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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韩非子》备内第十七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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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主之患在于信人,信人,则制于人。人臣之于其君,非有骨肉之亲也,缚于势而不得不事也。故为人臣者,窥觇其君心也,无须臾之休,而人主怠傲处上,此世所以有劫君杀主也。为人主而大信其子,则奸臣得乘于子以成其私,故李兑传赵王而饿主父。为人主而大信其妻,则奸臣得乘于妻以成其私,故优施传丽姬杀申生而立奚齐。夫以妻之近与子之亲而犹不可信,则其余无可信者矣。

且万乘之主,千乘之君,后妃夫人、适子为太子者,或有欲其君之蚤死者。何以知其然,夫妻者,非有骨肉之恩也,爱则亲,不爱则疏。语曰:“其母好者其子抱。”然则其为之反也,其母恶者其子释。丈夫年五十而好色未解也,妇人年三十而美色衰矣。以衰美之妇人事好色之丈夫,则身见疏贱,而子疑不为后,此后妃夫人之所以冀其君之死者也。唯母为后而子为主,则令无不行,禁无不止,男女之乐不减于先君,而擅万乘不疑,此鸩毒扼昧之所以用也。故《桃左春秋》曰:“人主这疾死者不能处半。”人主弗知,则乱多资。故曰:利君死者众,则人主危。故王良爱马,越王勾践爱人,为战与驰。医善吮人之伤,含人之血,非骨肉之亲也,利所加也。故与人成舆,则欲人之富贵;匠人成棺,则欲人之夭死也。非舆人仁而匠人贼也,人不贵,则舆不售;人不死,则棺不买。情非憎人也,利在人之死也,故后妃、夫人太子之党成而欲君之死也,君不死,则势不重。情非憎君也,利在君之死也。故人主不可以不加心于利己死者。故日月晕围于外,其贼在内,备其所憎,祸在所爱。是故明王不举不参之事,不食非常之食;远听而近视,以审内外之失,省同异之言以知朋党之分,偶参伍之验以责陈言之实;执后以应前,按法以治众,众端以参观。士无幸赏,无逾行,杀必当,罪不赦,则奸邪无所容其私。

徭役多则民苦,民苦则权势起,权势起则复除重,复除重则贵人富。苦民以富贵人,起势以藉人臣,非天下长利也。故曰:徭役少则民安,民安则下无重权,下无重权则权势灭,权势灭则德在上矣。今夫水之胜火亦明矣,然而釜鬵间之,水煎沸竭尽其上,而火得炽盛焚其下,水失其所以胜者矣。今夫治之禁奸又明于此,然法守之臣为釜鬵之行,则法独明于胸中,而已失其所以禁奸者矣。上古之传言,《春秋》所记,犯法为逆以成大奸者,未尝不从尊贵之臣也。然而法令之所以备,刑罚之所以诛,常于卑赋,是以其民绝望,无所告诉。大臣比周,蔽上为一,陰相善而陽相恶,以示无私,相为耳目,以候主隙,人主掩蔽,无道得闻,有主名而无实,臣专法而行之,周天子是也。偏借其权势,则上下易位矣,此言人臣之不可借权势。

译文:

君主的祸患在于相信别人。相信别人,就受到别人控制。臣子对于君主,没有骨肉之亲,只是迫于权势而不得不侍奉。所以做臣子的,窥测君主的意图,没有一会儿停止过,而君主却懈怠傲慢地处于上位,这就是世上出现劫持杀害君主事件的原因。做君主而非常相信他的儿子,奸臣就能利用他的儿子来实现自己的私利,所以李兑辅助赵壬最终饿死了主父。做君主而非常相信他的妻子,奸臣就能利用他的妻子来实现自己的私利,所以优施帮助丽姬杀死太子申生而改立奚齐。即使是像妻子和儿子那样亲近的人还不可相信,其余人就没有可相信的了。

再说,大大小小国家的君主,他们的原妻正配所生嫡子做了太子的,还有盼着自己的父君早死的。怎么知道会是这样的呢?妻子,没有骨肉的恩情,宠爱就亲近,不宠爱就疏远。俗话说:“母亲美的,她的孩子受宠爱。”那么与此相反的话,就是母亲丑的,她的孩子被疏远。男子五十岁而好色之心不减弱,妇女二十岁美貌就衰减了。用色衰的妇女侍奉好色的男子,自己就会被疏远卑视,而怀疑儿子不能成为继承人,这正是后妃夫人盼望君主早死的原因。只有当母亲做了太后而儿子做了君主以后,那时就会令无不行,禁无不止,男女乐事不减于先君在时,而独掌国家大权无疑,这正是用毒酒杀人、用勒索杀人事件产生的原因。所以《桃左春秋》上说:“君主因病而死的不到半数。”君主不懂得这个道理,奸臣作乱就有了更多的凭借。所以说,认为君主死亡对自己有利的人多,君主就危险。所以王良爱马,越王勾践爱民,就是为了打仗和奔驰。医生善于吸吮病人的伤口,口含病人的污血,不是因为有骨肉之亲,而是因为利益所在。所以车匠造好车子,就希望别人富贵;棺材匠做好棺材,就希望别人早死。并不是车匠仁慈而棺材匠狠毒:别人不富贵,车子就卖不掉;别人不死,棺材就没人买。本意并非憎恨别人,而是利益就在别人的死亡上。所以后妃夫人、太了的私党结成了就会希望君主早死;如果君主不死,自己权势就不大。本意并非憎恨君主,而是利益就在君主的死亡上。所以君主不能不留心那些利在自己死亡的人。所以日月外面有白色光圈环绕,毛病就在内部;防备自己所憎恨的人,祸害却来自所亲爱的人。所以明君不做没有验证过的事情,不吃不寻常的食物;打听远处的情况,观察身边的事情,从而考察朝廷内外的过失;研究相同的和不同的言论,从而了解朋党的区分,对比通过事实所作曲验证,从而责求臣下陈言的可靠性;拿事后的结果来对照事先的言行,按照法令来治理民众,根据各种情况来检验观察;官吏没有侥幸受赏的,没有违法行事的;诛杀的一定得当,有罪的不予赦免。这样一来,奸邪行为就无处容身了。

徭役多,百姓就困苦;百姓困苦,臣下势力就发展起来;臣下势力发展起来,免除谣役和赋税的人就增多;免除徭役和赋税的人增多了,权贵就富有起来,君主坑害百姓而使权贵富有,就给臣下扩张势力提供了条件,这不符合国家的长远利益。所以说,徭役轻,百姓就安定;百姓安定,臣下就没有大权;臣下没有大权,他们的势力就消灭了;他们的势力消灭了,恩惠就全归君主了。现在看来,水能灭火的道理也够明白的了,然而用锅子把水和火隔开,水在上面沸腾以致烧干,而火在下面却烧得非常旺盛,这是因为水失去了灭火的条件。现在拿治国措施中的禁止奸邪来说,道理比这更加明白了,但执法大臣起了锅子那样的阻隔作用,那么,法律只在君主心里明白,却已经失去了它得以禁奸的作用了。在上古的传说中,在史书的记载里,违犯法律、叛逆作乱而篡权夺位的人,从没有不属于尊贵大臣的。这样一来,法令要防备的,刑罚要惩办的,通常是地位低贱的人,因此百姓感到绝望,无处可去申诉冤屈。大臣相互勾结,串通一气蒙骗君主,暗地里互相要好,表面上相互憎恶,以便表示没有私情。他们互相作为耳目,等待着钻君主的空子。君主受着蒙蔽,无从了解真情,有君主之名而无君主之实,大臣垄断法令而独断专行;周天子正是这样。君主权势旁落,上下也就换了位置;这就是说,君主不能把自己的权势让给臣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