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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星云大师》生命中的难遭难遇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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生命中一切好坏荣衰,都因为我有了这个凡事作“难遭难遇”想的性格,而使我的人生充满了喜乐与幸福!

我的一生中,有许多信念与习惯,其中,“难遭难遇”这四个字令我毕生受用无穷!

我出生在历史上著名的鱼米之乡——江 苏扬州,我觉得这是一件“难遭难遇”的美事。家父忠厚老成,家母精明能干,童年庭训,爱的摄受与力的折服兼而有之,我感到真是“难遭难遇”。在很自然的因缘下,礼志开上人披剃,他有着恢宏的气度,不希望我终生随侍在旁,因而及早将我付诸十方大众,进入丛林苦修,我能投皈在这么伟大的师父门下,实在是“难遭难遇”。

我出家的地方,是有“六朝圣地、千佛名蓝”之称的栖霞山。在古寺深山里十年,我看到春暖花开的寺周桃杏,也看到深秋漫山的枫叶,我接受善知识的炎热严威的考验,也尝到寒冬冰雪般的严峻教化,成就了我的法身慧命,我衷心感到“难遭难遇”。及至行脚台湾,先是落脚在佛寺中,搬柴、连水、拉车、采购……,无所不做。后来,又替人看守林产,日夜巡山,这一切“难遭难遇”的经验,无不是在磨炼我的心志,长养我日后淬厉奋发的道念。

弘法利生,顺逆皆受

来台后,由于生性内向,故先投入佛教文化圈中,编辑佛教刊物,但以食宿无着,而改从事佛教教育工作。未久,却遭佛学院因故停办,在不得已的情况下,只得鼓起勇气走入社会弘法。就在这种机缘下,我开始与大众广泛接触,养成我“以众为我”的习 性,可谓“难遭难遇”。

二十五岁至三十岁时,许多国家邀我讲经弘法,但是我因不懂英文,只得婉拒好意;许多寺院请我主持法会,我也因不擅梵呗唱诵,而辞却盛情。现在想想:正因为如此,我才得以安心办道,专意以弘法利生为家业己志,这何尝不是一种“难遭难遇”的因缘呢!当时台湾寺庙囿于思想保守,不易接引青年学佛,欲培养佛教人才,唯有自设道场一途。佛光山,就是在这种理想下开辟而成。所谓“山穷水尽疑无路,柳暗花明又一村。”所有的困难阻挠、贫乏空无,无一不是“难遭难遇”的逆增上缘。

1985年,我自佛光山退位后,承各方信徒爱护,未曾将我遗忘,这里邀我讲经,那里请我弘法,在盛情难却之下,日子未见清闲,反益形忙碌。马不停蹄的云游行脚,足迹遍布海内外,使我结缘更广。虽然舟车劳顿,总有一股“难遭难遇”的法喜鼓舞着我精进不懈。“国际佛光会”这个世界性的佛教组织终于在1992年5月中旬诞生,各地会员也正急剧增加之中,佛教发展至此,可谓永劫刹那,“难遭难遇”。

别人给予我的慈悲关怀、喜舍协助,即使是点滴恩惠,在我心目中永远都是“难遭难遇”的善缘。例如四十年前在宜兰弘法时,物资缺乏,一文不名,每天只能就着一架破旧的缝纫机上撰写文稿。数月后,信徒将附近监狱中即将丢弃的书桌拣来给我使用。供养虽非珍珠玛瑙,出自一片诚心,却是“难遭难遇”。

年轻时,经年累月,三餐不饱,一位老太太阿绸姑常常送来一碗面、两片面包给我止饥。清夜自扪:我何功何德,彼此又是萍水相逢,承她厚爱,把我当作师父或是儿子看待,此种恩情,“难遭难遇”。郑法莲老太太与我素无深交 ,但凭一股信佛虔心,拿了我所撰写的《无声息的歌唱》和《玉琳国师》,沿门兜售,竟然各卖了两千本。我所有初期弘法和教育事业,一盒粉笔、一个幻灯机她都赞助,在人情纸薄的社会里,尤其感到“难遭难遇”。现在我将高龄九十多岁的郑老太太接来佛光精舍居住,颐养天年,也算聊表寸心!

二、三十年来,不少青年学子随我出家为僧,本着“有教无类”的精神,我对他们牺牲奉献,现在有八百僧伽之多,更有许多护法居士,奉行佛光山“人间佛教”的宗旨,尤以支援建寺,帮助印经,发心服务,出钱出力,这一切的一切令我不时有着“难遭难遇”的感受。

一切因缘,我均感谢

春风秋雨固然可以润泽群生,秋霜冬雪也可以成熟万物。青少年时,师长们无情的打骂、无理的要求蕴育我服从、坚忍的性格,使我安然度过人生中的每一个惊涛骇浪,这种“难遭难遇”的教育方式实在功不可没。

初出道说法,往往为一句请辞、一段例证而斟酌半天,案牍劳神,及至今日,在各地奔波,或广开大座,或随缘法施,信口道来,只觉得俯拾即是佛法。大众慈悲,肯听我演讲,促使我深入经藏,慧解薰修,每思及此,唯有一句“难遭难遇”,足以略表心中无限感激。

有人欺骗我时,自忖我是出家人,就必须宽大为怀;有人毁谤我时,自思我是出家人,就不会寻仇报复;有人加害我时,自许我是出家人,就需以慈心相向。长年经历困顿蹇厄的环境,并没有将我打倒,唯愿天下苍生皆得福禄寿喜;经常遇到无理取闹的众生,也没有令我气馁,唯有祝祷法界有情智慧如海,明理通达,所有的冤亲债主、荣辱毁誉透过“难遭难遇”的信念,化为忍耐、宽容,便能逆来顺受,甘之如饴。

生命中一切好坏荣衰,都因为我有了这个凡事作“难遭难遇”想的性格,而使我的人生充满了喜乐与幸福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