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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曾在天涯》第51-53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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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五十一
  那几天阿来阿长和做油炉的阿良下班后不急着回家,在地下室玩牌赌钱。他们赌是真赌,不是意思意思来点刺激。他们叫我也来几把,我说:“不赌钱就来。”他们都笑起来说:“高先生有没搞错,不来钱的谁跟你来。打牌不玩钱,炒菜不放盐,你今天出的菜不放盐有人要没有,你自己说!”我说:“那我还不如送钱孝敬你们,省得你们麻烦,多费一道手脚,我还落了个人情,说不定哪年在街上碰了还请我喝杯茶。”阿良洗着牌笑嘻嘻说:“你们别叫他,他输了一块钱他老婆都查得出来的,会排他屁股的。”阿长说:“不要说他这么怕老婆,他是要留着钱办大事业的。”我说:“你们阴一句阳一句,说了都白说了,以为我会往火坑里跳吧!”在旁边看了几次,也明白了怎么回事,心里痒痒的起来,有一天终于坐上去说:“来几手试试。”(以下略去400字……)
  一桌子的钱都被他搂过去,那泥塑的脸上露出沉着的笑意,我不甘心又玩了几盘,怕输牌也不敢跟,身上一百多块钱输光了,又退到一边去看,舍不得走开,心里好懊丧,几分钟两天的活又打水漂漂了。阿长要借钱给我翻本,我说:“火坑里跳一回,屁股上毛也燎了,还敢跳!”阿良说:“赢都是从输开始的,输不起的人就赢不了。”阿来说:“高先生不要把钱看得那么重,输的不过是钱,几张纸,又不是命。”我只不做声。想起该回去了,一看表,已经赶不上最后一班地铁,只能搭阿来的车回去。他们到四点多钟才走,我到家已经快五点了。思文还没睡着,生气地问:“这时候才回来,我一直没睡着,我明天还要上课呢。”我说:“你睡你的,把毯子枕头丢到地板上,我进来就摸了睡在地板上。”她说:“那也不行。干什么去了呢,回这么晚!”我说:“看他们玩牌忘记了,赶不上地铁只好等搭他们的车回来。”她说:“我今天九点钟还有课,那肯定是上不成的了,我干脆睡觉,反正去了也听不进去,脑袋里面糊糊的一滩稀。”她又埋怨了好久,我也不敢做声。
  十点钟我挣扎着爬起来去小餐馆干活。思文躺在床上说:“今天按时回来啊,我心里有点什么就睡不着,瞌睡过了到现在我都没睡着,一晚不睡觉怎么上得成课?考试通不过就不得了。”我说:“好。”出门的时候她又嘱咐一遍,我说:“好。”她说:“好就好,别到时候又不记得。”我说:“都刻到脑袋里面去了。”晚上收工的时候,我瞌睡得眼睛也睁不开,想着家里那张床不知有多亲热。他们换了衣服又玩牌,叫我也来一个,我说:“我虽然是个傻瓜也不至于不知道钱是不能拿去送人的。”心里计算着时间,看他们玩了一轮猛的,桌上三百多块钱都被阿良搂去了。我心里猛地一振,瞌睡都没有了。想起思文的话,又舍不得离开,想再看一轮有刺激的。看了有二十分钟,想想不能再看,就悄悄离开,往地铁站跑。我照例往人多的车厢上车,一节车厢上只有几个沉默不语的男人,想着在报纸上看到的车厢行劫的报道,可别这几个人都是串通一气的,车一开就都围拢过来逼我交钱。
  我着急地看表,晚了十几分钟,思文又要抱怨了,出了地铁站我一路跑回去,到了家还不停地喘息。思文果然很生气说:“又看玩牌去了。”我说:“才晚了几分钟呢,是地铁它自己误点了,车半天才来。”我这样说着口气犹犹豫豫,她不相信我,说:“又哄谁呢,哄鬼去吧。”我想:“要是自己有阿良那样镇定就好了,扯个谎也吞吞吐吐,真没出息。”她又说:“求你做点好事,还要怎么求呢,就差了没磕头了。”我爬到床上躺下,说:“对不起,行个礼。睡吧,睡吧。”她气恼地用脚把我的毯子蹬下去,说:“睡,睡!瞌睡也气跑了。”我把毯子拉上来说:“啊呀,不就差了十分钟吗,路走快点慢点车来快点慢点差个十几分钟也不一定呢。今天我错也认了,就差没磕头了,明天十二点四十到家,晚一分钟你踢我下床去!”她说:“昨天你是不知道,还不怪你,今天你又还这样!我怎么办,你说我怎么办,明天又不上课?布置的作业还没写呢。心里又烦躁,又打不起精神,也写不下去。”我爬起来一只手撑着身子说:“我真的在这里跟你磕个头好不?说也说了不止十分钟了。”
  她哭起来,用枕头蒙了脸。我叹口气,说:“值得不值得嘛,十几分钟的事!”去摇她的身子,她也不动。她也真的可怜,多少别人难以承受的她都承受了。在国内呢,还可以退一步缓口气,即使什么也不争,清心寡欲也教着现成的大学。可这里不成,不管多么苦多么难多么大的压力,都得强打了精神挺下去,没有退路也没有喘口气的机会。还有,国内的父母、亲戚朋友还眼睁睁看着你有出息呢!出息那么容易么,别人也不是傻子!我已经不想去争这口气了,心里轻松一些,可她还想拼了命去争。什么叫做“把心一横”,什么叫做“打断牙和了血往肚子里吞”,我领教了她也领教了。这些都不会写信回去说,只把漂亮的照片寄回去,父母都放了心。我把去尼亚加拉瀑布玩的照片寄了回去,父亲来信说“要好好珍惜”。我要告诉他一天工作十几个小时,累得路也走不稳,告诉他夫妻都要打离婚了,他能睡得着觉?思文比我好强,我还告诉家里自己现在在干着什么,她写信回去只说好的,时不时还把点美元夹在信中寄回去。谁愿说自己在北美混得不行?都把国内的亲人朋友做鬼哄。我闭了眼也能想象她母亲接了信乐颠颠逢人遍告的神态。
  她哭了很久,我东一句西一句劝她,又倒杯牛奶给她喝,说:“医生说牛奶催眠的。”她说:“冷的。”我又去电炉上热了,让她喝了,拍着她的背要她安静下来。拍了很久我眼睛都睁不开了。她说:“可以了。”我一翻身就睡着了。不知睡了多久,思文把我推醒了,我一看表是四点多钟。我说:“我都困得要死了,真的是要死了。”她说:“我到现在还没睡着,你说怎么办?我睡不着你也别想一个人睡。”我说:“求求你,我瞌睡得神经就要断了。”她嚷起来:“只有你的神经会断我的就不会!我又不去上课?你给我想办法!”说着手用力一推,我差一点掉到床下。我不敢跟她争,闭着眼说些自己也不太明白的话应付着她。她又使劲推我说:“醒来,醒来!”我说:“啊呀呀,积德吧,神经都要断了!十点钟还要去做工呢。”她说:“我已经都神经了!你这两天还睡了,你白天做事也不要动脑筋。跟你说,你去换一个工作可以不?找个白天上班的,别每天深更半夜才跟个鬼魂样的荡回来!”我说:“换一个工作?找遍多伦多再也找不到这样一份工作了,好不容易我走了一次运。我对天发誓,今天下了班就一路跑回来。”她说:“那还是太晚了。你跟老板说,少要点钱,提前两个小时下班。”我又气又好笑,说:“你是老板就可以,要不你把我们公司买了下来。”她再说些什么我朦朦胧胧听不清,她一推我说:“醒着!我知道你舍不得那点钱,就不顾我的死活。”我实在没办法了,说:“好,好!我今天请两个小时的假,十点半钟回来,卫生留给他们搞去了,让他们骂我一次。谁叫我罪该万死竟敢晚回来十几分钟?自作自受!”她又侧过身去睡说:“那也可以说是自作自受,你先睡吧,我睡不着了再找你。”早上八点多钟她起来,我惊醒了问:“睡着没有?”她说:“迷迷糊糊闭了一下眼,不知道睡着没有。”我马上说:“不知道就是睡着了。今天你别去上课了。”她穿好了衣服站在地上说:“昨天也别上了,今天也别上了,明天再别上了,拿不到奖学金你给我出?”我说:“又吓我了,我有好大能耐你也知道。”她嘴耸一耸说:“没有好大能耐我也不怪你,只是别跟吹气泡似的说轻巧话。到了这里,挣扎着也得象个人!”她吃了面包,牛奶,把书包背在背上去了。我也不敢再睡,看着表快九点钟,跑一趟唐人街还来得及。我到唐人街给她买了安神的杞菊地黄丸和人参蜂王浆,又赶去小餐馆干活。
  思文的失眠成了习惯性的,几天也不能安安稳稳睡一觉。这样她变得非常敏感容易烦躁,因为那天的十分钟,在道义上我承担着全部的责任,怎么说我骂我,我都一声不吭听着。每天晚上下班就胆颤心惊,不知这一夜可怎么过。开始她还坚持着不吃安眠药,拖了一个多星期,实在不行了,脸都憔悴得变了形,去找医生开了安眠药。吃了安眠药夜里能睡一会,白天却昏沉沉做不了事,过了几天她又不敢再吃。她那样敏感脆弱,我不敢有些微冲撞,每天下了班就往地铁站跑,一分钟也不停留。这样我成了餐馆同事打趣的对象。阿长说:“老高玩几把也没关系嘛,太太是老婆,又不是老娘。”阿良说:“别叫老高,她太太等她回去,做点什么运动才睡得着呢。”又一个说:“老高别听阿长的,赶快去好了,太太等急了。可惜我老婆没这份情绪,我没这份福,不然我也一路跑回去了。”他们一起哄笑起来,夹着“哎哟哎哟”的怪叫。对他们的玩笑我无动于衷,我从来没有想过跟他们认真。说得多了我说:“哎哟,哎哟,别把你老婆的神态都现在我眼里,丢了她的人了。怕老婆是美德,这你们又不知道了!”说着我跑上去,他们还在地下室怪叫,喊着:“老高可留点精神啊,明天忙呢。”上了楼梯我在心里骂:“可不是得留点精神捣弄你娘呢!”
  思文借了催眠的音乐磁带来听,我睡意沉沉陪她听到很晚。”……我的身体很轻,很轻……一只白天鹅飞过水面……”听完一遍她还睡不着,我又把磁带打回去再放一遍。经常是放了三四遍她还睡不着,我倒是被音乐催得撑持不住。她着急起来更睡不着,拉着我也不让睡,我只好拧自己的大腿,拼了命打起精神给她数数;“一、二、三……”快数到一千了,她才躺在那里没了声息。我不敢停一直数下去,数到两千了,轻轻喊一声:“思文。”没有反应,我才停了去睡。她睡不了多久又惊醒了,问我几点钟。我哀求说:“我神经都快断了真的快断了。”她说:“谁叫你把我害得这么惨,又想不负责了吧。”我说:“实在没办法呢,这个学期你休学算了,再这么拖下去,两个人都会拖死去了。”她把我一推说:“这个自私的家伙,只会为自己打算。休学?又拖一个学期,又啊?又把奖学金退回去,又啊?我今年才十八岁,急什么呢,啊?”我坐起来说:“那我还跟你数数。”她也坐起来说:“数也不用数了,高力伟跟你商量,你出去一下,我打个电话。”我说:“深更半夜的,你给人打电话,人都睡了,不怕吵了他吧!”她说:“那不要你管,你出去十分钟就可以了。”我说:“要我出去我有什么办法,反正告诉你是半夜了。”
  我裹了毯子开门出去,听见里面门闩“喀嚓”一声轻响。我就在门口坐下来,楼道里静悄悄的,灯光照在塑料地板上泛出橙色的光。我头脑中刺刺的痛,却又极为清醒。我也懒得去猜想她这个时候打电话给谁,打给谁我也无所谓了,反正不会是打给一个女人。我知道事到如今,我们关系的了结只是时间问题。我对她已经不抱什么希望,正如她对我不抱什么希望一样。我们又在一起生活了几个月,这种尝试看来是多余的,徒然增添了两个人的烦恼,又耽误了她的时间。我们之间的关系已经彻底改变再也无法挽回。人是那么奇怪的东西,他被现实推着走,被现实改造,却毫无反抗的力量,好象他根本没有自己的意志。哪怕爱情这回事吧,也没有力量违抗现实。流行歌曲那种温情脉脉的抚慰,容易打动人却不能认真,经历过了的人才知道那不过是一种人们愿意接受的幻觉。和思文的事情既然到了这种地步,一定有它的道理。这个道理我没有看透,但我知道一定有它的道理,这也是一个人的命运。
  正这样想着,一只花猫从斜对面的门缝中探出头来,窥视着我。我朝它招招手,它从门缝中溜出来,在离我几步的地方蹲下,望着我。我又朝它招手,它又往前一步、蹲下,望着我。这样对视了一会,我轻轻地把毯子从肩上掀下去,猛地跳起来去追它。那猫来不及缩回门缝里去,一闪就往楼道那边跑。我一直追过去,它在转弯处停下,回头看见我追过来了,又往前跑。它以为电梯口是一张门,往里一冲,碰得“咚”地一响,身子一滚,又往楼道尽头跑。我一直追了过去,把它逼到楼道尽头。后面是安全门,可它过不去。那猫转过身来,前爪伏着地,弓起背后身翘起,发出低沉的“呜呜”声。我放慢脚步,盯紧了它,慢慢靠过去,离它几步的地方停下来。我并不想抓它,也不想踢它一脚,它慢慢走过来我也不会碰它一下。可它吓成这个样子,我觉得很好玩。我一点点往前移,它想从一侧窜过去,我脚一拦,它又退了回来。我再往前移动半步,那猫身子翘得更高,发出更大的“呜呜”声,在夜的寂静中听得清清楚楚。这样僵持了有两分钟,我再往前移动一点点,那猫又把身子往后缩,一冲一冲的想冲过去,我抬起一只脚,做出拦截的样子,它不敢冲过来。我怕猫的主人会寻过来,飞快地一回头,就在那一刹那,那猫一弹,蹦得老高朝我脸上飞过来。我正转过脸来,看一条影子过来,头一偏让开,顺势看去,那猫轻捷地着了地,一溜烟跑了。我慢慢走过去,看见思文站在门口,我问:“有一只猫看见没有?”她奇怪地望了我说:“猫?”我说:“一只猫儿,跑得很快从那边过来。”她说:“谁还管猫儿狗儿,自己人都管不了。”
  进了房子,我也不问她打电话给谁了。她望了我似乎等着我问,我躺下去说:“睡吧。”她说:“你生气了吧!”我说:“什么事情生气?”她说:“刚才叫你出去,你生气了吧?”我说:“没生气呢,这一两年在老板那里忍气吞声习惯了,忍来忍去自己人也没个气性了。睡吧。”她说:“就知道你是生气了。”我心想:“我没生气一定要我说生气。”想一想应该说生气才对。于是说:“好,我生气了,生气了。睡吧。”熄了灯躺着,她说:“你也不想问一问我打电话给谁了。”我说:“那我得自觉点是不是?你愿意告诉我还会教我到门外等着?睡吧”。她说:“我打电话去纽芬兰给赵教授,下次电话单来了你可以看是打到纽芬兰不是。”我说:“好,打给谁也可以,睡吧。”她赌气似的裹了毯子,背朝着我。我想做出点真生气的样子也来不及了,于是说:“谁没有点自己的事呢,这不奇怪。睡吧。”她沉默一会说:“高力伟我们完了,我们真的没有一星点点戏了。”我怕她激动起来这一夜又完了,说:“春天晚上还是挺冷的,毯子裹紧点。肚子也饿起来了。”她说:“那你去喝点牛奶。”我说:“算了,让它饿去,睡吧,睡吧。”
  五十二
  每天跑两个地方工作十几个小时,路上还要两三个小时,晚上又睡不好,我整天头昏沉沉的,四肢骨头相接的地方象是塞了棉花。每天上午出门,象赴汤蹈火似的,几乎没有勇气去想怎么度过这一天。深夜回来,又担心着思文这一夜不能安神。每天出门进门时,都是精神上的折磨,过了那一瞬,倒又有豁出去的慷慨,天它要塌下来我也无法回避。每过去一天,就松一口气,似乎抛开了一点重负,可又不知道希望在什么地方。人累得吃不下东西,我拼命多喝牛奶。多少次我想辞了韩国老板娘小餐馆那份工,又想到那会推迟了目标的实现,反而延长了痛苦。每天上工下工,我坐在地铁车厢里闭了眼抓紧那几分钟休息,在心里默记着经过的站数。有时等地铁车没来,我就坐在候车大厅瓷砖地上休息一会,来来往往的人怎么看我,我也不管它,反正都不认识。没有体面的人多了一份自由,不必为了维护体面辛苦自己,这使我有点高兴。有几次工作时太疲倦了,我就装作去解手,在抽水马桶上坐几分钟。
  这天晚上下了班,我进了地铁站,站在往下去的电梯上,眼前突然一片漆黑。我以为是停电了,但电梯还在下行。我摸着下行电梯的扶手,竭力睁大眼睛去仰望天花板上的灯,只感到了模糊一片的暗黄色。我心里一惊,记起医生说过劳累过度会出现视网膜脱离。下了电梯我凭印象往一边靠,摸索着往前去,手碰到了冷冷的墙。我靠着墙坐了下去,转脸去看那墙。我记得墙是红色的,现在却什么颜色也看不到。就这么瞎了吗?想到这里我心中还是很平静,好象即使真的有这么严酷我也能够接受似的。我把五指伸到眼前张合晃动,只感到了一个朦胧的影子。一列地铁轰隆隆开过来,在站上停下了,我听到了有人上下的脚步声。我扶着墙站起来,伸了手慢慢摸过去想摸到车厢的门,脚贴着地面向前滑动,怕一脚踩空了掉了下去。还没摸到车厢呢,听见了车门合上的声音,便停了下来。列车隆隆远去,隧道深处传来的“喀嚓喀嚓”声渐渐消失。我退回去靠着墙,想着今晚又晚回去几分钟,思文又要抱怨了。我扶了墙摸着往站台中间走,这样下一趟列车来了我可以摸到车厢而不会踏空。估计到了中间,我又靠了墙坐下去,仰了头竭力睁了眼去看那灯光,仍旧是一片模糊一片的暗黄。我心中那么平静我自己也不理解,什么事情它要来你也没有办法。似乎在那一瞬间就决定了,这双眼真的瞎了,就不必再活下去,解决的方法就是在列车到来的那一刹那,从站台跳下去,一秒钟后就完全解决了。
  渐渐的灯光强了,我闭了眼,听见列车声从南边传过来。列车停稳了我睁开眼,欣喜地感到一切都正常了,分明有两个黑人从对面的车上下来往电梯那边走。我看得见了,没事!上了下一趟车我心里害怕起来,如果刚才真就这么毁了双眼,这活着就难了,没意义了。那样回国去是不可能了,不敢见父母也不敢见朋友。死也不敢死,死那么容易,听见列车开过来,近了,往下一跳就解决了。但自己死了父母也得死,至少也得坚持活到他们去世那一天。我想象着自己怎么摸索着写了信回去报平安,人却不敢回去;想象着自己知道了父亲母亲去世的消息反而松了一口气;想象着一个没有了自己这个人的世界一切依然如旧。又想象着自己寂灭了内心一切的想法,每天背了架子鼓下到地铁站“答答”的敲,来来往往的行人怜悯地望着这个盲人,往纸盒中丢一点钱。又有几个小孩跑到跟前来仔细观察,看我是不是真的看不见。列车隆隆开来,我知道身边有了更多的人,就“答答”地敲得更加起劲,双手灵活地起落,配合得更加巧妙,鼓锤上缠着红色的布带,在空中划出潇洒优美的孤线。夜里地铁站渐渐寥落,我伸了双手把纸盒中的钱拢起来,一张张摸着辩别是多少,叠好,塞到口袋中去,背起鼓,一根长竿点着路面,平静地咀嚼着生命的悲凉,在霓红灯下慢慢走回去。想到这里不敢往下再想,在心里告诉自己,这不是真的!又傻子似的自己笑了,记起早几个星期看见一个中国男人在地铁站拉二胡,有不少人把钱给他,又有人告诉我这个人的母亲是某某名人呢。当时我还遗憾自己什么乐器也不会。还是敲鼓好,敲鼓声音大,敲鼓容易。我觉得自己这种构想并不那么拙劣,甚至还是“goodidea”呢。
  第二天我辞去了那家小餐馆的工作,不敢再做下去,哪怕当自己是头牛呢,我也得让这头牛喘喘气。韩国老板娘很遗憾,问我是不是嫌七块钱一个小时太少了,可以再加五毛钱。我告诉她说,不,我在报社找了一份好工作,每个小时十八块钱呢。她望了我呆了似的,半天说:“You'relucky,verylucky!”
  思文的失眠拖了快一个月,办法想尽了也不见转机。她去看了心理医生,医生说是焦虑过度引发的情绪失衡,保持心理平衡安静就会不治而愈。她越想平静就越平静不下来,对自己生气也对我生气。学校的作业和考试使她焦虑,两人的关系也使她焦虑,现在又多了一层焦虑,不能消除焦虑的焦虑。
  那段时间我总是小心翼翼,生怕触犯了她,她睡不好已经成了我无可推脱的罪责,因为她情绪失衡是从那天晚上开始的。对这一点我不敢辩驳。看她一天天憔悴不成人形,我也着急起来,在无可奈何中总劝她要多喝牛奶,她不喝就吓她说,吃再不补上点身体就垮掉了。有几次我做出很亲切温柔的姿态,她却推开我说:“算了算了,又何必呢。你也别来安慰我,我也不是小孩说逗就逗了,我要就要真的,你又没有。”我搓了手在一边窘迫地笑,说:“要怎样才是真的呢,怎样才是真的呢。”她说:“真的才是真的,你自己知道。”我知道自己做得不象,我在心里恨着自己:“别的地方做得也象,做了三年炒锅的牛皮吹了脸也没变色,怎么这就不行!”这个敏感的人,她太了解我了,瞒不过她。哪怕我做了很充分的心理准备,临场发挥总是不行,被她点了出来。我真的的恨起自己来,恨完了还是不行。这样几次之后,我也不好意思再做出那种姿态。我所能做的就是象一个朋友那样去关照她,哪怕是个朋友呢,也得尽做朋友的责任,我只能如此了。这时我对友情和爱情的区别体会得特别清楚,就隔那么薄薄的一层纸,却鲜明地划出了两种感情的界线。
  这天晚上我陪了她折腾到两点,音乐也听了,数也数了,牛奶也喝了,她总算安静地睡去了。我马上抓紧时间去睡,也许她过一会就会惊醒过来。睡下去却睡不着,这一两年来的种种生活景象,那混乱无序的画面,一幕幕在心中显现,象河水一般流淌过来,流过无阻碍的心的河道。躺久了我胳膊支撑着轻轻翻了一下身,思文惊醒了。她问:“几点钟?”我一看表是三点多一点,却说:“快五点了,你两点钟睡的。”她说:“那快天亮了。”我说:“骗你呢,怕你又着急没睡着,其实才三点钟,你放宽心睡。”把表伸过去让她看。又说:“再睡一觉,一说话就让瞌睡跑掉了。”她说:“你睡了就别动行不行?”我说:“我睡着了,动不动我自己也不知道,刚才我动了没呢?”她说:“就是你动醒的。”我说:“要不我抱了毯子睡到地板上去好不?”她说:“那由你,我没有赶你啊。”我说:“睡在地上我还睡得着一些。睡在床上越不想动就越记得这件事就越想动,就越睡不着。”
  我把毯子铺在地板上,半垫半盖。地板很硬,我有些不适应。但我还是感到好些,压力消除了,想打个滚也可以。精神上的一放松,睡意就上来了。快要睡着的时候,思文叫我:“高力伟,高力伟。”我不理她,把气出得更粗一些,又转为轻微的鼾声。她开了灯把脚伸下来在我背上点一下说:“打什么鼾呢,你又不打鼾的。”我坐起来说:“还没睡着?”她说:“你还是睡上来,你睡在地板上我更加不习惯。”我说:“那我会动来动去的。”她说:“实在想动就动一下算了。”我只好睡到床上去说:“你这样敏感怎么会不失眠,一星点变化都不适应。”她说:“睡不着了,睡不着了,心里又烦躁起来。你害得我这样还怪我敏感。”我说:“春天来了,心里烦躁一点也是正常的,你不要自己去成天那么大,越记得烦躁就越烦躁。”她嚷着说:“我烦躁也烦躁不得!心它要烦躁我也没有办法!什么春天不春天,都是你害的又怪春天,开始失眠的时候根本没到春天。”她把失眠全部怪了我,我心里本来就不服气,这时说顺了口道:“自己心里不放松,情绪不平衡,老是怪我,医生都说了是你自己心里作怪!你越是抱怨我就越是睡不着就越是……”她嚷着说:“还不是你,还不是你!你又想不承认了,你又想翻案了!”她双脚乱蹬,把毯子蹬下去。我说:“我不清不白背了这个罪名都一个多月了,还要我背多久?”她用脚来蹬我说:“又想翻案,不是你那还是谁!”说着用力一蹬,把我蹬到床下去了!
  我扶着地爬起来,笑着说:“乱蹬乱蹬的蹄子!我不翻案好吧,不翻案。”她见我一脸的笑,倒有些意外,望着我不做声。我说:“下了床就顺便去解个手。”到水房解了手,对着镜子做出可怜的神态,想带点表演性做得更动人些,却在镜中看见一副滑稽的模样。又自己笑一下,笑纹荡开去凝在嘴角,一副似笑非笑的怪样。回到床边我说:“下了床就顺便睡在地上算了。”说着把枕头往地下一扯,又去扯毯子。她把毯子抓了抱在胸前不松手,又不做声。我拉了几下拉不动,又把枕头捡回去说:“好了,好了,睡吧,再翻腾几下就天亮了。”我又怕她会说“对不起”之类的话,又说:“也别说什么了,我瞌睡得脑袋都要掉下来了,你明天还要上课呢。”她松了毯子,熄了灯两人睡下。我心想:“对不起也不说一句,好,好,这样也好。”
  拖了一个多月,思文的失眠不治而愈。她能睡好了叹息说:“啊呀呀,一个多月不知怎么过去的,我以为就是那样拖下去拖死了呢。”我说:“你要知道你好伟大,你救了两条命!”
  五十三
  我和思文都感觉到,再这样拖下去已经没有意义,于是心平气和地讨论分手的问题。
  不知是谁先说出“离婚”这两个字。两个人绕过来绕过去暗示着,还是绕不过这两个字,终于被谁先说了出来。以前在气头上很多次说到离婚,事后两人又回避着,现在竟心平气和说出来了。我们都知道这种冷静的讨论一旦开始,事情就再也无法挽回。
  思文也不愿这样拖下去,她对我绝望了。她非常现实,既然分手无可避免,就要趁早,时间对她更加宝贵。我呢,这一年多来,离婚的念头萌发之后,就象一只怪兽,顺着不同的黑暗路径,在湿润的空气中寻着嗅着,沉重地喘息着,最终都回到那唯一的窝巢中来。现在我们所要做的,只是去办理这件事。没有孩子也没有财产,事情也格外简单。在那个初夏的周末,我们坐在窗前从中午讲到傍晚,她的面孔在暮色中渐渐模糊,象隔了许多岁月的朦胧印象。我们象老朋友一样说了许多伤心动感情的话,说到认识的那一天,说到一起到黄山去玩,记忆中的细节都活生生描绘了出来。她提到结婚那天我被客人灌醉了摇摇晃晃,她还发了朋友的脾气。我提到那年考研究生她说两人都考起了她就要飞到屋顶上去。说着说着好几次似乎都要改变了话题。有一瞬间我几乎要动摇了,她再多说几句我就会哭出声来把她抱住。但两人都很清醒地及时刹车转向,把话题拉了回来。事到如今已经没有必要再试一试,已经试过很久也没有意义,感情用事的确很危险,对这一点思文比我看得更加清楚。我们说好不要互相怨恨,她说:“我心里也不恨你,你是个好人。”我心里非常沉重,为她的前途担心,怕误了她这一生,那样我就永远不得安宁。这种想法我不敢说出来,这个好强的人是听不得这样的话的。她那种沉着自信的神态给了我一点安慰。
  我们说好了星期一到领事馆去办手续,办了手续她就搬到多大的单身宿舍去,那里正好空出来一间房子,机会难得。这里我再住一个月也得搬走,别人已经来催要房子了。她要我借两千块钱给她,我同意了。没有更多的话可说,我开了灯说:“思文,我现在来跟你做个实验,你把两只手交错这么叉起来。”她按照我比划的把手指交叉起来,问:“什么意思?”我说:“你看你哪只手的拇指在上面?”她说:“右手拇指。”我说:“你交换一下,叉起来把左手拇指放到上面。”她照我说的做了,说:“挺别扭的。”说着就松开了。我说:“别动,别动,这是做试验呢。”她又把手指交叉了说:“快点,不舒服呢。”我说:“打比一只手就是一个人,你明白我的意思没有?”她说:“有点明白了。”我说:“你说。”她说:“你说。”我说:“不舒服吧?也不是左手有问题,也不是右手有问题。”我说着把左手和右手摊一下,“两只手要配合得好才好,不然那两只手都难受。手还是这两只手,配合不好就只好分开,也不要怪左手,也不要怪右手。”她这时把两只手分开,甩几下似乎想甩掉难受的感觉,指了我说:“也不要怪左手,”又指了自己说,“也不要怪右手。”我说:“是的。”她说:“我们的事其实不是这么回事,事情到这一步怪你也怪我,只是怪来怪去怪谁也没用了。”我说:“你要怪我,怪也怪得不怪,不怪才怪呢。不过既然怪我怪谁也没用了,还是别怪的好。”她说:“你倒会为自己开脱!说到底你到底要多负一点责任。但是我还是接受了你的这种说法算了,求个心安理得,将来也不后悔,两人配合不好,劈开过有什么后悔呢?哪怕就自己过一辈子我也不后悔。”她说着带了哭声,我心中凄切,连忙岔开了说:“做饭吃去,你还不饿吗?”
  星期天我一觉醒来,已经是十点钟了。思文还睡着动也不动。我想起要去唐人街买米买菜,轻手轻脚爬起来,怕惊醒她。到厨房烧水冲了一包方便面,端到门外,轻轻带上门,坐在楼道的地板上吃。那只花猫又从斜对面门缝中伸出头来,冲着我叫一声。我用筷子敲敲碗,把碗伸过去,那猫马上缩回去了。我笑一笑,吃完面把碗放在门口,下楼去了。
  快到中午我提了米和菜回来,思文正伏在桌子上写作业。她见我回来了,马上放下作业过来接了菜问:“碗是你放在外面的吧?”我说:“是呀,我还以为谁拿走了呢。”她很激动说:“你站在外面吃的?”我说:“我坐在那里吃的呢。”她望了我的眼说:“也难得你这样一个好人,离婚的事再商量商量,你愿意不愿意。”我没想到这一件小事还会使她激动,说:“商量商量是可以,要真正有决心改变这种局面,你要想好了别冲动,一时的冲动也没有什么用。”她讪讪地笑笑说:“那就算了,我跟你说着好玩的呢。”
  按原来的约定,星期一思文下了课就到领事馆去,我在那里等她。我骑车去了,等了一会,她穿着那件小碎花连衣裙从马路那边斜插过来。她走到跟前,我从草坪上站起来,朝里面走。她轻轻拖一下我的衣服说:“急什么呢,我是懂道理的人,会让你为难吗?”我跟她站在铁栏杆外面,她沉默着。我说:“想法又改变了?”她说:“没有。”我说:“没有你想说什么就说。”她沉吟说:“我说一句,你听就听,不听就算了。我们是不是一定要这样,高力伟你最后最后想一想!”我说:“到这个时候说这些话已经晚了点。”其实她如果作出明显的表示,我也并不是不能改变主意,我的抗拒并不那么坚定,但我需要她作出明白表示。我正想着她真表示了我该怎么办,她说:“现在进去吧,我也是信口开河问一句。”两人都在离婚申请书上签了字,又签了委托书,委托她的一个朋友在国内办手续。出来时我冷眼观察她,似乎也很平静。我推了单车和她一起走,她说:“就这么完了,做梦样的好难想象,可心里又知道这梦是真的,真的是真的。”我陪着叹一口气,不做声。她说:“你倒没有事,你回国去一群姑娘都包围上来了,你一点关系都没有。我就不知道有什么样的命运等着我,可能我这一辈子就这样了也不知道。”我说:“别说那么悲观。讲句二意话放在这里,你先找着试试,实在找不到合适的了再来找我,我这一年半年又不会回国去。”她说:“把这句话先放在这里。你如果回国去了,找谁也可以,我还希望你找个好的呢,就是不要找那个舒明明,我心里恨她。”我说:“那不是主要原因,你又不信,我跟她都快一年没联系了,我想她已经有人了。”她说:“那我心里还是恨她。”我沉默不语,她自言自语似的说:“我心里恨她。”我说:“回去吃饭吧,你在后面坐了。”我骑了车,她跳到后面坐了说:“最后一次搭你的车了。想起那年你第一次搭了我到你家去,被警察抓了还罚了五角钱,我们说自己是大学生,不敢说是大学老师。”说起过去的事我鼻子一酸一酸的,不敢接口,于是说:“我们也没有就成了仇人是不是?只是个熟人呢,他的车也搭得。”她说:“我想很多人如果能重新选择,都不会选原来那个人,看透了。”我说:“又选了别人无非是重新看透一次。”她说:“那我们今天这样做了毫无意义,只有不想那么好才有意义。”我说:“天下总还有几个例外,说不定就被谁幸运撞上了。”到了家她说:“明天你帮我搬家好不?”我说:“那当然。”她说:“下午我就把东西清好。”我说:“要什么你都拿去,反正我饭在餐馆吃。你东西也不多,叫部出租车也装下了。”她说:“我已经跟赵文斌说好了,他开车来。”我说:“才几块钱的事呢,麻烦别人干什么。”她说:“已经叫了就算了。”我说:“想不到赵文斌还买了部车,几个月不见,他派头就不同了。”她一笑说:“像你这样抠死了钱不松手的,那也没几个。到北美来一趟车也没开过,也可惜了来这一趟。”我说:“再过一年,我就回去了,车也不学了。留在这里我怕看别人的脸色。老板脸色不好看,你要赚他的钱也只好看了。白人心里也有点那个,他笑眯眯的他心里对你有点那个。在这地方我算个什么东西呢?”怎么想自己也不能算个东西。她说:“绿卡呢,绿卡也不等了?一张绿卡抵得五万块钱呢。”我说:“绿卡说起来真是个好东西,可惜我又没福气消受。”
  晚上我下班回家,她还没有睡。我说:“今天你早点睡呀!”她说:“睡晚的睡惯了,每天你都回得晚。反正这是最后一晚了,最后一晚。”我脱了衣服钻到毯子里,她也躺下来。黑暗中两人似乎有什么话说,又似乎再没有什么可说。沉默着却等着对方先开口。我想等她先说点什么,又怕她说什么,过了一会她还不说话,我似乎又放了心,似乎又有点遗憾。我想说点什么又找不到话头,犹豫着终于下决心不再开口,倒了身子去睡。过一会她“嗯”了一声,我不做声。她悄声问:“你睡着了?”我说:“睡着了。”她的手在自己的毯子里似有意又似无意地轻轻触我一下,说:“今天是最后一天了。”我说:“知道。”她说:“今天是最后一晚了。”我忽然有点明白了她的意思,又怕领会错了,说:“真的不好意思,不过──”不好意思。她马上说:“你别胡思乱想。你想着我是什么人吧。”
  第二天上午她很平静地搬走了。往赵文斌车上搬东西的时候她还有说有笑的。她的情绪倒使我觉得自己心里那种隐隐的沉重是没有必要的。搬了过去,她上楼去开门的时候赵文斌说:“你们怎么就会离婚呢,象你们这样离婚的满世界也只有几对。下个月要搬到一起再打电话给我。”我说:“你要问我怎么回事我自己也说不清怎么,反正就这么了。”把东西搬到楼上去,赵文斌说还有事,匆匆告辞走了,在门口对我丢个眼色。我心里想:“真有什么话说还会要等到现在来找机会说?”思文说:“你也去吧。我自己清理。”她一边清理一边哼着小调。我帮她接好电视机录象机说:“那我这就去了。”她头也不抬说:“谢谢你了,有空来玩。我的电话明天接通,通了打电话告诉你。”我下楼去,把楼下贴的各种小招贴广告看了看,出门看见还有一只提桶放在门角没拿上去。我提了桶上楼,推门进去,瞥见思文侧了身子倚在枕头上,见了我马上支了身子站起来。我似乎看见她眼中有泪在闪。还没看真切呢,她转过身对着窗子,伸手去拉窗帘,顺势用衣袖在脸上一擦。我放下桶说:“忘在楼下了。”说完也不敢再望她一眼,逃跑似的走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