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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曾在天涯》第38-40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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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三十八
  舒明明寄信到龙-88,要我跟她打个长途电话。信上说:“如果你不打这个电话,我们的联系就断了,如果你舍不得那点要命的钱,我可以给你出。”这个电话我不能在家里打,帐单一来,思文就会明白一切。我跟葛老板说用他的电话往家里打个国际长途,帐单来了就从周薪里扣除。我算好星期天凌晨是国内的周末下午,星期六收工以后就没有睡,靠着床头等着。这件事怎么办,我没有最后的主意。就这样潦倒地一事无成回国去,我不甘心。在最后的关头,现实的考虑终究战胜了浪漫的怀想。从凌晨两点到四点,我拨了二十多次,才接通到她家里。我跟她通话有十几分钟,放下电话我竟想不起这十几分钟都讲了些什么。十多天后又收到她的来信说,一个人不可能作这样希望渺茫的等待,她的忍耐是有限度的。既然我不能给她希望,就不要再去打扰她的平静。捏着信站在窗前,似乎失去了什么,似乎松了一口气,似乎又是一种毫无内容的空洞的沉重。我想明白这种沉重的确定意义却又枉然,人有时候也会对自己感到陌生。我慢慢把信撕碎摊在手心,从窗户里伸出去,看着那碎纸一片片随风飘逝,明白了这是一段生之经历的最后结局。
  在那几个星期思文的眼睛失神地深陷下去,脸色蜡黄没有了光泽。有时她对着镜子凝视自己的面容长久地默然无语,显出一种哲人似的深沉悲悯的思索。嘴唇间或沉默地蠕动,象在细细咀嚼着生命的感受。这让人想到敏感的灵魂总是被痛苦永恒地覆盖,在苦难的炼狱中挣扎不起,至死方休。我在一旁看了心惊胆颤,故意弄出一些大的响动,想使她从沉思中惊醒过来。我说:“思文,你这个聪明人,怎么犯了傻,折磨自己!过几天论文就寄回来了。”她转脸望了我目光呆滞毫无表情。我说:“睁了眼做梦呀!”她嘴角微微扯动,露出一丝笑意。这天电话铃响了,我等她去接,她木然不动。我接了电话,听了几句把话筒替给她说:“你老板打来的,他说和渥太华通了电话──”她惊恐地睁大眼睛,嘴巴张开,手伸伸缩缩迟疑着不敢接话筒。我说:“通过了!”她一下软倒在地毯上,挣扎着抓爬过来,伸手接了电话筒。她一只手撑在地毯上打完电话,把手伸给我说:“扯我起来。”我拉了她起来,她往床上一倒,闭上眼睛。我怕她过份激动出了毛病,凑在她耳边问:“一加一等于几呢?”她说:“我休息几分钟。”这样躺了几分钟她突然一跃而起,满脸兴奋地说:“我得救了,我得救了!买机票去,走!”
  到自动提款机前按了个人密码,取了五百块钱。两人揣了钱跑了一下午,比较几家航空公司买了最便宜的机票。思文反复说:“我太高兴了,我心情很好。”我说:“你都说有几百遍了,要不要通知全城人都知道?”她说:“人家高兴就让她说一下嘛,你不想听我就不说了。我主要是太高兴了,我心情真的很好。”
  我向葛老板辞工。他说:“是在这里做得不高兴了?”我说:“下星期要去多伦多。”(以下略去170字……)他说:“在别的地方做得不高兴了,随时回来。”我说:“那时候又有别人了。”他说:“你来你的位子总有的。”我说:“谢谢老板。我去了让老周来学炒锅吧,他等了也快半年了。”他说:“老周他不行,不利索,太肉了。”
  最后一晚我对葛老板说:“明天早上我就去了,你们还没起来,门怎么关?”他说:“你从后门走,把门带上。”说着递给我一个信封说:“这是你这个星期的人工。”又把一个印着财神的小红包塞到我口袋里说:“一点意思。”我说:“谢谢老板,真的不好意思。”他说:“你也别嫌少。明天早上就不送你了。”
  上楼去水房洗澡,打开红包一看,是两张一百块的票子。我一喜,赤了脚跳起来向空中抓了一把。洗了澡非常兴奋,毫无睡意。回到房中看见周毅龙甩了拖鞋正准备睡。我说:“老周,明天就剩你在这里了,要老板让你上灶。”他马上说:“我无所谓,我无所谓,我干几天也不干了,干一辈子这也是干不来出息的。”我说:“这事不能久干,站了这几个月,每天十几个小时,我小腿上都静脉曲张了。”说着指了腿上鼓起的青筋让他看,“钱是什么,是血汗,是自尊,是这条命。以前是看不起钱,现在可不敢小看了钱。”又说:“我去海边走走,在这里做了半年多,还是刚来的时候去看过一眼。”他说:“我也去看看。你还看了一圈,我看都没看过。”几个月来我们之间有着一种潜在的敌意,忽然在这一瞬间消除了。我觉得有些意外。
  出了门两个人在夜里游走,拐上一条狭窄的公路向海边走去。道路在星空下泛着白光,蜿蜒到溶溶夜色中去。风挟着海潮声吹过来,衬衣在风中呼呼作响。狗儿在吠,不知名的鸟正啭啼着最初的夜歌。路边零散的房子一幢幢在沉沉的夜中显出隐约的轮廓。几个月来的敌意忽然消失,反而不知怎么说话才好,似乎都有着点羞怯,等着对方先开口。夜色中一只狗沿着路边走过来,周毅龙吹着口哨去招呼那狗,忽然抬起脚猛地一踢,狗在地上打个滚,尖叫着从我们脚边窜了过去,毛茸茸擦着我的小腿。我吓得往边上一跳,周毅龙笑了说:“狗你也怕。”我说:“咬一口就不得了。”他说:“这里的狗和中国不同,一只只都挺忸怩的。”我说:“这里打狗是犯法的,狗受法律保护。上次报上登出来,两个柬埔寨人打狗吃了,还被拘留了。”他说:“我就是要踹它一脚,让狗主人心疼一下。”这时我感到打破羞怯的默契已经达成。
  快到海边我说:“这么好的景色都被浪费了,每天做了就睡,从不出来看看。”他说:“空气也好,这样鲜的空气上海绝对没有。”我说:“老周,你爱上纽芬兰了,为了呼吸到世界上第一流的空气,你在圣约翰斯呆一辈子算了。”他说:“那还不要了我的命去了,这个破地方。你倒是好了,去多伦多。我还不知要折磨到几时,赵洁她还想在这里读博士呢。”我说:“原来她是博士家属,现在要轮到你了。”他说:“不是什么好事,女人玩起来了,发了,威胁太大,男人做人就难了。尤其象我们,签证都附在她们的学生签证上,志气两个字讲不出口。”我说:“女人都说男人玩起来了发了不是好事,要作怪的。”他说:“那倒也是,女人男人都是人,是人就要打个问号。”
  看见海了,波涛一波一波涌上海滩又退下去。我们在海滩上坐了,我又跑下几步,趁波涛涌上来用手指点几滴放到口中噙了,坐回来说:“这大概就是我最后一次看看大西洋了,以后要到电影里去看。”
  他说:“老高,你真的想回国去?”我说:“谁知道以后,到今天我还是这样想。”他说:“有移民机会把它放弃了,恐怕全加拿大只有几个。”我说:“谁不知道加拿大好地方?可我活着痛苦!在国内好歹也是个人,现在呢,除了我自己把自己当个人就没人把我当个人,人整个地被阉了似的。”他说:“半路回去太吃亏了,这边的没得到,那边的失去了。苦也吃了,脸色也看了,刚有点出头的影子又要回去了,舍不得。不怕你笑我,原来想着人生许多许多,狗屁!现在只想发点财。人长到三十多岁,才明白了这点道理。世界也变得简单了,就剩了眼前自己抓得到的那点点东西,别玩虚的!虚的许多许多都是虚的,活得了一千年吗?我学历史都学到博士了,什么事没想过?想多了倒捆了自己的手脚展不开,想着想着老了,两手还是空空荡荡。想得越多越深越糊涂越痛苦越犹豫越没有行动能力,自己看自己,清高呢,深沉呢,别人看去还不在心里笑傻瓜。人一辈子都过了一半了,一年一年这么闪过去,好恐惧啊!过了一半还犹犹豫豫糊糊涂涂不知道自己一辈子是怎么回事,怎么得了!”
  我说:“知道了烦恼越多,山沟里农民伯伯烦恼还没你多呢。”他说:“不怕你笑,我现在最大的烦恼就是想发点财,不发点财回去,不怕别人笑你!活到三十多岁,忽然就发现时间变短了,事情变简单了。搞几年能变成葛老板,我就安心了,对自己有个交待。”我说:“老周你是博士,你的文章我也看过,不是吹捧你,有真货。你应该坚持下去。”他“哼”地笑一声说:“古人从尧舜孔夫子到曹雪芹孙中山,都被搞学问的存在银行里,一代一代永远提取利息,这么回事吧。学问我也迷了几年,写那本书的时候我心也跳了几跳,出版了又有点沮丧。图书馆书多得跟草一样,你的书就塞在那个角落没人理,也好比一滴水滴到大西洋去了,干什么呢,一辈子的?世界还是世界,与你无关。读书多了最强烈的幻觉就是把自己看得很重要,自己写的东西看得很神圣,哄自己呢?做一辈子历史无用功还觉得自己了不起,伟大,给世界留了点什么。这么想我想了很多年,忽然发现错了。”
  我说:“老周你想得太多了,人间的事还经得起你这一细想!三国打了几十年,死人无数,刘关张英雄一世,气吞山河,到头也是古今多少事,都付笑谈中。世事不可看得太清想得太透,不然这活着就没味道了。活着就是活着。”他说:“死了没办法就算了,活着不能太委屈。对不对?”我说:“对绝对是对,可是你现在委屈不委屈?”他说:“我是一步步往好地方走,可怎么走来走去倒不如不走!出了国这不是好事吗?找到工作这不是好事吗?可就变成了瘪三一个!心里不服气吧,那还不行,得忍着。晚上躺在床上想着,睡不着,人不能往深处想,想来想去万念俱灰,还是庄子对。”我说:“又哄你自己了,你那个庄子是世界上第一个想得通的,你学得到?”他说:“老高,你倒是个谈话的对手,看不出。”我说:“你还当我脖子上是结了个南瓜吧。”
  我们站起来沿着海滩走。星光下我发现一些小鱼被波涛推上来,在海滩上跳,蹲下去瞧了又发现很多已经枯死。遍地都是。趁着波浪推上来,我把一条留在海滩上跳着的鱼踢到水中去,说:“救它一条命。”他说:“枯死在海滩上是它的命,是命就无可抗拒,下一波它还要被推上来,救不了的。”两个人站在那里,迎着海风。他说:“人呢,其实就象大西洋上偶然吹过的一阵风,刮过去就过去了,谁能告诉我这阵风有什么深远的意义?承认自己的渺小没有意义也要有一点勇气,人在心里总逃避这个,我想逃避又逃避不了,人总不能对自己也连哄带骗。”我说:“老周你太现实了点,这样活了也没有味道。”他说:“我是一个俗人,我只能去抓自己抓得到的东西,自己鼻子尖尖前的那一点点。”他说着身子往前一倾,双手飞快地向前一抓又收回,做了一个捕攫的动作,“终极关怀的问题折磨了我好多年,人类精神命运问题也考虑了好多年,突然明白了最需要关怀的是自己的命运。文盲也懂的道理,我到三十多岁忽然才懂了。这才知道自己原来是一个俗人。”我说:“又哄你自己了,今天你不得不俗了,得找点什么安慰自己。人最喜欢哄骗的正是自己,聪明人也逃不脱。”他笑了说:“那也是,那也是。”
  再往前走看见一大片游艇湾在那里,有一座小木桥架在浅海中通到游艇上去。我们顺着木桥走过去,两边系着的游艇在海水中起伏,灯光点点,又有断续的人声在夜里回荡。走到木桥尽头,我们伏在栏杆上看着海的深处,前面有一点一点灯在闪,是夜航的游艇。我说:“夜里冷了。”老周说:“哪里就会吹病去了。书上说海风带着一点咸腥,你闻到了没有。”我说:“怕是谁想出来的吧,水是咸的,鱼是腥的,风里哪又闻得到。”他说:“再过几个月我也走了。”我问他去哪里,他说:“谁知道,天下总有个地方容得下我。”我又问他这几个月托福可有了进展,他说:“进展个屁。”我说:“那么多次你都捧了书睡着了。”他说:“那又是骗自己的,好象捧了书对自己就有交待了。赵洁都抱怨了,回去一次抱怨一次,我没跟她挣脸!”
  我试探着说:“到这里女人都变了。”他说:“是呀,是呀!”我说:“也怨不得她们。女人谁不爱面子,谁又是超人呢。看了我们窝囊的样子,心里有了想法也是自然的。”他说:“我会服这个气?当年她追求我,哭了多少次我一狠心才应了,现在在我面前跟个皇后似的。”我说:“你靠她才来的,凭这一点也把你的威风灭了。”他说:“一个国家活在世界上靠实力,谁跟你讲平等!人也这样,自己的利益要靠自己去维护,靠自己的实力去争,谁跟你讲公平!感情可以有,要有东西做后盾,谁凭白就爱了你!天下真没有无缘无故的爱,还是毛主席讲得透。细想之下,现实总是冷漠的,它逼得你不断地接受你不愿接受的东西。痛苦吗,痛苦!痛苦完了你还得接受。你得把自己的心锻炼得跟铁一样才行,铁还不行,还要淬火。好多事就象铁锤一样打在我心上,把柔软的那一部分都锤硬了。”我说:“老周,不要说得那么恐怖,说得一股血轰隆隆冲到我头上来了。”沉默了几分钟我说:“走吧,看着别人玩游艇有什么意思。”他说:“什么时候活到这个份上,也象个人了。有钱了,没处花了,买游艇!钱就那么有着也没有意思。不过我到今天也没信心做这个梦了。”
  我们又往回走。快拐上那条路的时候,我说:“这就告别大西洋了,我给它敬个礼吧。”说着弯了腰鞠了一躬。他说:“海给人的感受很难表达,它总是使人想起一些事情。”我说:“它启发人想到自己的渺小短暂。哪一天我们的骨头成了化石,它还是这个样子。”他说:“是,是,还有几十年,要抓紧活。没有谁赋予了我什么使命,我的唯一使命就是对自己负责,要抓紧活!要有生命的紧迫感。可现在又是这个样子,挣扎不起!”我说:“咬了牙关挺几年,总会好些。”他说:“陷在这里进退两难了,看不到好起来的迹象。心焦啊,无可奈何!”我说:“老周你就这样悲观了,还有大半辈子呢。”他说:“细想起来心里真是好委屈。”我说:“到这里我也没觉得自己有权力要求什么,也就不委屈了。加拿大也没欠谁的,委屈了谁也可以回去,又舍不得。”
  回到龙-88,他躺下去说:“困了,明天做事会打瞌睡,肚子也饿起来了。”我说:“老周,你今晚的话就数这句最深刻。”他叹气说:“是的,到这份年龄,还说这些那些干什么,说什么也多余了。”我熄了灯说:“明天早上我就不叫醒你了。”我想着过几天就到了多伦多,兴奋得睡不着,又想跟他说几句话,他却已经鼾声如雷。
  三十九
  机票买得便宜,时间不好,到多伦多已是晚上九点多钟。飞临多伦多的时候,从空中往下看,远远的是一片模糊的光,渐渐明亮起来,一片灯海望不到边。然后,一条条街道,汽车的红色尾灯一行行缓缓移动,都看清了。思文指着下面说:“多伦多,你天天想都想有一年了。”我说:“还是被我想到了。”她说:“你天天想都想有一年了。”我说:“这一年多伦多是我心中的圣地。”她说:“你天天想都想有一年了。”我看她的眼睛,她转了脸望着外面,说:“一年了。”我说:“那也不一定就有了造化,出息不了的人到哪里也出息不了。”她说:“那你还逃难似的逃离纽芬兰?”我说:“多伦多不图它别的,图它有两张中文报纸看。在圣约翰斯再呆两年,我都会变成真的文盲了。”
  两部小手拖车拖了皮箱旅行袋,我和思文站在出口处等车。不断有出租车开过来,问我们进不进城。在纽芬兰有人告诉我们,出租车到城里很贵。我随口问了一个黑人司机,到唐人街多少钱,他说:“Maybefiftydollars。”我吓一跳,还是等着,专线客车只要八块钱一个人呢。在纽芬兰这一年多里我们存了差不多两万块钱,这已经超出了我们的预想,但能省还是要省,钱来得太可怜了点。思文抱怨说:“来了一年多还用国内的概念来算钱的,大概也只有你了。”我说:“那大概也只有我准备回去。”
  机场到市中心花了半个小时,一路上巨大的广告牌在夜中闪亮,看得我眼都花了。到汽车总站下了车,我说:“先找多大的学生联谊会。”思文说:“都十点了,到哪里去找。就是你要买便宜票,搞到天墨黑了才到。”站在路边有出租车停了问我们去哪里,我们连忙摆手。
  把行李托到候车室,思文说:“今晚要住旅店了,省了机票钱,去了多的。这就是你高力伟做的事。”我说:“我还有那么大的派头住店,那不杀你几十块钱一晚。实在没办法先在这里蹲一夜,还有靠背椅呢。”思文说:“我去打电话。”她拿出一张纸,上面抄了一些电话号码,别人给的,都是一些不太相干的人。我们把两毛五一个的硬币都收拢来,有七八个,她拿了去打电话。过一会她回来说:“只通了两个,听口气不肯来帮忙。”我说:“我一点都不瞌睡,你打你的瞌睡,我守行李。”我投了硬币到自动售货机里,按了选择键,掉下两筒可口可乐。又把晚餐没咬完的面包翻出来说:“凑合一餐。”思文接了面包,半天吃一口。我口里苦涩苦涩的,勉强塞进口里,用饮料咽了。思文说:“今晚怎么办?”我说:“在这里混一夜也好,挺剌激的,这么多空位子,随你坐。”她说:“错了就错了,还要找道理。你就没做几件漂亮的事让人佩服佩服,跟了你总是受刺激,还说刺激好呢。”她眼眯了一会说:“睡不着。”我说:“睡不着你看看行李,我出去看看。”
  从飞机上看,多伦多象一座玻璃城,现在看去却平平淡淡。我朝着灯亮的那边走,怕走远了找不着回来的路,转一个弯就停下来记住街角建筑物的标志。在一家小店里我买了一张城市地图,对着街口的街牌查到自己的位置,发现离著名的央街已经很近。我便横过去,央街果然热闹得多,白人、黑人、阿拉伯人、印度人、中国人,来来往往,是国际大都会风貌。灯光下各种各样的面孔闪烁起伏,如纸糊的脸飘浮在梦中一般。看着这无数的脸在眼前晃动,我觉得很陌生,又觉得很理解他们。
  (以下略去380字……)
  回到候车室,思文说:“啊呀,你回来了。刚才两个人过来问我要不要住宿,吓得我!”我说:“还有这么多人啊,怕什么!”又告诉她刚才遇见妓女的事。她说:“第一天来就走桃花运了,以后日子还长呢,这么浪漫的城市。”我说:“一开口就是酸的,酸不溜溜醋坛子。”她说:“我醋坛子!以为自己是个什么人呢。我倒希望自己有这种情绪。”我说:“我又自作多情了,好惭愧。我真是不要脸,我太不要脸了,我为什么这么不要脸呢。”我又虚张声势打自己的脸说:“看你还不要脸!打这张不要脸的脸!”她笑一声,不说话。我想:“现在有机会就来两下子,看起来离婚真的是无所谓了。”
  思文侧了身子去打瞌睡,我把箱子移到脚边并排放了,腿分开用脚尖夹了,闭了眼想瞌睡一下,但总是刚一迷糊了又惊醒过来。过一会就有夜行客车进站出站,来往的人行色匆匆。我无聊地盯着那些出出进进的人,揣想他们在这半夜行车是怎么回事。思文不时地醒来换一种姿式,又后悔没有在附近找一家旅馆住一夜。她说:“也就是跟了你,受这样的罪,一错再错。”
  我笑着说:“跟个有钱的这些错都没有了。”她气了说;“你想这样说,那也可以这样说。”我不再说什么,闭了眼假装打瞌睡。一个老年的黑人妇女来讨钱,我给了她一块钱示意她离开。她接了钱又去别人跟前去讨,总没人理她。我担心她又会过来碰醒思文,但她蹒跚着出门去了。我怕行李被人提了去,打着哈欠又不敢睡,就把别人丢在座位上的SUN(太阳报)拿过来看,找到Rent那一栏,看到一间房都是四、五百块钱一个月,吓得心惊肉跳。挣扎着熬到天亮,我到门外手推车上买两份热狗,两人吃了。思文说:“这些东西吃了一天,胃都要翻过来了。”我说:“中午还吃不到饭我们去餐馆吃饭,到加拿大我还没吃过餐馆。”她说:“你天天吃餐馆。”我一笑说:“倒也是的。”又说:“我查地图了,这里离多大不远,我跑过去问问联谊会在哪里。近了拖车过去,远了叫部车。”她说:“慢点,赵教授给我一个牧师的电话,昨天没打通。这个彭牧师他自己也不认识。”她到投币电话机那边打了电话,回来说:“到门口去等,马上来了。”我说:“这教会的人真还仁仁义义的啊!”
  不一会彭牧师开车来了,他太太坐在车里。彭牧师一身西装笔挺,帮我们把东西放到车后。车开动后,彭牧师问我们什么时候到的,思文马上说:“刚才到的。”牧师说:“圣约翰斯这么早就有班机过来这边?”他太太回过头来问:“你们加入教会没有?”我说:“没有,中国教会少,圣约翰斯那边华人少。”她问我们有没有兴趣,思文马上说:“有兴趣。”彭牧师说:“有兴趣过几天接你们去参加我们教会的青年团契。”思文很高兴地说:“那好,我正想去。”车转来转去,问了半个小时才找到联谊会,离多大很远,到唐人街上去了。彭牧师要帮我们提行李上楼,我马上拦了他,千谢万谢说:“耽误您太多了。”他递了名片给我说:“房子找到了打个电话过来,过几天接你们去教会看看。”上了楼我对思文说:“你要说有兴趣,又多出来一件事。”她说:“没兴趣你去说去,你坐在人家车上呢。”
  这是多大中国学生联谊会租的一幢房子,住的都是过客,一人一天十块钱。上上下下一天到晚吵吵嚷嚷,各种各样的人在交流自己的经历。在这里实在难得住下去,便到外面买了《星岛日报》找房子。两天以后,我们搬到靠近唐人街中心的一条街道上去,住进二楼一间房中。房东是一对老年夫妇,很多年前从香港过来的。同样一间房,比圣约翰斯贵了几乎一倍,和那两个老人讨价还价半天,也没能少一个钱。这幢房子的二楼三楼都出租了,我们的隔壁是刚从美国德克萨斯州来的一对北京人,两个月前听说加拿大有移民机会,博士学位也不要了,电视机也送了人,连夜飞到纽约去办来加拿大的旅游签证,正遇上美国国庆,加拿大驻纽约领事馆不办公,耽误两天。赶到多伦多,正好移民申请在前一天对美国学生关闭。说着这件事丈夫拍着腿连连叹息。听说我们的移民申请已经受理了,羡慕得不得了。太太说:“你们幸福了,你们幸福了。”经他们这么一说,我才知道移民这事原来真有这么神圣,说:“移民的瘾我还没有那么重,要是能够换名字,两千加元卖给你们算了。”那丈夫眼珠鼓出来说:“不想移民?说笑话吧!两千块,二万块也便宜得跟捡的一样。一张绿卡值得五万加元呢。”
  思文去多伦多大学注册了,拿回来一张支票递给我说:“存去。”我一看是两千九百块,吓一跳说:“这么多!”她说:“一个学期的,一年就发三张。”我说:“读这个书比打工也不差多少了。”她说:“先别高兴太早,把我们自己的支票开一张五百块的交学费。”我拿了支票本给她说:“你自己开。”她扯了一张填了,说:“收进来就高兴,开出去就象割你一块肉似的。”我说:“学费割一刀,房租割一刀,两千九百块几刀也就割完了。”
  四十
  我每天到街上买一份《星岛日报》来看,找工作。看到那整版的聘人广告,我心里就很放心,这么多机会总有一个要轮到我。好在我在龙──88了学了一点手艺,这使我有一点自信。每天我把可能的机会都作了标记,然后一处处打电话。不敢要求太高,钱比在纽芬兰多点就行,累是不在乎的。多伦多市政府规定最低工资七加元一个小时,这在我看来已经不少。我还有个想法不敢告诉思文。到了多伦多,我觉得自己应该有更好的机会。多伦多有两家中文报纸,《星岛日报》和《世界日报》,每天都厚厚的几十页。我想以我的文字水平,到里面去谋个编辑记者一类的差使应该还是有点希望。《星岛日报》发行量大,却是香港背景,我不懂广东话,不敢问津。《世界日报》是台湾背景,语言上没有问题。我算计着得先写几篇稿子给《世界日报》,让他们也认识认识我。
  这天我在报上偶尔看到一条消息,有个台湾画家在唐人街大人物画廊办画展,就跑去了。展室不大,就是一楼的客厅装修成的。几十幅国画都标了价挂在墙上,也有上千元一幅的,也有几十元一幅的。看画展的人只有几个,我来来回回转了半天也没见有人买。两个人坐在那里说话,听了知道是画廊老板和画家。画家的脸色阴沉,抱怨多伦多的华人不懂艺术,又说去年自己在纽约办画展,画多么抢手。老板说多伦多画的生意不好做,所有的人都只知道赚钱,准备明年关闭了画廊做别的生意去。美术方面的书我也看过几本,模模糊糊都记不清了。
  听他们说了一阵,我鼓了勇气插一句嘴说:“您的国画还是走张大千的路子。”画家看我一眼说:“你懂画?”我说:“读研究生的时候学过中国美术史。”撒了这个谎我心里很镇静,露了馅我就说自己不是专业学的,都忘记了。他说:“我老师是张大千的学生。”我大了胆子说:“这些画用笔很工细,意境却平庸,也不说平庸,是没有创意。”他说:“听起来你是个内行。”我说:“内行不敢说,看过几本书。”他说:“不过既然是国画,你总不能画成油画。”我说:“国画表现隐逸的情趣,几百年不变,再好的东西也疲倦了。境界打不开,手头功夫再怎么样也突不破的。”他拍了桌子说:“你倒说到点子上来了,照你说又怎么个变化?”我说:“我没专门研究过,也说不上来。”老板说:“依你看怎么叫人舍得往外掏钱来买?”我说:“我是外行,抓瞎说你们别笑。这种山水意境和现代人文化心理结构缺少有机的对应性,现代人有现代人的情趣、节奏和韵律。他们喜欢有力度的东西。”画家不高兴说:“去年我在纽约就卖得很好。”
  我说:“你的画我提点小意见。”三个人起身去看画。我指了一幅画说:“这幅画你标题是《夏》,改成《圆荷凝露》意味就深远些。这幅《冬》,改成《独钓寒江》,意境更出来了。”跟他说了七八个可改的标题,他只否认了两个。最后我说:“如果有地方发表的话,我写篇评论文章,效果比广告要好些。”老板说:“写得好,发表的事归我,两家报纸的编辑都是熟人。”画家说:“你打算怎么写?”我说:“那当然是唱赞歌,这你只管放宽了心。老实说在技巧方面我也不太懂,你跟别人讲色彩透视比例他也不懂。我想谈一谈你这画的意义,让谁也能理解。”画家“嗯,嗯”着点头。我说:“要说这些画的内涵,你作者是最清楚,我只是想把它表述得大家都能接受,这很重要。”老板说:“那当然,当然。”画家说:“你说,你说。”我说:“我就用《疲惫心灵的停泊地》这个题目,不知合不合你的意思?意思是,现代人在残酷的社会竞争中太疲倦了,心灵在持续压力下总是处于紧张状态,你的画提供了一个暂时放松一下的机会,传统艺术的现代意义就出来了。当然这了有点胡说八道,但别人不会想这么多。你愿意讲讲你这些画的个性特点,那就更好。”
  画家迟疑一下说:“按你的意思写。什么时候写好?明天总可以了吧。我给你送到报纸去,我认识他们。”我说:“明天给你了后天登出来?”老板说:“没有问题,要他们留了版面。要写得好,两千字。”我留下电话号码要走,老板给我名片说:“效果好了我们订个长期协议,发表不是问题。”我看了名片说:“老板您姓孙。”他说:“姓孙,孙子的孙。”他自己先笑了,我也笑了,说:“孙子可真的是古代一位大军事家,了不得哦。保不定那孙子就是您远祖。”他说:“听说是有这么个人。”我说:“此孙子可不是彼孙子。”画家送我到门口轻声说:“写好点。”
  我到唐人街公共图书馆借了一本《国画技法》,想熟悉一下术语,我需要术语作个筏子。晚饭后我对思文说:“到多大图书馆看书去了。”思文觉得奇怪,猜疑地望着我,好象是在研究我的表情,说:“你今天忽然想起要看书了。”我拍拍那本书说:“别那样望我,不是去给谁写信,那件事早就完了。”
  一年多来我没有正经写过东西,好象有什么油腻的东西堵塞了思维的通道。前面一段反复涂改,写了一个多小时才写了几句。写了第一段,笔下顺了起来,很快写完了草稿。我把稿子看一遍,虚是虚了点,但给真正的内行看了我也不怕,还混得过去。想马上誊抄了,又记起要用繁体字,没带字典了写不出。旁边那些外国人还在看书写作业,我双手抱了后脑勺,慢悠悠地去打量他们。
  我给自己取了一个笔名叫孟浪。文章登出来,我买了份报纸回家给思文看,漫不经心懒洋洋地指了那篇文章告诉思文是我写的。她说:“这样一篇文章多少稿费?”我说:“四、五十块吧。”她说:“我要是你每天写一篇,也不去打工了。”我说:“我有那么大能耐!整个北美靠写东西赚饭吃的华人都没有几个。”她说:“怎么就起个笔名叫孟浪,证明你是个浪漫的人。”我说:“说得上吗,你想象力太丰富了,我自己也没想到。”她说:“你没想到你的潜意识想到了。”我笑了说:“那有可能,那有可能。”她说:“何必辛苦又起个笔名,干脆就用宋志就好了。”我说:“我想骂你吐酸水呢,我自己又太多情了,不骂你呢,又一股子醋气直往外冒。”
  文章登出来我高兴了一天,又有点紧张,怕没有一点效果,老板下次就不找我了。也有点得意,多伦多刚来不几天,就有了点小进展,忽然又觉自己还不必那样自我轻贱。
  过了几天画家打电话来,说自己明天要回美国,请我去翠园酒家喝茶。(以下略去1200字……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