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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星云大师》用“有情有义”的态度来温暖世间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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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果我们能从消极的推寻外觅到积极的躬身实践,从被动的接纳、企求到主动的付出、给予,天地之间,何处不是情义盎然?

多年前,我每至花莲弘法时,蒙县长吴国栋先生均列席听讲,表示支持,心中铭感无比,后来耳闻其治县理念,对于他的正直无私更加留下深刻的印象。有一天忽见报载,他因涉嫌图利他人而撤职查办,我的心里一直为他叫屈:身为地方父母官不图利他人,难道还要图利自己吗?后来,听说他的父亲往生的消息,我立刻决定作“不请之友”前往参加。为了不妨碍既定的行程,清晨四点,我摸黑从佛光山出发,在花莲用过中餐后,随即赶至他父亲的灵堂拈香致意,并即席说法以慰生者,只见他全家大小泪流满面地送我出门。当车子正要发动时,四维高中校长黄英吉先生走到我的窗前,说道“大师!您真是一位有情有义的人啊9一路上望着窗外的蓝天白云,青山绿水,想着黄校长的话,不禁反问自己:我真的是一个有情有义的人吗?“有情有义”不是每个人应该具备的操守吗?

前年正在菲律宾讲经时,听说吴伯雄的父亲过世,我即刻赶回台湾,参加第二天早上八时的告别式。没想到这一点点小事令他感动无比,后来在多次讲演中,他对大家说:我是一个“有情有义”的人,每次听到这句话,我都感到非常惭愧。回想一九四九年初来台湾的时候,还不需要入境证,没想到后来办户口的时候,入境证却成为必要的文件,正当烦恼不知怎么办时,担任省议员的吴鸿麟老先生如及时雨一般,出面设法,帮我们几个没有入境证的僧青年办户口。之后,慈航法师和我等三十二位僧伽受诬入狱,为了将我们保释出来,吴老先生也帮了不少的忙。四十多年来,姑且不论吴老先生父子两人对佛教的拥护支持,即以当年的恩情而言,能在老先生舍报之时,亲至灵堂,为其祝祷,实在是我义不容辞,应该做到的本分啊!

去年十月,我在台北国际会议厅主持“般若与人生”讲座,那时正是台湾怪力乱神事件炽盛,邪魔外道扰人最甚的期间,有些学校不明就里,一竿子打翻整条船,甚至拒绝宗教教育进入校园,而一些原本倾向佛教的官员也噤若寒蝉,没想到吴伯雄先生却以国民党 中央党 部秘书长的身分,专程从远地赶到会场致辞,表示护持正法的决心,我深深觉得:其实,吴伯雄先生才是一个真正“有情有义”的人。

中国文化大学(最早称为“华岗学院”)的创办人张其昀先生本来与我素昧平生,他担任教育部长时,曾读过拙作《释迦牟尼佛传》,后来因这分法缘,在佛光山创立之初,我们才开始交往频繁。蒙他厚爱,不但聘任我为大学董事,也邀请我担任印度文化研究所所长一职,并兼任该校教授。他曾一再向教育部陈情大学应设立宗教学院。后来在医院的病塌上,他还一心悬念此事,并且写了一张纸条给我,指定一旦政府同意设立,将由我担任宗教学院院长,慈惠担任佛教学系主任。望着一纸颤抖的笔迹,记忆跌入首度应邀前往参加华岗聚餐时的情景:那一次在座者都是院长、主任等一级人士,张老先生一见我来,就以宏亮的嗓音将我介绍给全体大众:“我们华岗是一座大丛林,现在欢迎我们的方丈大和尚回来。”那种豁达的胸襟,那种从容的态度,使我深深感到:除了终生奉献党 国的卓著政绩不说,他也是一个“有情有义”的文教有道之士。

年高八十的陈慈辉老太太是我四十年前在宜兰的老信徒,后来举家迁至台北,一直想再见我一面,数年前当她听说台北道场就在松山火车站旁边,距离她家不远处时,立即在其儿、孙、曾孙,一家四代陪同下,前来台北道场,只为看一眼她四十年前皈依过的师父,令我真是感动不已,其它像金枝姑、郑银姑,三、四十年来,每逢农历过年或是我的生日,也都不忘托人带来一分心意给我,我深深觉得他们都是一群“有情有义”的信徒。

张姚宏影、潘孝锐、许卉吟、陈顺章、游次郎、陈剑城、沈尤成、赖义明、陈潮派等居士大德,有的为圣教兴隆捐资出力,有的为护法卫僧奔走忙碌,有的积极推动佛教文教事业,有的来往海内海外弘扬法义,他们数十年来永不退转,有人问他们何以致此?他们都异口同声地以“阿鞞跋致”、“一师一道”自许。我则认为他们都是一群“有情有义”的菩萨行者。由于佛子们的“有情有义”,所以早年我在宜兰落脚之后,即随缘于罗东、头城、龙岩、虎尾等地设立并主持念佛会,并且马不停蹄地奔走台北、高雄之间讲经布教,十年后,我又在全省镑地创建道场,席不暇暖地到世界各国弘扬佛法,度化群生。

每逢年节,我都会收到来自各地的贺卡,甚至还有来自离岛监狱、山区住民的祝福问候。曾经在火车上,一位青年让座给我,细谈之下,才知道他曾在监狱里听过我讲经说法,现在已改过自新。还有一回在台北道场,一位中年人喊我:“老师好9原来他是在东海大学上课时的学生。数年前,我前往大陆 弘法,从北京、四川、甘肃、河北,一路来到金陵等地,沿途友人亲切招待不说,还不断收到各地的来鸿,让我感受到这个世间上,“有情有义”的人无时不在,无处不有,其中,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老伉俪最令我心折。他们八十高龄,身形佝偻,每次知我前来南京探望母亲,都不辞劳苦,远自北京赶来看我,并一再叮咛我要为佛教前途而善自珍重,我也同样地祝福他们法体康泰,教运昌拢一九九三年二月,他与我在母亲的住处会面晤谈,即兴题诗二首相赠,在家乡传诵一时,信众们莫不欣喜走告,诗曰:

大孝终身慕父母,深悲历劫利群生,

西来祖意云何是?无尽天涯赤子心。

一时千载莫非缘,法炬高擎照海天,

自勉与公坚此愿,庄严国土万年安。

在赵朴老的眼里,在赵朴老的字里,我看到了“有情有义”的光芒闪烁不已。

五十年前曾经在佛学院教授我唯识课程的圆湛法师更是毅力可佩!他经常挺身而出,总是帮我宣扬“人间佛教”理念,这种义无反顾的精神真是令我又喜又愧,想来我自己的徒众之中,又有几人对“人间佛教”的普及如此认真卖力呢?母亲在世时,每逢过年过节,他都亲往母亲的寓所,代我慰问探望,这分体贴人意,不计高下的风范,又岂是常人所及?合尘老法师则因与我家师之间的一分道谊,长年为我设立延生禄位,祈福祝祷。每于清夜扪心自问:何功何德,竟受长辈如此“有情有义”的爱护,所以更加发愤立志,精进弘法,以期能回报他们深厚的恩德。

所谓“俗情不比僧情浓”,短短数语道尽了佛门里的“有情有义”实有甚于世俗中有求有取的感情。在我初出家不久,对于这句话便早有体会。记得十五岁受戒时,母亲跋山涉水远来探望,我趁著晚自习 的时间,来到女众寮房与母亲会面。开大静的时间到了,母亲依依不舍,泪流满面,我只好留下来安慰她。第二天,纠察师向女众戒坛的开堂和尚月基法师报告我没有回寮就寝,当时自忖:这下惨了,不知道会不会被迁单开除?没想到月基法师当众回答:“他昨晚在我寮房里啊9纠察师知趣而退,我也因此免于受罚。我当时不过是一名没没无闻的小沙弥,对于他的通达人情,机智解危真是由衷感戴。一九五四年,得知他在香港无人接济时,我想尽方法将他迎接来台。这年我正参与筹建高雄佛教堂的工作,落成以后,我推举他为住持。后来在他晚年多病时,我几次半夜三更送他就医,付费照顾,直至终老,并且亲自将他的骨灰送往栖霞山寺,为其建塔安奉。当时也有人说:我是一个“有情有义”的人,其实“滴水之恩,涌泉以报”,我只不过是将当年那分图报恩“情”的心思铭记方寸延续下去,并且付以实际的行动,成为一项有始有终的道“义”罢了。

四十年前,我在雷音寺驻锡弘法时期,曾花费一番心思,将深妙的佛法化为平易的辞语,教育当地的青年。日后,心平、慈庄、慈惠、慈容、慈嘉、心定、杨慈满、萧碧霞、吴宝琴等人便相继死心塌地的跟随我南来北往,弘法建寺。他们有的不计待遇,一生奉献常住;有的不辞辛苦,整日清理作务;有的以美味的素食广度众生;有的用悦耳的音声讲经说法;有的将父母遗留的嫁妆悉数作为办学经费;有的把全副精力投入佛教事业,因为他们的“有情有义”,使得弘法工作顺利展开,纵使遇到挫折阻难,也总能在众志成城之下迎刃而解。

如今我有千二百名入室弟子分散世界各地,或住持一方,或接引信众,或开办教育,或到处说法,或养老育幼,或编辑写作……,他们在各种时空里展现了“有情有义”的人生,这是我一生当中最欣慰的事情。

近代的华人常以“西风东渐”来作为世风日下的借口,我颇不以此为然,其实佛性一如,西方人中不乏“有情有义”之士。像高登牧师夫妇因亲近佛门而遭到耶稣教会种种非难,我伸出援手纾解困境,后来他们举家来台,学习 中国大乘佛教,誓以弘法利生为职志。葛蓝先生自从在西来寺皈依三宝以来,不断写信给我,陈述满腔的法喜,如今他埋首将拙作译成英文,并且与西方寺一批美籍信徒相约要以生花妙笔,将“人间佛教”的精神发扬到全球各地。他们将身心奉献尘刹的那分虔诚,与其它佛子比起来,可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也。

所以,情义是无价的,也因为如此,虽然我一向提倡喜舍结缘,经常将别人拿来的供养随手转送出去,但也有基于惜情守义而不舍付出的时候。记得三十年前,我省吃俭用,买了一部九人座的“载卡多”,随即改装为二十六个座位,好让我的学生都能和我一齐出外弘法、参访。由于车厢载重量大,底部轮胎小,所以总是一路颠踬摇晃,十多年来度过不少有惊无险的时刻。车子功成身退时,许多厂商出价收购,我都没有答应,因为它无怨无悔地辛勤付出,我也要“有情有义”地为它养老。

其它如东方佛教学院落成时,新加坡福海禅院赠送的玉制如意古董,三十寒暑在佛光山的“佛教陈列馆”里熠熠生辉,多少商家想高价收买,我也同样不曾允诺,乃至多少次佛光山寺财务困难,几乎到了无米可炊的地步,我都没有动过让售的念头;而美国西来寺落成时,中国佛教协会以一套稀世法宝《龙藏》作为贺礼,更是意义深远,八年来每次经过“藏经阁”,我都要去拜访这个内外含光的老友。去年西来大学从西来寺迁往柔似蜜(Rosemead)校区,主事者想将其一并移至新址,我连忙阻止,因为我要将它作为西来寺永久的镇山之宝,让后世的弟子们都能从无言无说的文物当中,领略前人“有情有义”的精神。

所以,什么是“有情有义”呢?简单来说,是一种往复循环,互相交 流的感情,十法界一切有情莫不具备这种性能。我曾经看过悉尼海边一只瘦弱的海鸥,因为我的特别关注,临走前来往飞行,围绕三匝,好像在对我致意感谢;昆士兰林间一对顽皮的松鼠,因为我饲以面包,后来每天清晨都前来拍打精舍的大门,似乎在向我问安道好;云居楼外一只流浪的白足黑狗,人皆以其不祥而弃之,独我对其友善,有一回居然引领我到如来殿,和求见的信徒晤面;开山寮中一群五颜六色的禽鸟,因我将牠们放归自然,从此呼朋引伴,在天空翱翔飞舞,婉转齐鸣,为佛光山增添无限的意趣。连身处三途的傍生畜类都能如此“有情有义”,更何况千万年来以互助为进步之基的人类社会呢?

经常听人叹言:“在现代功利主义挂帅的世界里,夫妇轻言别离,朋友动辄反目,哪里找得到『有情有义』的人呢?”其实如果我们能从消极的推寻外觅到积极的躬身实践,从被动的接纳、企求,到主动的付出、给予,乃至进一步从布施小恩小惠扩大到为对方的未来着想;从身边的亲朋好友推及于世间的一切众生……,天地之间,何处不是情义盎然?尔虞我诈、斗乱纷争都是社会的病态,我们有幸身为万物灵长,何不承担起做人的责任,用“有情有义”的态度来面对人生,温 暖世间呢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