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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男人的一半是女人》第三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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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大青马终于被人买走了。不是那个我曾和他说过话的公社干部,而是另一个公社的人,据说是从南部山区来的。他们来了四个农民,把二十四匹牲口都买了去。

  入冬以来的第一个阴天,但又不象要下雪的样子。风凛冽而又干燥;沙尘、黄叶、干草未子和马粪未子,在大路上、空场上,各个房屋的墙角重来蜇去,找不着归宿。阴霾的空中偶尔有几只乌鸦张惶地飞过,已经淌过冬水的田野开始冻结了、干缩了、皲裂了,大地一片苍白。所有的树枝都脱去了叶子,光秃秃地,突然衰老了许多。只有沙枣树的一些枝干上,还有几颗零星的沙枣在风中抖索。这样的阴天,这样的冬天,给人们一种什么东西部凝固了的感觉,连同回忆和期望,仿佛人们一生下来天地就是这副模样,而这样的天地也再不会有什么变化。

  大青马就是在这样的天气中和它的伙伴们一起被赶走的。从马厩出来,走上那条熟悉的小道,然后岔到大路上。它还略停了一下,回头看了我一眼,似乎奇怪我为什么没有跟它们一起去。但一个农民随手抽了它一鞭子,它一激灵,摇了摇脑袋,终于顺着农民指点的方向去了。大路的那一端,隐没在灰色的天边。在它们身后,缓缓地腾起沉重的黄土。

  别了!我的大青马。你知道我多少隐秘,我向你倾吐过多少心里话,你伴我度过了悒郁的时刻,你也看见了我怎么恢复成一个人。在你走后,我恐怕也将走了。我不能象你这样等着被人用鞭子再赶进监狱,而各种迹象表明,那样的时刻又快来到了;一个极为短暂的缓和时期已接近尾声。

  送别了大青马,回连队的途中经过羊圈。在即将向山里开拔的羊群旁边,碰见了周瑞成。

  “牲口卖了,你轻松啦!”

  周瑞成笑着跟我打招呼。他的笑是种苦笑,带着乞丐向人乞讨时的神情。好久没有注意看他,今天一见,发觉他更加苍老了。他披着老羊皮大衣,背佝偻着,身躯仿佛向地下缩了半截。我不觉向他走去,和他一起蹲在羊圈背风的墙下。

  “这还是我去年穿的大衣。”我翻开他的大衣看了看。“今年上山推迟了。去年这时候,我们已经在山上呆了一个月了。”

  “是呀。因为找不着人,没人愿意上山。”他说,“今年你脱过去了——有家呀。今年该着我和‘哑巴’上山了。”

  “没什么,”我安慰地说,“山上就是寂寞一点,其实生活很好,羊肉随便吃……”

  “嘿嘿!生活难道仅仅是吃羊肉吗?”他的尖嘴似笑非笑地说。

  我一愣怔,这不象他平时的谈吐。我会意地在他膝盖上拍了一下。“你把二胡带上嘛,无聊的时候能自得其乐。冬天很快就会过去的。”

  “是的,冬天很快就会过去的,可是春天再也不会来了。”

  我更加惊异,斜睨了他一眼。真是“士别三日当刮目以待”!我忽然明白了他那种乞丐似的苦笑的含义:他要的是我来跟他说话。我掏出烟点上,喷了一口。问他:

  “你的申诉有结果吗?”

  “去他妈的吧!”他一反常态,突然骂出了粗话。“还申诉什么?我现在真懊悔!你还不知道吗?北京又展开什么‘反击右倾翻案风’了。先是从教育界开始的。你还没有这个经验?什么运动都是拿文化教育开刀,然后全面屠杀!”

  “屠杀”!他居然也会用这个血淋淋的而又准确的动词!我不由得向他靠拢一点,免得他大声疾呼出来。

  “还是你好,”他接着说,“打到最底层,干脆去劳改,戴上帽子,什么都不想了,什么都不希望了,心里也会觉得好过一些。象我:高不高、低不低地悬着,用胡萝卜加大棒对付我,到了最后才使我明白是一场空!你说这难受不难受?!我现在才懂得了他们发明的这个政治术语——‘挂’是什么意思,那就是让人上吊!”

  多糟糕的境遇都会有人羡慕,这就是我们当代生活的特色!但他既然还认为我“什么都不想,什么都不希望”,说明我一直在他面前伪装得很好,我也不必要现在突然跟他推心置腹。

  “别这么想嘛,”我傻乎乎地说,“你还是立过功的呀!他们总会想得起你来的,会给你解决问题的。”

  “呸!”他狠狠地朝地上啐了一口。这个人起了奇迹般的变化,与过去完全判若两人。他说,“什么立功,只有我这个傻瓜才会干这种事!他们把我知道的榨干了,让我把人得罪遍,就把我象豆饼一样扔到这儿不管了!”

  羊群见牧人还不动身,一只只卧在地上,或是找个背风的角落在那里沉思。今天准备上山。早晨给它们喂了料,所以它们也不着急。有一只老羊用依恋的眼睛看着我,也许它还认得出我来?

  周瑞成眉头打结,目光阴郁,尖嘴呶动着,陷入了回忆。

  “你当我的日子好过?”他说,“从五一年忠诚坦白运动开始,我就知无不言,言无不尽,一直到‘文化大革命’:检举呀、揭发呀!原来是交给领导,后来是交给‘造反派’……我告诉你,检举人的人比被检举的人日子难过……”

  “这我不同意!……”我急忙辩驳。在这问题上我不能装傻。

  “你听我说,”他把手放在我拿烟的手上,我感到他的手在颤抖,“被检举的人只有在检举材料摊在他面前的那一刻才难受,可检举人的人自从写了检举材料那一刻开始就不舒服。我一次一次地写检举,这一辈子写了多少份检举我都记不清了,反正领导上知道我听话,了解的情况又多,总是叫我写、写、写!拿一次政治运动少说写五十份来算吧,我总写了有五百份了。每写了一份检举我的心理就感受到一份压力。老章,我告诉你,我年轻的时候是什么样的人呢?我活泼得很呀,我好玩得很呀!什么二胡、手风琴、小提琴我全会拉,小号也能吹两下子,篮球场上总离不了我这个活跃分子,我还会跳交谊舞哩!可是,每写一份检举就削去我一分活力。我为了救自己,使自己能过个平平安安的日子,却把人生最宝贵的东西丢掉了,最后成了这副人不人、鬼不鬼的样子。早知道,王八蛋才写那些材料!大不了还是落到这步田地……”

  他的嘴角出现了一条斜向下巴的、如刀刻般的皱纹,坚决而残忍。他是在倾泻积愤,并不是要博取同情,但是我还是把手从他手下翻上来,握住他瘦削干燥的小手。“别这样想,那些都过去啦!”我说,“据我所知,有的人把别人诬陷了,送进监牢,甚至送到杀场,今天他还过得有滋有味得很哩!”

  “你看错了!”他将手抽出来,激动地一挥,加重了他对我的否定。“难道那叫有滋有味?我敢说,这样的人和我一样,从来没有体会过什么是无忧无虑的、问心无愧的幸福。也许他们自我感觉良好,可是过的日子跟我一样,是耗子的生活。耗子在没有被猫逮住的时候,自我感觉也是十分良好的。”

  这时,“哑巴”背着一个小包,穿着老羊皮大衣,踽踽地向坡上爬来,边走边迎着风咳嗽。今年一年,“哑巴”瘦多了,虽然他一直跟着我,没有让他干重活。鬼才知道他心里想些什么!如果他能象周瑞成今天这样一吐积郁,也许会好过一点,然而他没有受过教育,他只会死钻牛角。

  周瑞成站起来,肩膀耸了耸,将大衣披好。这一动作颇有军人风度,我仿佛看到了二三十年前他的英俊潇洒。“这次上山,是我自己要求的。”他说,“我甘心情愿去。说不定下山以后,山下就成了另外一个世界了。唉,‘山中方一日,世是己千年’呀!”

  “你估计会成什么世界呢?”我眯着眼睛问他。

  “你知道他们这次的矛头对准的是谁吗?”他反问我。

  “不知道。”我想让他先说出来。

  “周跟邓!”他捂着嘴说了三个字,然后放下手。小眼睛里阴森森地发光,“这两位一倒,共产党的最后一点希望也就完了。那时候,就象《红楼梦》里说的:‘三春去后诸芳尽,各自需寻各自门’了。”

  “那你准备怎么办呢?”我好奇地问。

  “我没什么关系,他们暂时不会把我怎么样。”他直率地看着我。“因为我不象你:第一,没劳改过;第二,没帽子;第三,出身城市贫民,而你是资产阶级;第四,他们到现在还没有把我的干部身分橹掉,而你是个最下等的农工。我又是学军事的,说不定将来还有用武之地哩。而你,”他恢复了降贵纤尊的姿态,用手指戳了戳我的胸脯。“老弟,你还记得我们蹲监狱的时候,队长指着你鼻子骂的话吗?他说:‘章永球,你别梦想翻天,外头只要有个风吹草动,首先拿你砍头示众!’当然,他那时的意思不过是吓唬吓唬你,叫你老老实实,可是他这话里有真理,你得提防点,他们弄死你就跟拈死一个臭虫一样,不需要向任何机关、任何人负责。”

  “哑巴”慢腾腾地还没有爬上坡来,风不停地把过长的大衣绊住他的脚。周瑞成收回目光,看着我接下去说:

  “你不见?胡世民和李义钧两人就是很好的例子。胡世民是师部的宣传科长,四九年参加工作,没有前科,他们把他弄死了,平反的时候赔礼道歉开追悼会不说,队长还丢了官,不然这个曹学义还来不了这里。我听说,这场官司到现在还没有打完。李义钧呢,不过是你们农场的农工,跟你一样:劳改过、有帽子,把他弄死了,现在有谁替他说过一句公道话?”

  这个平时谨小慎微,沉默寡言的人,竟把一切都看在眼里,一切都记在心上!

  “是的。”我把烟头捻成碎未。“其实李义钧比胡世民死得还冤。胡多少还可以说是自己病死的,而李才是活活让他们整死的。”

  “对呀,这不都是我们在监狱里亲眼见的吗?”

  “那你说我应该怎么办呢?”这个人肯定工于心计,我真的要向他讨教了。

  “老弟,”他的嘴虽然尖得可笑,但语气却是诚恳的。“还是毛主席说的话对:‘不要害怕打烂坛坛罐罐。’过去,我就是害怕打烂了家里的坛坛罐罐,保我过个平安日子,到头来……”他两手一摊,又重复了一句,“还是成了这副样子!你是聪明人嘛,应该知道:‘三十六计,走为上策’;‘人挪活,树挪死’呀……”

  “哑巴”走近了。他打住话头。迎着“哑巴”走去,和“哑巴”一道挥起放羊的短鞭,把羊一只只地轰起来。

  我用马鞭帮他们俩把羊赶到通向山里的路上。分手的时候,我笑着对他说:“你和‘哑巴’在一起很好,在这年月,这种人最保险。”

  “不见得。”他回过头,意味深长地瞥了我一眼:“‘哑巴’开口说话的日子也快到了!”

  大青马向东,羊群向西,向乌云层层笼罩着的大山走去,沿途撒下许多羊粪。凛冽而干燥的空气中飘散的一股羊膻气,终于也逐渐地淡薄了。从此,他们和羊群,永远在我的视野中消失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