮台后陆路”的方针。①4月19日,谭廷襄与直隶提督张殿元、布政使钱炘和等率兵约八千人,并携带神机营大炮,仓促前往大沽口设防。其部署是:谭廷襄率督标各营驻防海神庙(大沽东、西二村之间),张殿元率提标兵一部防守北岸炮台,天津镇总兵达年率镇标及提标大沽协兵防守南岸各炮台,钱炘和总办粮台,清河道崇厚总理营务处。雇募海船、盐船四十余只,于海神庙前搭浮桥一座,便于两岸联络,协同作战。此外,清廷还调派刑部左侍郎国瑞、护军统领珠勒亨、副都统富勒敦泰等率京营马步各队及火器营、健锐营兵二千余人,携炮三十门(内有万斤大炮数门),赶赴海口,统归谭廷襄节制。谭便令国瑞率马队五百人驻新城以东离海口十五里处;令珠勒亨率马步兵千余人、富勒敦泰率火器营五百人守海口北岸及新河,均作为南北两岸炮台的后路接应。

三、联军大沽登陆,清军抗战失利

英、法、美、俄公使照会清廷后,咸丰帝令谭廷襄与其谈判,要求英、法、美公使返回广东,听候黄宗汉办理,俄使则仍到黑

龙江等处会办。他把希望寄托在打出“中立”旗号的美、俄公使的“调处”上,企图以美、俄牵制英、法。经过多次交涉,清廷的希望完全落空,侵略者决心使用武力迫使清廷屈服。

截至5月19日止,陆续驶抵大沽口外的英、法、美等国舰船共约三十艘50000061_0179_0①。当日傍晚,联军“斯莱尼”号、“复仇者”号等十六艘舰艇和二十余只舢板,载海军陆战队约二千人,驶入拦江沙内,待命行动。美舰和俄舰各一艘相继跟进,为英法联军壮胆助威。

5月20日上午8时,额尔金和葛罗发出最后通牒,要求让四国公使前往天津,并限令清军在两小时内交出大沽炮台,否则武力占领。在此以前,联军拟定了如下攻击计划:首先以六艘炮艇分成二队,同时发炮攻击南北两岸炮台;然后,两支登陆部队分别向南北两岸发起攻击。第一支由四百五十七人(英军二百八十九、法军一百六十八)组成,攻取北岸炮台;第二支由七百二十一人(英军三百七十一、法军三百五十)组成,攻打南岸炮台。

20日上午10时,联军两队炮艇开入口内,同时轰击南北两岸炮台。当时,北岸炮台由游击沙春元率部防守;南岸的主炮台由总兵达年和游击德魁率部防守,左炮台由都司讷勒和等率部防守,右炮台由游击陈毅等率部防守。四座炮台的防兵已增加到三千人,大炮二百余门。面对敌人的进攻,各台守兵奋起还击,击沉敌舢板四只,毙敌近百名。法炮艇“霰弹”号遭到重创,艇长被打死,十一人被打伤。与此同时,守军从海口施放了约五十只火船、火筏,顺流而下。联军舰队立即派小艇将火船、火筏拨开,保护两队炮艇继续轰击炮台。接着,口外的联军旗舰“斯莱尼”号及其它主力舰只的大口径火炮也向炮台轰击。北炮台的三合土顶盖被

1858年5月,英法联军炮击大沽口炮台

击毁,南炮台炮墙亦被轰塌,有的火炮被炸坏。守台兵遭敌炮轰击,伤亡甚众。11时,联军的两支陆战队乘舢板强行登陆,向炮台接近。守军冲出炮台,与敌展开白刃格斗。他们的顽强抗战精神使敌人大为震惊。连目击此次战斗的一个美国人也承认:“中国兵械虽不甚精,而兵弁大都忠勇”。①正当炮台防兵与敌艰苦鏖战之际,谭廷襄、钱炘和等却从大沽村乘轿逃跑,致使士气大挫。当敌陆战队进至炮台附近时,后路清军不仅不及时增援,反而讹传前军失利,以致兵勇惊溃。炮台守兵孤军奋战,沙春元、陈毅等中弹牺牲,各炮台遂相继失守,所有火炮、器械,全被敌军掠获。联军陆战队占领南北两岸炮台后,其炮艇沿白河驶向东沽,烧毁浮桥,占领东、西大沽二村。

这次作战,大沽清军数倍于敌,但仅仅接战两个多小时,四座炮台全部落入敌手。其所以如此,主要是清廷动摇不定,缺乏抗战决心。当联军从上海北上时,咸丰帝一面命令在天津、大沽暗地设防,一面又令谭廷襄等“平心静气”地与侵略者“理论”。前线指挥官谭廷襄虽然奉旨设防,但也根本没有打的决心,战前既无周密的防御计划,战时又不亲临前线指挥,危急时刻则带头逃跑。大沽炮台的陈旧落后,也直接影响了战斗的进行。早在第一次鸦片战争前,驻守虎门的关天培就采用增减木垫的办法调整火炮的射程,可是,大沽炮台连这样的土办法也未采用。固定在炮架上的火炮无法调整射程,结果,敌舰趁落潮时发起进攻,各炮台发射的炮弹便大多成为远弹,不能命中目标。加上仍然采用老式的木制炮架,一旦遭敌火箭攻击,木架着火燃烧,火炮随之滚落地上,无法继续射击。此外,炮台后路部队畏缩不前,有的望风而逃,也加速了炮台的陷落。

四、联军威胁津京,迫签《天津条约》

5月24日,谭廷襄逃回天津,张殿元等各率所部退守天津城外。英法联军炮艇八九艘溯白河而上,于26日驶抵天津城下。不久,四国公使也率主力舰只赶到。侵略者宣称,如清廷不立即派全权代表前往天津谈判,就先取天津,再攻北京。

谭廷襄在大沽炮台失陷后立即声称:“统观事态,细察夷情,有不能战、不易守、而不得不抚者”①。当联军兵临天津城下时,谭更加惊恐万状,认为“时势危急,战守两难”,唯一出路是向侵略者妥协求和。咸丰帝以天津逼近京城,急忙于5月28日派大学士桂良、吏部尚书花沙纳为钦差大臣,赶赴天津议和。

从6月4日起,桂良等与英、法、美、俄代表进行了多次交涉。在英法代表骄横要挟下,桂良等被迫接受了全部要求,分别于6月26日和27日签订了中英《天津条约》和中法《天津条约》。条约的主要内容是:公使常驻北京;增开牛庄(后改营口)、登州(后改烟台)、台湾(台南)、淡水、潮州(后改汕头)、琼州、汉口、九江、南京、镇江为通商口岸;扩大领事裁判权;对英赔款四百万两,对法赔款二百万两;修改税则等等。条约规定第二年在北京交换批准书。

当桂良等与英、法代表谈判时,美、俄公使扮演“调停者”的角色,玩弄陰谋诡计,竟抢在英、法之前,诱逼清廷分别于6月13日和18日签订了中俄《天津条约》和中美《天津条约》。在中俄《天津条约》签订以前半个月,黑龙江将军奕山在沙俄武力威胁下,与东西伯利亚总督穆拉维约夫签订了非法的《瑷珲条约》。通过这个条约,沙俄侵吞了中国黑龙江北岸、外兴安岭以南六十多万平方公里的领土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