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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沧浪之水》90、真真假假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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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90、真真假假
    银河证券第一年的租金,我拿去还了银行的贷款。后来大家都有意见,为什么不拿来发奖金?事后我心里也有点后悔,前任落下的亏空,我着那个急干什么?上了台也得拿钱买个好口碑才是。第二年的钱拿到手,我跟冯丘几位商量了,决定拿五百万出来发奖金。消息传出去,厅里都轰动了,都说好,好,好!算下来,平均每人有一万多呢。奖金到年终再发,可得先订出一个方案。厅里召集中层干部开了个会,讨论分配方案,大家的一致意见,就是不能搞平均主义。这与我原来的想法不同,我的想法是差距拉小一点,不要让群众拿了奖金还骂人。可会上的意见一边倒,我若把自己的想法说出来,就显得孤立了。丘立原说:“什么叫改革开放?改革开放就是观念更新,抛弃平均主义。中央政策是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,我们厅里怎么体现?当然我们富也富不到哪里去,可日子还是要过吧。现在上面反腐倡廉抓得紧,以前各处室还能搞点小动作,现在也不敢了,不然过了线,自己都还不知道怎么就犯了法呢。怎么办?大家也只有靠厅里。当然另外有办法的人是例外。”他眼睛不朝我这边看,可我还是强烈地感到了他在暗示什么。在那一瞬间就下了决心,早晚得把这个异己分子弄走,甚至弄下来,把自己的人培养起来。冯其乐说:“我们应该用政策来体现贡献的大小,拟一个文件先发下去,把标准定下来,不搞暗箱操作。”大家你一言我一语,导向渐渐明了,倒使我觉得自己原来构想是不对的。说到底是政策要向职位倾斜。话可以有很多说法,但不论怎么说,都必须围绕着这个结论来说,结论是既定的,理由可以慢慢找,几条理由总是找得到的。我要到部里出差几天,就指定办公室黄主任去草拟这个文件。等我出差回来,黄松林马上拿了草案向我汇报。他把厅里的四百来人分成了九个等级,第一等就是我一个人,五万,冯丘几位是二等,四万一,丁小槐他们是三万,而普通干部是四千五,工人则只有二千八。他说:“这个方案是广泛征求了意见的。”我说:“二千四千的人你征求了没有?他们占了百分之八九十呢。”他说:“他们,他们,……要按他们的意见,人人都是一万三最好,那不是平均主义吗?”又说:“我是比照了隔壁化工厅的分配方案,又向冯副厅长汇报了,才这么定的。”黄松林去了我把这份名单反复看了,觉得他还是动了脑筋的。毕竟我还要靠丁小槐他们做事,不把他们安顿下来,工作就无法开展,这是没有办法的事。哪怕我真有办法换一批人上来吧,事情也不会有什么改变。我知道那些拿二千四千的人白兴奋了一场。他们会骂人,会感到心寒,会骂我是强盗,撕下脸皮来抢钱了。但也只能如此,要骂在心里骂几句也是应该的,只要当着我的面乖乖地笑着就行了。我还真能去追求人格形象追求口服心服?坐在这个位子上,我的第一任务就是按照实力把各种利害关系摆平,摆平了才能运作下去,我才能坐得住。所以公正并不是我的目标,自从我放弃了重建崇高的努力,放弃了对自己的神话造型之后,就更不是我的目标了。有人要在心里慷慨激昂,骂我是强盗,那也只好由他去。他们不在这个位子上,不知我的难处啊!
    晚上我还是到冯其乐家去了,提出把上面的人压下来几千块,把下面的人提上来一千块。我说:“新班子成立才一年多,让别人在心里嘀咕,也许还骂几句,也没什么意思。”他说:“化工厅按这个比例贯彻下去了,风平浪静。”我说:“跳我想没有人敢跳出来,只是不太好。”他说:“每人加一千,也起不了什么作用,每人减几千,那个影响就大了。我们也应该给办事的人一个宽松的环境,不要逼他们去犯错误,中国文化还有个养廉的传统呢。养廉养廉,廉是养出来的。”我叹一口气,知道结论是铁定的,围绕这个结论可以有很多论证,反正是这些人自己在论证。好处到了手是真的,其它都是假的,那七八条理由也是捏出来的。我们要做的工作就是在大会小会上形成一种氛围,让所有人的思维进入已经设计好了的轨道,平均主义要不得!拒绝进入了不要紧,有了氛围就不会有人有足够的勇气跳出来了。毕竟大多数人是从众的,只有那样他们才会有安全感,而众人的心理,那样一种气氛,要靠舆论来引导。宣传工作非常重要!人到了一定份上,想法就不同了,他认为什么东西自己都应该拿最好的,而且得到最多。他们的思维方式就是如此,我也没有办法改变大家的想法。这时电视正在放一个关于“三讲”的节目,是山东某县的县长在讲话,说要把群众同意不同意,满意不满意,乐意不乐意当作标准。我指了电视说:“老冯你也看看,现在是什么时候?”他哼哼几声说:“我倒要去看看,那里就不是中国?每人一万三,就同意了,满意了,也乐意了,可能吗?有了一些人的不满意,才会有另一些人的满意。天下就没有人人都满意的事。”这倒也是真的。要在份上的人不为自己谋点什么,那不可能,于是要群众口服心服,那也不可能。我不能去追求那种不可能的可能性,我首先得让那些重要人物同意了满意了乐意了才行。我要靠他们做事,口说无凭,非多喂几口不可,我只能如此,道理讲到天上去,也只能如此。
    在最后的定稿会上,我坚持把自己的标准降到第二等。大家都不同意,丘立原说:“池厅长咱们实事求是,你该得的,理直气壮!”这话从他口里出来,我感到不是什么好话,是要在火上烤我啊!这样一来我就成了唯一的目标,他们都滑脱了。为了几千块钱,我值得?丁小槐也站起来慷慨陈辞:“池厅长该不该拿一等?该!这不是位子决定的,而是贡献决定的。”我心里想,又添一把火来烤。最后我说:“大家为我好,就不要为一个人设一个等级了,不要让群众说我们因人设政。”话说到这个份上,就没人再坚持了。尽管因人设政已经成为了一条游戏规则,但我决不能当这个出头鸟,让人家的枪来打。
    文件发了下去,我知道很多人会感到心寒,议论纷纷甚至群情激愤,把什么难听的话都讲了出来。我想到了尹玉娥在中医学会一手叉腰一手指指点点跳脚骂人的神态。她不会点名,但在骂谁是很清楚的!“让他们买了好东西吃了拉痢疾,吃不了再带到棺材里去!”反正我听不见,也就算了,神仙也没有办法叫所有的人都口服心服。
    九月份那几幢宿舍楼快盖好了,基建处拟了一个选房的方案。这件事我没有管,是冯其乐管的,方案出来后交给我签字。我看了这个方案的主要目标,就是要让在台上的几位领导排在前面。有两条是特地为我设计的,正厅级比副厅级高五分,博士毕业的加五分。以前排队选房,厅级不分正副,这次加上了。厅里还有两个处长在读在职博士,但没毕业。我心里排了一下队,按这个方案,我可以排在第一位,虽然我的工龄没有别人长。冯其乐煞费苦心,但这太明显了,要别人说话的。董柳看了这个方案说:“反正又不是你定的,你谦虚干什么?你是厅长,当仁不让!”的确不是我定的方案,但别人早就为我精心算计过了。在这个份上的人,是无须自己过问的,说法就像影子一样紧紧地跟在身后跑。我说:“我说不是我定的,老百姓也不是大傻。”她说:“反正我就是看中了三楼东头的那一套,朝西当西晒,高了难爬楼,低了光线不好。”我说:“好事情都被你想到了,别人脖子上顶着的不是个脑袋,倒是只南瓜?”她说:“我去看那套房子都看出感情来了,别的我培养不出感情。”跟她说不通,我就不说了。有了这么好的房子,以前想都不敢想,当西晒又算什么?多爬一层楼,或光线差点又算什么?人不能把好事都想绝啊!第二天我跟冯其乐说了,要他把那两条划了。他试探说:“那,那……”我说:“我不敢太过,太过会转到反面去的。”他说:“那我再仔细算一下,至少保证厅里几个人不顶天立地吧。”
    名单出来了,《群众卫生报》的老戴排在了第一。他原是省人民医院的主任医生,到厅里来当主编有好几年了。我排在第五,我觉得这种安排很好,老戴不是什么官,排了第一,别人要说什么也说不出口了。当天晚上老戴的妻子到我家来,一进门就说:“池厅长还住这样的房子,全省的厅长没有几个!”这话说得不伦不类,我不是马上就要搬了吗?人家都是在显微镜下看我的好,发现那么一点点就大惊小怪地嚷。她又说:“老戴在家里说新班子好,池厅长好,不然他哪能排得上,还别说排在前面了。”我说:“老戴是主任医师,本就相当厅级,工龄又长。他不排前面谁排前面?厅里尊重知识尊重人材,也不是挂在口里说的。”她说:“感谢领导,感谢领导!有了这个面子,我家老戴没分到都没有意见,本来他就没作打算的。”她又跟董柳在一边嘀嘀咕咕好一会,去了。
    选房那天我没到场,是董柳去的。回来她告诉我,还是选到了三楼东头的那一套。我简直不相信,问老戴选的是哪一套?她说是二楼西头。我忽然醒悟了,还有另一只手在安排。我说:“那天你跟老戴夫人都说了什么?她让了你,还让了厅里几个人,连厅里几个人都让了你,有什么意思!”董柳说:“人家不选我有什么办法?人家主动提出来,我也没说我一定要哪一套。她问我哪一套最好,我总可以说吧。”我说:“这是一场戏,你就是导演。”她几乎要哭了说:“我没导,我也没演,我说自己最喜欢哪一套那也是实事求是,我不会撒谎,我还没学会,要我说违心的话我也说不出!党不是要求我们实事求是吗?”
    在深秋时分我搬进了新居,房子的装修和布置都是董柳去弄的,我基本没管。房子里全部铺的吉象牌地板,家具也全部换过了,电视机换成了日本松下牌的家庭影院。据董柳说,总共花了近二十万块钱,光地板的材料就去了三万多,如果是别人,还要多花几万块钱。有谁在其中帮了忙,我也懒得问了,但我知道用不了多久,这些人就会冒出来,求你办件什么事。这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法则,只是我不必用自己的东西作为回报罢了。搬家那天是星期六,来了好几个人帮董柳安排。到下午人都去了,房子里变得非常安静。窗外的阳光明晃晃照着,似乎是一个初春的日子。房前的树枝光秃秃伸向天空,一丝暖风吹了进来。我忽然觉得这一切都不真实,安静不真实,房子不真实,连我自己也不真实。一时间我觉得自己飘在虚幻之中,进入了另外一个空间。一切都与十四年前我来到这个大院时设想的不同,不可能的事情都可能了,但可能的事情都没有成为可能。为什么会这样?我自己也想不明白。我得重新认识自己,这并不容易。八年前我刚进入圈子的时候,我给自己带上了面具,那时我对自己说,我不过是为了上去做点事而不得不如此罢了,那时我也没有想过会有这么多的好处送到眼前来。戴了面具的我不是真实的我,真实的我是大山深处三山坳村的一个平民,是揣着几块钱去搞乡村调查的那个学生。可自己也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,虚假与真实竟换了位置,真真假假混沌一片也分不清了。坐在厅长的位子上我没了面具感,反而是到湖区去慰问灾民时就像戴了面具。说到底人不是一个神话,说到底这一切都是自然而然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