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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六祖坛经》《坛经》小扎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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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坛经》小扎

谭毅

教外别传;不立文字;直指人心;见性成佛:这话有历史背景。禅宗只暗示,不解释。因为他们认为任何语言都不能让人达到其本性。反而可能造成新的疏离。他们希望直接面对具体事实,拒绝进行归纳推理。

佛:是世界本身,如果将其理解为一种人格,不够准确。中国一般对高僧的理解都如同儒家对圣人的理解一样,将其与人格相连,这不全是一种误解。在儒家的圣人身上,人也能看到天与人的交通。而且,真正的高僧无一例外都是人格十分完美的人,因为如果他们的人格中存在丝毫的弱点,比如懒惰、不诚实、迷乱,那么他们就会因为缺乏提升精神的、绝对专注的力量而无法达到禅的顶峰,也不能获得最纯粹的经验。另外,他们的德行和作为能够把世界最原初的经验带出来,这一切都不能说和人格无关。但高僧在成佛之后,他们的精神已经超越了道德和人格。同时,儒家圣人的人格中所体现的天,和佛家高僧身上所体现的世界本源,有很大差异。

禅:《坛经》写道:内见自性不动,谓之禅。这是比较靠近印度佛学的理解。在日本人铃木大拙那里,禅是生命,是自由,这种理解偏重于自然,强调生机,涌现,在中国也是如此,中国人对禅的理解也是偏重于自然的,强调的是生气。《坛经》中虽无这样的强调,但越到后来这种倾向越明显。另外,后来的儒家,如宋明理学也受到了禅的影响。如朱熹的诗“半亩方塘一鉴开,天光云影共徘徊。问渠那得清如许,为有源头活水来。”这虽然是理学诗,但近乎禅诗了。

摩诃:何名‘摩訶’?‘摩訶’是‘大’,心量廣大,猶如虛空。

性:自性,绝对的空寂。

心:意识。

明心现性:绝对的空寂,统一性,出现了浸染,色彩,如果色彩散去(不是人让它散去,如果是人主动的行为,那会产生另一种妄:净妄),又呈现出绝对的空寂,和敞开的空间。既然人无主动行为,那么明是如何发生的呢?靠机缘。顿悟就是机缘。六祖传授禅理对听者也是一种机缘。

无念,净心:若见一切法,心不染著,是为无念。

顿悟:顿,顿除妄念,悟,悟无所得。

物物皆有佛性:物物,因缘汇聚。

烦恼即菩提:“即”不是“等于”的意思,这句话不是说烦恼是菩提,而是在强调一种转换。(“善知识!凡夫即佛,烦恼即菩提,前念迷即凡夫,后念悟即佛;前念着境即烦恼,后念离境即菩提。”)烦恼和菩提间是执著和觉悟的关系。

公案:学习如何提问,如何回答,最终超越问答双方,在知识的世界里无所得,在佛的世界里有所悟。

例子一:云门的弟子洞山在回答“如何是佛”时说:“麻三斤。”

洞山的回答不意味着他要在身边的一切事物中寻找佛,他当时沉浸在麻绳的编织中,因此随口回答了这个问话(就如同在水底吐出的气泡浮上水面)。这个回答事实上包含了他的原发性的经验。就如同泉水从泉眼中涌出一样,这种从最深处涌出的经验比一切人为的意义都重要。

例子二:有位僧人对他的师傅说:“参拜禅堂已经很久,但一次也没得到有关佛道的教诲,请以您的慈悲开导我吧。”师傅回答说:“这是什么意思?你每日向我请安,我不是回答了么?你端荼时,我不总是高兴地接受了么?此外你还要求什么呢?”

这位弟子寻求的可能是知识,那么在师傅这里他是寻求不到的,他可以在科学等领域中去寻求。在禅宗这里,诉诸的完全是最深的、最朴素单纯的“经验”,而它只有深度(为什么朴素单纯的东西会包含这样的深度呢?因为它是原发的)的区别,并无推进的必要。它只关心一样事物的“发生”,不涉及事物的“因果”和“组成”等等问题。

同时,铃木大拙也提到:从理论上讲,或者从绝对的观点来看,这话(公案是无用的赘物,是表面文章,是完全的矛盾)是对的。从认为禅是短兵相接这一点来看,公案是没有必要的,迂曲的说明方法也是无用的。只要有竹蓖、扇子或一句话,即足矣。然而就连“这是竹蓖”、“听”、“看”这些话,禅也已经不在其中。禅就如电光,连一丝思考余地也没有,……连书的写作也是一种让步、辩解和妥协。禅的组织化更是如此。

《坛经》“若無世人,一切萬法本自不有,故知萬法本自人興,一切經書因人說有。”

这里在强调人对法的显现作用。

世界(纯意识)、空间——如水面因动荡产生了波纹——产生了区分——等它重新平静下来——波纹(区分)就消失了,又出现空明朗照的水面。(《坛经》提到菠罗蜜的解释:“何名‘波罗蜜’?此是西国语,唐言‘到彼岸’。解义离生灭,着境生灭起,如水有波浪,即名为此岸;离境无生灭,如水常通流,即名为彼岸,故号‘彼罗蜜’。”波纹消失之后,水所呈现的应是绝对澄澈的世界,如还有流动和方向,则会让人觉得这种解释不尽合理。)

纯粹经验不是意识,它不针对某物,也不具内在性或外在性,它是世界本身(不包含事物),是敞开的空间。

禅宗强调我们看到的,意识中的这个世界是幻象,我们应该回到世界的原初状态去经验真实。而那时的世界是无区分的,清澈的,什么都没有,是“空”。

看山是山:日常的观点。只能看到区分后的世界。

看山不是山:看到统一性,看到无区分。此刻还不能说看到了那个敞开的空间,只是否定了这个世界,否定了事物的自性,看到了一切乃因缘的汇聚。

看山还是山:区分和无区分都被打破和超越了,在一个更自由的领域中去观看。此刻,已经经验到了空,澄澈,无区分,但同时也看到了第一阶段所显示出的事物的发生和缘起。既看到显示出的一切,又不执着于显现者,因为他也看到了事物的本源,看到了事物在其间显现的空间。(接近于禅那的境界)

禅的自由和庄子的自由:不可类比。庄子的自由有气作为凭借,而禅的自由无所凭借,禅是一个绝对敞开的,朗照的空间,没有气的存在。

铃木大拙:“我说东方是神秘的,并不是说它是空想的,不合理的、完全超出知的理解范围的。在东方精神中,有着某种静寂、安详、沉默、幽玄,并永久存在的东西。但这种安详和沉默绝不是指怠惰和停止活动。”问题是:第一,无法从外在性上区分,第二,这种区分与他的原则相违背。

铃木大拙:“如果我们希望彻底掌握物的真理,就必须从此世还未创造之时来观察.必须从“此物”、“彼物”的意识还未觉醒.心还保持着其自身的同一性之时,也就是心还在它的静谧和空虚之中未曾开始活动之时来观察.这正是否定的世界。然而,它也是到达更高的肯定,或者说绝对的肯定——否定中的肯定——的世界。”如果更彻底地讲,那么创世和未创世的区分都应该去掉。这就达到了更高的“境界”。铃木大拙:“禅忌讳一切概念化的东西。” 如果忌讳,那就说明它在受限制,它自身存在着他者。它无法包容一切。虽然说,我们理解作者的意思是说概念化的思维容易导致迷和妄,逻辑中包含太重的自觉因素,因此要破除,但既然一切区分都是不应该存在的,那么就不必要进行逻辑和非逻辑,生活和修行,禅宗和概念化思维的区分。既然人能够在日常生活中悟道,自然也能在思想中悟道。谁能否认沉思对很多人来说也是一种实在的生活呢?其实,人要破除语言的影响是不可能的。人们写作的禅诗,如“桥流水不流”等等,表面上看是在打破语言的逻辑,但它只是在语言逻辑的内部来打破语言逻辑,这真的能够破除语言本身吗?当然人还可以绝对沉默,但即使他每天只是砍柴挑水,他在干这些事情的时候,他仍然在“说话”,只要他看到的仍然是一个有区分的世界,比如他能够看到树和水,那么包括语言在内的一切逻辑都仍然对他有影响。

禅宗“强烈的个人精神经验”这之中可能存在的问题是:可能把一种虚假的状态强行确认为是一种修行。从体系内部来讲,怎么讲都是禅,从外部来说,怎么都不是禅。而这种内外部的划分是一种权力的划分。禅宗构成了权力共同体。外部的人想进入必须获得共同体的承认。宗教和哲学本质上都类似。禅宗它没有一个可供公共评价的标准。艺术作品还必须呈现出来,政治是有行动和后果的,科学有逻辑标准和可验证的后果,但是禅宗诉诸个人内在的精神经验,而个人内在精神经验不能提供任何证明的。“又有迷人,空心靜坐,百無所思,自稱爲大,此一輩人不可與語,爲邪見故。”但如何辨别这类人呢?几乎没有办法。两个人的经验是否相同大概永远无法验证。通过语言验证吗?遗憾的是语言根本靠不住:1、用同样的话,但意思不同。2、语言可能是空洞的。

铃木大拙:“禅不是那种把心当作纯粹的虚无的完全的否定。因为这是知的自。在禅中,有某种自我肯定。而且它是自由的,绝对的,不知界限为何物,拒绝抽象的处理方法。禅是活泼拨的。它不是无生命的岩石,虚无的空间。与这种活波的东西相接触(不,捕捉)贯穿于人生各方面,这正是禅修行的全部目的。”

此处“活泼的东西”,指机缘。日本:生机,中国:生气。日本人的这种理解,这种捕捉到生命的喜悦,有点接近于陶渊明的气质。而《坛经》本身更接近于王维的气质。但铃木这种理解和陶渊明相比,仍然欠缺元气,不够充沛和深厚。(谈到陶渊明,其身上存在的是诗经传统,历史上的四大诗人,屈原,陶渊明,李白,杜甫,其中屈原和李白属于想象力传统,楚辞传统,也是赋和比的传统。而陶渊明和杜甫都是属于诗经传统的,是感兴的传统。诗经以后的四言诗都很不成样子,但陶的四言诗达到了很高的成就。当然陶渊明和杜甫身上赋和比的手法也有,但我们要关注他们身上的源头,就是初始经验,这个源头就是兴的传统。陶的经验是贴着地面的。日常生活和历史在杜甫身上聚集,历史感在陶渊明身上弱一点,更为明显的表现是日常生活的兴发经验。陶渊明身上的自然是被生活中介过的,是日常生活中呈现的自然,而在屈原那里,这种自然是巫魅性的自然(南方的巫术),李白的自然则是想象性的,生活中的自然只是一种引发想象的东西。)

铃木大拙:“这种绝对的清净性无非是绝对的肯定。因为它超越了净与不净.同时统一于更高的综合。这里既没有否定,也没有任何矛盾。禅的目标就是在各人的日常生活现实中,实现这种统一,这种肯定。不能用形而上学的训练方法来对待人生。一切禅的‘问答’都必须从这种观点来思考。在禅中没有虚伪的道理、语言游戏和诡辩等等.禅是此世最真挚的东西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