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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寄居者》第10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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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父亲是晚上十点左右见到彼得的。
    彼得尽量把事情讲出头绪,可我父亲还是让他讲了四五遍。每次彼得讲述的时候,他总是插嘴:妹妹没受伤害吧?……日本狗娘养的没动粗吧?……妹妹没有嘴硬吧?……我老爹担心的是两腿兽日本兵会对一个妙龄女郎干出兽性使然的事。他们在南京遍地发情,谁都知道。
    彼得这才明白他绕来绕去想问的是什么。彼得说他也最担心这个。他加了一句:在日本人眼里,妹妹一定也是很美的。
    父亲这时才长时间地、使劲地盯了彼得一眼。这是很挑剔的一眼,盯得彼得口吃起来:我想……越晚越可怕……应该能够打听到的。
    打听得到什么?我父亲没好气地说。他面前这个小伙子漂亮高雅是没错的,可无非是个漂亮高雅的难民。
    我父亲有两个日本学生,其中一个女生英语不错。可我父亲除了上课从来不和她来往,找到她必须通过其他学生。当时时间是夜里十一点,夜上海蓬蓬勃勃,爱玩儿爱乐的年轻学生哪里都去,就是不去自己卧室。对于他们十一点不是太晚,而是太早。
    我爸爸把彼得带到外滩路三号的上海总会酒吧,为自己和彼得各要了一杯杜松子酒,也没有理会彼得的谢绝。他在这里不是为了听爵士消闲,是为了用酒吧的电话,不断打给他的学生。
    他的一个学生终于回了宿舍。这个学生恰好有那位日本女同学的地址和电话。
    他和彼得开车从外滩一口气冲到虹口。那时候的虹口,非常有意思,弄堂纵横,网络一般。我父亲就在网里开赛车。
    后来彼得对我说:你父亲是爱你的,这一点你千万别怀疑。
    他们开车到了虹口,找到了那条里弄。
    我父亲和彼得几乎闹醒了一整条弄堂才找到了松尾友歌,就是那个日本女生。准确点说,一整条弄堂的人牺牲了小半夜的睡眠,才使我父亲找到那个很少露头的日本妹妹的亭子间。松尾友歌在半夜仍然没有归宿。到了凌晨两点,还没见她回来。我父亲和彼得只得在弄堂里乘凉等候,看着一扇扇窗口的灯逐一暗了,一张张不甘的面孔从窗帘缝里缩回去。
    当时他们不知道,松尾友歌在一个日本同学家喝了太多的清酒,男男女女横七竖八睡成一片,一直睡到第二天上午。
    可想而知,我父亲和彼得有多绝望。他们一直等到弄堂上方那条窄窄的一九四○年六月的上海天空由暗到明,第一家的门开了,娘姨挎着竹篮去买刚下船的黄鱼、带鱼或海瓜子。
    他们逆着送牛奶的三轮车走出弄堂。我父亲叫彼得别跟着他了,因为他也不知道下面该做什么,往哪儿去。
    彼得像个被丢在大街上的孩子,还穿着昨天冷餐会的西装。
    就在我父亲和彼得分手的时候,我被押到了审讯室。审我的是个宪兵少佐。他让我坐,叫我别害怕,说实话。
    我说我有什么可害怕的?翻译照我的口气翻过去,少佐点了点头。不知他点头是什么意思,是“走着瞧”,还是“不怕就好”。我再次为自己犯蠢而懊恼。从我向你描述的那个年轻冒失的女子,你对我早先的个性应该有个大致印象了吧?没错,就是那种太安分的日子过不了的女孩。那一夜的拘留,让我觉得自己很了不起,经过了死亡和坟墓。(黑得不透气的狭小空间、陈腐的血腥和缭绕的冤魂,比坟墓怎么样?)我误认为经过了那里,就是经过了最坏的。
    桌上放着一本美国护照,我被押进来时就看见了。看来他们把我的身份验证过了。唐人街洗衣坊的女儿在美国没人拿你当人,但护照还是同样盖着美国政府的大印。那大印再不情愿,还是盖在了我这张黄面孔、扁平鼻子、不可阅读的黑眼睛上(这是美国概括的华人相貌)。
    你的阳伞当时放在什么地方?军官开审了。
    挂在衣架上,我回答道。
    下面的审讯记录,大致就是这样——
    少佐:你和这个散发传单的学生认识吗?
    我:谁?
    少佐:那个学生说他认识你。
    我:你在说什么?哪个学生?
    少佐:就是委派你替他的组织散发传单的那个学生。你知道当时不少人把阳伞、皮包挂在衣架上——有四个衣架。
    我没话了。
    少佐:为什么他偏偏挑中你,当然是因为你值得他信赖,你们有交情。
    我:你在说什么?我都给你绕晕了。
    少佐:你不认识那个让你转移传单的人?
    我:当然不认识!谁也没有让我转移传单!……
    少佐:你没有说实话。
    我:……?!
    少佐:其实对方已经承认了。他说你和他很熟,是半年前认识的。他说你们很谈得来。
    我脑子嗡的一声:怎么把温世海给忘了?不管日本人是诱供还是逼供,温世海供出来的句句是实情:我和他不时谈到日本人的劣迹;我对日本民族的生理特征大大不敬,比如罗圈腿、多毛……种种他们日本人也没办法的审美遗憾。
    审讯记录继续——
    我:噢,你是说温世海啊!(我笑笑)他现在在哪里?
    少佐:这个不关你的事。不要再撒谎。
    我:好的。
    少佐:现在你该承认你帮他转移窝藏抗日宣传品了吧?!
    我:你说呢?(我耸耸肩。)
    我这时做洋式动作特别得罪人。少佐认为我倚仗两个大国来对他耸肩。我耸肩是我无奈,表示:我算讲不清了。可无奈被他看成无赖、不屑。你好好看看这个洋派动作,确实有美国式的无赖。有那么一丁点吧?
    从那一次我领教到日本人是开不起玩笑的。这个军官把我的无奈看成无赖,因此就认为我取笑他,拿这么严肃的事不当事,开玩笑。他们是世界上最认真的民族之一,对此他们也没有办法。
    少佐走到我面前说:请站起来!这句话他是用英文说的,用他自认为是英文的那种语言说的。
    我知道坏了。我认真严肃,英勇不屈都能让他心理平衡,我作为中国人英勇不屈多少还让他敬佩,可用一个美国动作来跟他耍,他的民族自尊心受不了了。这就是为什么他要左右开弓抽我耳光。
    他第二下就把我打得向后跌去。但我后面是我刚才坐的椅子,让我一跌翻倒了。我头朝下一栽,脸从震动的麻酥中渐渐变得灼热,灼热刹那间流散开。我发现自己耳朵眼儿里都进了血。
    少佐没法继续抽耳光,就上来踢我。他头一脚把我踢得翻向右边,第二脚把我踢得膝盖碰胸口。然后我就在他脚下一曲一张,一会儿是条虫,一会儿是个球。我的身体内部有什么给踢碎了似的,血大股地从我嘴里涌出来。
    我不知道自己是否惨叫了。大概叫了吧。我觉得他踢够了,周围似乎安静了好一会儿。我慢慢转过身,想撑着地面坐起来,突然看见他的左脚向后撤一步,抬起右脚,中锋要射门了——那临门一脚之准之狠,我听见自己身体发出一声闷响。接下去我觉得喘不过气来,后来验证出那是因为断了两根肋骨造成的。原来少佐一直等在那里,看看我是不是给踢得差不多了,但我挣扎起身的企图让他又补了那致命的一脚。
    假如我是一个纯种白人,美国总领事会把我当个大事去办的。我的姓告诉他我是个华人,他想,无非是那些不知耍了什么勾当在美国赖下来的中国佬后代,就打发手下的华人雇员去交涉。为一个唐人街洗衣坊的女儿跟日本人过意不去,何苦?日本人攻打南京时,炸沉了美国军舰Panay,都没让美国太较真。从沉了的Panay上撤到荒岛上的美国使节们让日军飞机扫射追杀,死伤一片,那么大一桩事情,都没让美国跟日本太过意不去。
    D女士、领馆雇员、我父亲找的日本说客,筹码全部加在一块儿,才把我保出来。
    保释我的条件是在我伤好之后立刻离境,回美国或去其他什么国,反正日本人不要我继续给他们惹麻烦。他们警告我父亲,假如我不离境,再次给他们逮着,就不是断两根肋骨了。美国领事馆出面向日方担保,我出院之后直接上船。
    彼得也站在迎接我出狱的人里。我倒是宁愿他别看见我的丑陋狼狈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