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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星云大师》敢,很重要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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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天夜里,我在阅读报章杂志时,突然心有所感:同样是血肉之躯,有些人虽然平凡低微,却能成就丰功伟业,彪炳人寰;有些人尽避资源丰富,却显得千头万绪,一筹莫展。这是为什么呢?我觉得:敢,是最关键的因素之一。

像诸葛亮书生报国,他用空城计诱开敌军,免除了一场杀戮,那种“敢”于面对千军万马,临危不乱,古今罕可匹敌,让人敬佩不已。天文学家伽利略能不计毁誉,拼死不向神权低头,那种“敢”于坚持真理的精神,令人荡气回肠,无以名之!法显大师以六十高龄,“敢”于西行取经达十余年之久,去时路途艰险,鸟兽绝迹,回程在海上漂流三载,那种“为大事也,不惜身命”的勇气,可谓雷霆万钧,世间稀有!法珍比丘尼以一介女身,“敢”断臂护藏印经,那种为法捐躯,无怨无悔的志节,足以名垂不朽。

回想自己的一生,生于贫寒,长于乱世的我,之所以能对佛教对人间有一点儿作为,不也是因为在“敢”的趋使下,言所当言,为所当为吗?“敢”,诚然是很重要的!

二十世纪初期,中国历经内忧外患,我就在那时诞生于中国内地的一个小镇上,那里土瘠民穷,信息缺乏,但我幼小的心灵里却时时刻刻充满了许多问题。外婆茹素拜佛,和蔼可亲,经常为人排难解纷,赢得大家的敬爱。她每次半夜打坐,肚子里都会发出如海潮般的声响,虽然乡人都觉得这是一种有修为的表现,但年少的我却满腹怀疑。有一天,我终于忍不住问她:“肚子里发出这种响声对于了生脱死有什么用呢?汽车、火车也都可以发出这种声音啊9她默然不语,陷入沉思。数年之后,谈及此事时,她突然正色地对我说道:“将来我的后事只有托付给你了9我想:与其说是因为我所问的问题让她惊悟觉醒,不如说我从懈敢”于发问吧!

十岁那年,父亲在战乱中失去音讯,生死未卜,母亲带著我们兄姊四人,孤苦无依,遂生起变卖祖产另谋发展的念头。哥哥生性老实,畏惧众议,裹足不前;姊姊是女性,在传统社会中没有讲话的余地。排行老三的我,年方十岁,目睹此情此景,便自告奋勇,无畏族人的激烈反对,陪著母亲走了十几华里的路,风尘仆仆地回到老家,毅然签字卖地。由于这一念的“敢”作“敢”为,不但家庭经济困境顿告解决,数十年后,乡里中许多亲友故旧由于坐拥房地而在文化大革命中惨遭批斗,我的俗家则因为没有恒产而幸免一劫,为众人所羡慕。

十二岁出家学佛之后,尽避丛林教育禁锢森严,却无法完全压抑我“敢”想、“敢”说、“敢”做的个性。佛学院里没有体育课程,我提议无效,背地里自制篮球架,被发现之后,差一点儿被记过受罚;全班拒交 考卷抵制某位老师教学不佳,学校怪罪查办,我一人前往代罪,险些被佛学院开除。因为“敢”,我比别人多吃了一些苦头,但我宁可如此,也不愿作一个少做少错,没有承担的哑羊僧。

十九岁时,我提议举办“佛教古物展”,对于当年保守的佛教界而言,此举犹如石破天惊,没想到能蒙校方允准。我一个青涩少年,虽没有任何办活动的经验,却如火如荼地规划、联系、布置、发动,竟然也吸引了数万人潮来参观,在上海轰轰烈烈地展出佛教的珍贵文物。除了惊讶“敢”所引发的潜力之外,我更感谢师长们给予我成长的空间,让我“敢”于发挥,“敢”于创作。我深深觉得:“敢”,是不划地自限;“敢”,是勇于破茧而出。

我不但从懈敢”于向家族的压力挑战,“敢”于和陈腐的思想奋斗,而且“敢”于出生入死,“敢”于见义勇为。抗日战争期间,烽火连天,老弱妇孺吓得躲在家里,不敢出来,我却经常在槍林弹雨中收拾死尸,挖土掩埋安葬,并且救助伤兵,托人运回后方。听说左邻右舍没有米粮,我不顾江 水涛涛,槍声四起,潜入运河,游到对岸,搬回几天的柴米油盐,解决大家的民生问题。看到母亲思夫心切,我收拾行囊,携母寻父,一路上漂血成河、骸鼻遍野,令人惊心动魄。乡人都夸母亲生了一个勇敢的孩子,其实,说来惭愧,我只不过是“初生之犊不畏虎”罢了。但这也说明了“敢,很重要9“敢”,使我遇事果断,临危不乱。

二十一岁那年,我在乡下一所小学担任校长,当时国共相争,地方不宁。不但槍弹声、嘶杀声时有所闻,还要接受各路人马不定时的搜查询问,他们动不动就拿著槍抵著你的太陽穴,堵著你的后脑勺,要你坦白交代,要你忠于某一方,如果不“敢”面对现实,如何生存下去?大时代的灾难在心版上留下坚忍不拔的印记,成为我日后最珍贵的资粮之一。

不久,我来到人文荟萃的南京,联合同道响应改革佛教的新运动,撰文办报,传播新思想,弘扬新理念;走上街头弘法布教,以实际行动说明佛教跨出山门,拥抱社会的必要性;为寺院订定新规矩,发展新作风,企图力挽狂澜于既倒。当时的佛教界保守护短,将我们视为洪水猛兽,处处给予打压、排拒,让我们几乎走投无路;甚至勾结地方土豪劣僧,对我们这群敢作敢为的僧青年施以恐吓、威逼、私刑、棒打……,无所不用其极。想到经中说:“假使热铁轮,于汝顶上旋,亦不为此苦,退失菩提心。”我越挫越勇,不但聘请南京首屈一指的王龙律师纠举华藏寺前任住持私吞寺产,以警傚尤,而且结合宪兵、军警的力量,打击黑道横行。过去老师一再告诫我们:“弘法是家务,利生是事业。”此时我不仅口说言诠,而是用身体来力行实践,用生命来刻划历史。想到这里,不禁为自己感到庆喜,因为我在勇“敢”的层次上,有了一点进步;我在勇“敢”的体验上,有了一点提升。自忖还要百尺竿头,更进一步,为教为僧、为国为民,做出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。

无奈国势不保,我抱著满腔兴教热忱来到台湾,想一展抱负,却到处受阻。那时大家害怕“白色恐怖”,噤若寒蝉,除不顾性命危险,发起“抢救僧宝运动”的慈航法师,以及不惜违逆蒋宋美龄夫人,拒绝信奉耶教的孙张清扬女士等少数大德以外,许多佛教徒不是不敢承认自己是三宝弟子,就是见风转舵,改信耶教,在僧侣同道中也有不少人在走投无路之下,易服变节。

“敢”的念头在这个时候更形“重要”了。我抱定为教奉献的决心,无畏警察单位的取缔阻挠,仍然“敢”四处聚众弘扬佛法,举办游行庆祝佛诞佳节;我坚持宣扬真理的信念,不惧情治人员的逮捕盘问,依旧“敢”张贴海报迎接章嘉活佛来台,撰写文章广招来者信仰佛教;甚至我“敢”拒绝政府人员要我们在寺内书写“反共抗俄”标语,一派凛然地回答来者:“寺院在这里,就已经说明一切了。”我“敢”和军区周旋,要他们撤回借故拆寺的成命。正信佛教就在“一敢,天下无难事”的情况下,突破了政治的防线,接触到社会大众。

但我不以此为足,因为佛教需要提升素质,才能广度众生,裨益人群;佛教需要发展创新,才能与时俱进,福利社会;佛教需要青年参与,才能发挥光热,照亮世间;佛教需要承办事业,才能培养人才,自给自足。但当时老人当权的教界不能忍受这些主张,保守闭塞的民风也无法理解这些观念,于是信徒扬言不资助我以求得自保,教界人士放话要杀我以杜绝后患。但我深信佛祖不辜负人,尽避没有人支持我,我“敢”口说笔书,主张男女平等、僧信平等,提倡佛教文艺化、生活化;尽避自己没有饭吃,我“敢”开办免费的国文补习 班、歌咏队、佛教学院、大专佛学夏令营,吸收优秀的佛教青年;尽避蛮不讲理者手持刀棒欲加害于我,我“敢”付诸行动,破除佛道不分的陈年积弊;尽避不明情况者唇槍舌剑种种想问难于我,我“敢”出面应对,袪除大家心中的疑惑陰霾;尽避没有地方安单,我“敢”各地行化,宣扬妙谛;尽避身无分文,我“敢”建寺安僧,接引十方……。因为我“敢”义无反顾,勇往直前,革新佛教的初衷得以在宝岛开花结果。

所以,“敢”,是发心,也是担当;“敢”,是勇气,也是智能……。“敢”的好处不胜枚举,回想我这一生中有好几个转折点,也都是在“敢”作“敢”为之下,化危为安,渐入佳境。首先,在十二岁时,我为了一个偶然的承诺,割爱辞亲,出家学佛,步入另一个迥然不同的世界,若非当年如此“敢”于下定决心,我的一生必定无法如此多采多姿。

接著是在二十三岁时,局势变异,未曾踏出江 苏一步的我,竟“敢”冒著生命的危险,连夜奔走南京、常州之间,接应百余位同道加入“僧侣救护队”,坐火车,搭轮船,穿山越岭,漂洋过海,来到举目无亲的台湾。文化大革命时,不知多少寺院在火炬中灰飞烟灭,不知多少僧伽在清算中含辱以殁,如果不是因为我一念救人之慈,“敢”领队来台,恐怕也难逃劫数了。

到了台湾,“僧侣救护队”因故自动解散,我在中坜、新竹一带流浪挂单,教书写作,听说宜兰偏僻落后,没有人愿意去弘法,我那时连台湾各地风土人情都搞不清楚,居然“敢”一口允诺李决和居士的邀请,前往驻锡,没想到在那里度了许多佛教青年,为台湾佛教开拓一片新天地。如果我当年畏难苟安,恋栈他处,或许没有这么多秉性淳良的常随弟子,与我一起众志成城,为教奉献了。

开辟佛光山是第四个转折点。当时很多人看到这块偏处一隅的荒山野地,纷纷却步退心,我不为动遥三十年来,“敢”和洪水飓风搏斗,一次又一次重拾砖瓦,再建家园;“敢”在是非批评中生存度日,以事实瓦解有心人士的毁谤。在无钱无缘下,我培养了一千多名僧伽弟子,在世界各地服务大众。其中,有许多弟子承继了我“敢”作“敢”为的作风,不眠不休地弘法利生,令我感到十分安慰,像慈庄,手拎一只小皮包,就“敢”走遍世界五大洲建设一百余所道场;慈容,虽然生来一副瘦弱的身躯,却“敢”周游全球各国设立佛光会;依华,“敢”只身到环境恶劣的印度留学,十年寒窗,学成归国,促成佛教戒法再传印度的殊胜因缘;慧礼,“敢”赴往“黑暗大陆 ”──非洲弘法布教,感化无数黑人皈依三宝、出家学佛;依德,为了护持佛法,“敢”在劣民刀槍之中,奋不顾身,勇往直前;觉传,在绑匪面前,“敢”滔滔讲说佛法,丝毫无所畏惧……。“敢”不但成就了一己的道业,也促进了佛教事业的发展;“敢”,不但涵养了个人的圣胎,也成就了万千众生的慧命。

一九八五年,我从住持之职退居下来,破除台湾佛教“万年住持”的传统,为教界作模范,为大众立榜样。退位之后的我天地更为宽阔,因为我“敢”向自己的缺陷挑战,以辛勤的耕耘来战胜先天的不足;我“敢”迈开脚步,行人所未行之路。例如:我不会他国语文,但我“敢”到世界各地弘法,佛教在五大洲于焉发扬光大;我不曾学过组织企划,但我“敢”创立国际佛光会,让僧信平等的理想能在现世落实;我没有丰富的办学经验,但我“敢”办大学,作育英才,像美国的西来大学曾获优良大学的认可,嘉义的南华管理学院在接办一年之内开学招生,创办至今,时间虽短,却也声誉鹊起。去年进来的一百名学生当中,有二十七个学生将该校填为第一志愿,有三十几个学生将该校填为前十个志愿,为台湾教育史创下先例;我也不懂广播、电视,但我“敢”创办公益性质的“佛光卫星电视台”,所有节目不但有益身心,而且没有广告插播。

秉持诸佛菩萨“但愿众生得离苦,不为自己求安乐”的精神来从事国际弘法、组织佛教教会、办理高等教育、设立传播事业,必须要有开阔的胸襟与远大的视野,非“敢”无以成事。往后还有很长的日子需要大家齐心著力,如何才能延续佛教的千秋伟业?如何才能长养众生的法身慧命?还是那句话:“敢,很重要9

我们不但要“敢”于勇猛向前,“敢”于展开新局,也要“敢”于返观自照,“敢”于除旧布新。去年,佛光山毅然宣布封闭山门,潜心静修,就像任何一种重大的变革一样,封山也需要有远大的勇气。在封山典礼即将结束时,全山法师以果“敢”的步伐踏入“灵山胜境”,山门随之掩闭上锁。我们立志要在文化、教育、修持、弘法上深入扎根,期待不久的将来能为社会作出更佳的贡献。

徒众常说我“行事胆大,游走于悬崖边缘”,其实我也有“不敢”之事,例如:佛事“不敢”不做,因果“不敢”违背。记得多年前,一名素行不良 的候选人在我说法时,站上讲台,硬要我将他介绍给大家,我当著他的面,直言告诉听众不要选他;掌管财务的职事因为入不敷出,想要挪用七月道粮作为建设之用,我严禁不准;中日断交 ,我远赴东瀛,向世界佛教徒友谊会争取保留中国佛教会的席次;在台湾戒严时期,我向政府官员建言应开放民意,包容异己;在访问大陆 期间,我向中共 领导阶层表示应恢复佛教道场;凡世界各地发生重大天灾人祸,我发动信徒,捐输解困;何人何地需要我时,我竭尽所能,给予支助;国内畛域之见冲突日盛时,我在台北道场举行首次“二二八平正法会”,希望藉此唤起大家的觉醒,抚平历史的悲剧,促进族群的和谐;台湾重大刑案频传之际,我发起“慈悲爱心人运动”,培训二千名慈悲爱心人,到大街小巷、学校机关、车站市尝公园庙口,向大众宣导慈悲爱心,以实际的行动来带动全民净化自己,关怀社会。

一九九八年二月,为了光大佛教欢喜、融和、尊重、包容、平等、和平的精神,我在佛陀成道的菩提伽耶传授三坛大戒,让世界各种传承的僧伽齐聚一堂受持净戒,让南传、藏传国家失传一千多年的比丘尼戒在佛教的祖国恢复起来。当大众环绕正觉大塔经行时,我想到“大雄大力大无畏”的佛陀为了追求真理,不但“敢”放弃既有的权位名利,向内心的无明烦恼挑战,甚至在菩提树下,金刚座上,发出“若不成佛,誓不起座”的誓言;为了解民倒悬,不但“敢”向根深蒂固的阶级制度挑战,四处宣扬“众生皆有佛性”的理念,并且广收徒众,有教无类。在感动涕零之余,我心中突然涌现深刻的体悟:“敢”,不是匹夫之勇,不是争强斗胜,而是大愿力的实践,大慈悲的示现,大无私的奉献,大格局的开展。

“敢,很重要9真正的“敢”,能为大众带来幸福,能为社会带来安康,能为世界带来和平,能为人类带来光明。在此呼吁我们的朝野能表彰真正“敢”作“敢”为的精神,同心协力,转邪为正。也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能落实“敢”奉献,“敢”承担的理念,敬业乐群,克尽厥责。果能如此,我们的生命将更加光辉灿烂,我们的家园将更加美好温 馨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