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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中国近代战争史》第三节 战争的爆发和双方战略方针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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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战争的导火线

1894年春,朝鲜全罗道爆发农民起义。在东学党的领导下,起义者举起“尽灭权贵”、“逐灭洋倭”的革命旗帜,反对国内封建剥削,反对西方列强和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。6月1日,起义军占领全罗道首府——全州,各地农民纷纷响应,起义势力逐渐波及全国,朝鲜封建王朝惊恐万状。

东学党起义后,日本外务大臣陆奥宗光认为借口侵朝的良机已到,不可失之交臂。参谋本部次长川上操六也向内阁总理大臣伊藤博文建议:“东学党势甚猖獗,韩兵不能镇压,目下趋势必向清国请求援兵,清国政府必容纳此种请求。我国如欲保护在韩臣民,维持帝国均势,殊有出兵之必要。”①

中国方面,李鸿章开始并不主张出兵朝鲜,但当时清朝政府派驻朝鲜的商务大臣袁世凯积极主张派兵“助剿”,并援引日本驻朝使馆译员郑永邦所说“贵政府何不速代韩戡”,“我政府必无他意”②等语,鼓动李鸿章派兵赴朝。这样做正好上了日本侵略者的圈套,因为中国一旦出兵,日本便有了出兵的借口,进而把清朝政府拖入预设的战争陷阱中去。

6月4日,李鸿章接到朝鲜政府关于“酌遣数队,速来代剿”①的正式请求,随即命北洋海军提督丁汝昌派“济远”、“扬威”二舰赴仁川、汉城护商(连同已在仁川的“平远”号共计三舰),并命直隶提督叶志超率同太原镇总兵聂士成,统兵二千余人,由海道赴朝。6月6日,聂士成所率前锋九百人搭乘招商局轮船“图南”号自大沽出发,8日抵牙山口后,换乘驳船,9日于白石浦登陆,进驻牙山。叶志超自率后队一千五百余人,搭乘“海晏”、“海定”号,6月8日自山海关出发,于11日抵达朝鲜,登陆后,与聂部合屯牙山县。在派兵赴朝的同时,按照中日天津条约的规定,由中国驻日公使汪凤藻将出兵情况通知日本外务部,并表明一旦完成镇压东学党起义后,随即班师回国。

在中国派兵赴朝之前,日本内阁会议已于6月2日作出决定,以保护使馆和侨民的名义出兵朝鲜,并立即下达秘密动员令。日本侵略者决定采取先发制人的政策,命正在休假的驻朝公使大鸟圭介返回朝鲜,由海军陆战队四百余人以“护送”公使为名,直入汉城。接着,又悍然派出一个混成旅团(以驻广岛的第五师团第九旅团为基础,计有第十一和第二十一两个步兵联队、一个骑兵中队、一个野战炮兵大队、一个工兵中队,以及辎重队、卫生队和两个野战医院,共八千余人),由陆军少将大岛义昌率领赴朝,占据汉城至仁川一带战略要地。海军则派出“松岛”(常备舰队司令伊东祐亨的旗舰)、“千代田”、“高雄”、“赤城”、“筑紫”、“大和”、“八重山”和“吉野”等军舰,控制海港釜山和仁川,监视海面,并布设水雷障碍等。

在清军既已前去朝鲜,日军剑拔弩张,战争迫在眉睫之际,李鸿章并未采取紧急措施,做好应战部署,仍然寄希望于“以敌制敌”,徒劳地奔波于俄、英等国驻华公使之间,乞求欧美帝国主义列强出面“调停”,结果四处碰壁。他明知“日兵分驻汉、仁,已占先著”①,非但不与抗争,反而于7月初将在朝军舰全部调回。这一行动,在战略上是一大失策。因为放弃仁川,无异于给日军提供了由海道进犯中国的前进基地,并使牙山清军处于孤立无援的严重地位。

日本方面,挑起战争是其既定方针。当清朝政府以“韩乱”已息,要求根据中日天津条约同时撤兵时,日本政府不仅不同意,反而无理提出于涉朝鲜内政的所谓“改革方案”,故意制造纠纷。同时,日本政府又以默许英、俄等国的在华利益为条件,换取了列强在中日两国冲突中采取有利于日本的“中立”立常7月14日,日本政府见其陰谋外交得逞,而且军事上已占先着,便照会请政府,断然拒绝中日双方同时从朝鲜撤兵的建议,反诬中国政府“有意滋事”,声言“嗣后因此即有不测之变,我政府不任其责”②,企图把中日开战的责任归咎于清政府。实际上,陆奥宗光早在7月12日即已电告日本驻朝公使大鸟圭介:“目前有采取断然处置之必要,……不妨利用任何借口,立即开始实际行动。”③随后,日本海军主力舰艇于佐世保军港集结,成立联合舰队(由常备舰队和西海舰队合编而成,伊东祐亨任司令官),下分本队和第一、第二游击队。7月23日,日军闯入朝鲜王宫,非法囚禁朝鲜国王李熙及闵妃,诱胁大院君李昰应主持国事,并强迫朝鲜宣布废除过去同中国所签订的一切条约。25日,日军在丰岛附近偷袭中国舰船,并进犯牙山清军,正式挑起侵略中国的战争。

二、战争的序幕

(一)丰岛海战

由于日本侵略者蓄意挑衅,清廷不得不责令李鸿章速筹战备。7月16日,光绪帝又电谕李鸿章“断不可意存畏葸”,并严厉指出:“若顾虑不前,徒事延宕,驯致贻误事机,定惟该大臣是问!”①李鸿章见乞求列强调停的希望破灭,又受到光绪帝的严厉责问,只得增兵赴朝。他派出四支援军,即:从天津出发的盛军总统总兵卫汝贵率领的盛军六千余人,从旅顺出发的宋庆所部提督马玉昆率领的毅军二千人,从奉天出发的奉天练军统领总兵左宝贵率领的奉军三千五百人,从奉天出发的奉天盛军总统丰升阿率领的吉军、盛军一千五百人。上述各军共约一万三千余人,均取道辽东过鸭绿江进军平壤。由于道路迂远,不能救牙山之急,李鸿章决定从天津一带再抽兵二千余人,由海道前往牙山,认为“合叶原队共五千人,可当一面”②。因轮船招商局般只正在运载盛、毅两军赴大东沟(今东沟),只得雇英商“爱仁”、“高升”、“飞鲸”三轮应急。7月21日至23日,“爱仁”载兵一千二百人,“飞鲸”载兵约五百人,“高升”载兵九百五十人,先后由大沽口开出。为保证登陆安全,由副将方伯谦率军舰“济远”、“广乙”、“威远”自威海卫开赴牙山。24日,“济远”等三舰及“爱仁”、“飞鲸”两轮先后抵牙山内岛,部队登陆。

当时,在天津潜伏多年的日本间谍石川五一等勾结汉奸刘芬,获得了援牙清军的出发日期及航渡运载等情况,密告日军。日军决定在清军增援部队只到达一部分的时候,采取偷袭手段,不宣而战。7月23日上午,日本联合舰队从佐世保启航,次日到达牙山以南的群山浦。伊东祐亨命第一游击舰队司令坪井航三率军舰“吉野”、“浪速”、“秋津洲”向牙山湾搜索前进,伺机攻击。24日这天,停泊在仁川的英舰透露,日舰将要截击中国舰只。这时,北洋舰队主力远在威海卫,“高升”号和运送饷械的“操江”号则已离开大沽,正在赴牙途中。当日20时和21时15分,“爱仁”、“威远”先后离牙返航,“济远”、“广乙”两舰继续帮助“飞鲸”赶卸兵马。25日晨4时,“飞鲸”驳卸将毕,“济远”、“广乙”两舰离牙,拟于途中告知“高升”、“操江”掉头西归。行抵丰岛西南时,突遭日舰“吉野”、“浪速”、“秋津洲”的袭击,“济远”、“广乙”被迫还击。两舰爱国官兵在敌强己弱的情况下,沉着应战。“广乙”号是福建船政局自造的排水量仅有一千零三十吨的炮舰,火力不强,开战不久即受重伤,船身倾斜,退出战斗后在朝鲜十八岛附近搁浅,纵火自焚。“济远”号是一艘二千三百吨的德制钢甲巡洋舰,配备有舰炮十八门,并有鱼雷发射管四个。战斗中,船舵被毁,便向西退走。日舰“吉野”尾追不舍。

9时许,正当“济远”向西退走时,“高升”号向东驶来,日舰“浪速”号鸣炮令其停航。在后面不远的“操江”号见状即调头西返。坪井航三命“浪速”号俘虏“高升”,令“秋津洲”追赶“操江”,以自己乘坐的“吉野”号继续追击“济远”。“济远”管带方伯谦贪生怕死,躲在舱内铁甲最厚的地方瑟缩不出,并下令悬挂白旗投降(一说诈降)。舰上士兵极为愤怒,水手王国成、李仕茂等毅然发尾炮击中“吉野”,使它不敢再追。

“济远”向西退却途中,曾赶上调头西返的“操江”号(因“操江”时速只有八海里),但方伯谦只顾自己逃命,致使“操江”号被日舰“秋津洲”掳去。

“高升”号上清军全体官兵面对日舰“浪速”的威逼,坚贞不屈,宁死不降。13时许,日舰“浪速”号鱼雷、舰炮齐放,“高升”号上的清军官兵以步槍还击。不久,“高升”号沉没,船上清军九百五十人,除二百五十余人后来得救外,其余全部死难。

(二)成欢之战

在日舰进行丰岛偷袭的同时,日大岛旅团长率主力三千余人,携山炮八门以及辎重、电信、野战医院等,自汉城向南开进,企图消灭牙山一带清军,以解除尔后北进时的后顾之忧。而丰岛偷袭,则正是为了阻止清军从海道增援牙山,保证其陆路战斗的首战获胜。①

孤守牙山一带的清军(加上由海道新到的援军,共计八营,约四千一百余人)失去了与天津的联系,又鉴于滨海地形开阔,不利防守,因此,由总兵聂士成率军三营,于7月26日移驻牙山东北五十里的成欢驿。聂士成得知日军已进抵距成欢四十里的振威,立即请援于叶志超。27日,营官江自康、许兆贵率队前往增援。28日晨,叶志超也赶到成欢。聂士成鉴于海道已阻,援军断难飞渡,牙山绝地,不可再守,而公州背山面江,形势险要,建议叶志超马上前去占据。并且说:“幸而胜,公为后援;不胜,犹可绕道出。”①这时,日军已进逼素沙场,离成欢仅十里之遥。于是,叶志超率叶玉标一营进据公州,聂士成率六营扼守成欢,另留一营守牙山。

成欢驿东西皆山,北通汉城,南达公州。北面临河,南北两岸皆水网沼泽地。有桥一座名“安城渡”,为南北往来隘道。清军在成欢驿东面山顶筑垒自固,西面山顶则设有炮兵阵地,控制日军必经的驿道。

28日夜,日军自素沙场分两路进犯:一从大道进攻,钳制清军主力;一从东面迂回,进攻清军右侧。当夜,武备学堂学生于光炘等冒雨侦察敌情,发现日军偷袭,立即报告聂士成,并率兵一部预伏安城渡桥侧,控制要点。半夜,日军右路前锋进抵安城渡桥北,于光炘等奋力阻击,杀伤不少日军,使其前锋败退。可是,聂士成未能及时增援,而日军后队又至,于光炘等英勇抵抗,力战牺牲。29日黎明,日军攻占成欢西北面山坡,聂士成率主力抵抗,战斗甚为激烈。正在这时,日军迂回部队突然袭占请军右翼之东北面山坡,并发炮轰击清军东面诸垒。经过激战,清军不支,聂士成率队退往公州。这时,叶志超已放弃公州向北逃跑,于是两部合军北走。

日将大岛原来判断清军必退牙山,因而率队向牙山追击;及抵牙山,不见清军踪影,便留一小队驻防该处,自率大队返回汉城。

叶志超逃跑时,因害怕同日军遭遇,绕道远离汉城的朝鲜东部山区,经清州、忠州、堤川、原州、狼川、金化、平康、伊川、遂安、祥原,渡大同江抵平壤,途中历时近一个月。当时正逢炎夏,“残军饥疫死者相属”,而叶志超竟无耻地向李鸿章谎报战功,诡称“沿途叠败倭兵”。①于是清廷“论功行赏”,嘉奖员弁数百人,赏军士银二万两,并提升叶志超为平壤各军的总指挥。

日军丰岛偷袭,并进犯驻朝清军,揭开了中日战争的序幕。但是,李鸿章不但不积极准备抗战,反而认为“高升系怡和商船,租与我用,上挂英旗,日敢无故击沉,英人必不答应”②,幻想英国出面干涉。可是,随着后来战事的发展,英国见日方处处居于优势,竟然不顾事实和国际公法,声称7月23日日军侵入朝鲜王宫之时,即中日开战之日,“高升”号系“开战后”驶离大沽口,因此责任不在日方。清政府不敢抗争,最后竟由出面租船的轮船招商局赔偿英商损失。

三、中日宣战和双方战略方针

清政府见日本侵略者已公然揭开战幕,被迫于8月1日对日宣战,日本也于同日宣战,中日甲午战争正式开始。

早在宣战之前,日本即已成立战时大本营,统一筹划和指挥陆海军作战事宜。大本营首席长官由参谋本部总长陆军大将有栖川宫炽仁亲王担任(1895年1月炽仁亲王死后,由陆军大将小松宫彰仁亲王代理),由参谋本部次长陆军中将川上操六和海军军令部长中牟田仓之助(7月17日,中牟田仓之助免职,海军中将桦山资纪接任)二人共同辅佐。在明治天皇和伊藤博文首相等的亲自参与下,日本战时大本营在战前已制订好侵略中国的“作战大方针”,即:以主力在山海关附近登陆,于直隶平原同清军主力决战,夺取北京。在这一战略方针指导下,日军制定了如下作战计划:首先派陆军第五师团进占朝鲜,钳制和击败在朝清军;海军则以联合舰队击破中国北洋舰队,迅速夺取黄海和渤海制海权。下一步则视海军胜败情况而定:第一,如海军主力决战获胜,则将陆军主力输送至渤海湾(以山海关为主)登陆,实施直隶平原决战;第二,如果海上决战不分胜负,中日双方均不能掌握制海权,就用陆军主力侵占整个朝鲜;第三,如果海上决战失败,清军控制了制海权,本国又受威胁,则尽力援助在朝的陆军,而把陆军主力留守本土,以防清军反攻。①日军这一作战计划的核心是,消灭北洋舰队,夺取黄海、渤海的制海权,控制海上运输线,进而与清军进行直隶平原决战。

清军方面,事先没有明确的战略方针。当时,清朝统治集团内部分为“后党”和“帝党”两派。光绪帝自1889年“亲政”以来,力图有所作为。他与户部尚书翁同和为首的“帝党”,竭力主战。而实际把持朝政的西太后慈禧与李鸿章为首的“后党”,为了保持实力,竭力主和,积极推行“屈辱求和”、“避战自保”的政策。由于政治腐败和内部纷争,清廷始终不能协调一致地统筹全局,因而事先既未组成专门的作战指挥机构,又未制定相应的战略方针,以对付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。开始,寄希望于俄英等国的所谓“调停”。当朝鲜形势极度紧张,全国舆论和清军某些爱国官兵强烈要求清政府积极抗战时,主和派既不敢公开反对,又不愿认真备战。直至战争爆发之后,清王朝为形势所迫,才临渴掘井,在宣战诏书中提出了一个海守陆攻的战略方针:“著李鸿章严饬派出各军,迅速进剿,厚集雄师,陆续进发,……并著沿江、沿海各将军、督抚及统兵大臣,整饬戎行,遇有倭人轮船驶入各口,即行迎头痛击,悉数歼除”①。根据这一方针,决定增调陆军赴朝,先在平壤集中,然后南下驱逐在朝日军;以海军各舰队分守各自防区内的海口,北洋舰队即集结于黄海北部,扼守渤海海峡,策应在朝清军,并确保京畿门户的安全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