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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领导也是人》第一辑 领导也是人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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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·领导也是人·
    我给自己的新长篇取了个名字,叫做仕途。看这仕字,由人与士组成,明明是说,读书人是做官的料,做了官才没白读书。学而优则仕,读书为做官,做官才能上到高处。说得通俗点,叫好好学习,天天向上。仕而优则学,做官好增学,官有多大,才就有多大。一旦官帽在顶,不是博士,就是教授,才高八斗,学富五车。且比博士教授牛气得多,开口皆为学问,出言全是指示,笔落能惊风雨,一字胜过千金。肖某人学不学,仕不仕,学不仕,仕不学,才一辈子无所作为,兴不起风,作不起浪。鬼混邵阳师专三载,浪迹吉首大学两年,学不优,做到从七品,徘徊复徘徊,再也上不去,终致仕也不优。蓦然回首,人家已是官升多级,学上数等,皆成高新尖精英人才,仕优学亦优。
    仕字亦人亦士,还有另一层意思,当官的也是人,还是读书人。用今天的话说,叫做领导也是人。这初听无异于废话一句,实乃惊世骇俗之重大发现。发现领导也是人,才敢正眼看领导,原来领导也是上眉下眼,竖鼻横嘴。否则耳闻领导,便心发虚,胆发寒,脊骨发酸,膝盖发软。当年我就是不知领导也是人,见君如见虎,才落荒而逃,失去密切联系领导之良机,没能在领导正确领导下,从胜利走向胜利。
    强调领导也是人,是说领导不是神。领导高高在上,容易被神化。神好了得的,无所不知,无所不能,一贯正确,东方不败。神不可冒犯,只能奉于神坛,加以顶礼膜拜。承认领导也是人,才有勇气承认领导不是神,领导也有局限,可以犯错误和改正错误。这样领导才可能回归理性,回归自身角色,一心一意做好领导人,像领头羊一样,带领羊群前行,而不是等着接受崇拜。领导不是神,同时也不是妖。人们议论领导,总会不自觉地冒出一句:当官的没一个好东西,仿佛当官的天生就是坏种。旧时说为人不做官,做官都一般。这是对领导的妖魔化。一旦被妖魔化,便浑身都是妖气邪气戾气,专门掏人心肝,吸人精血。世上哪有妖魔?反正我没见过,也不相信领导能成妖魔。
    领导不是神,也不是妖,还真的只能是人。是人就要生老病死,都有喜怒哀乐。人很强大,顶天立地,宁肯站着死,不会躺着生。可事实正好相反,站累了需坐下休息,坐累了想躺下睡一觉。邱吉尔有经验,有坐不站,有躺不坐。这个世界级伟人跟我差不多,也有犯困和疲劳的时候。鲁迅有言,勇士也战斗,也休息,也饮食,自然也性交。原来勇士也有七情六欲,不是无血无肉的机器人,只要扭开电源,就勇往直前,战无不胜。《夜宴》里,葛优对皇后说:你贵为皇后,母仪天下,睡觉还蹬被子。做皇后睡觉只能挺尸,连被子都不让蹬,这皇后不做也罢。皇后不仅蹬被子,恐怕还尿床呢。皇后不尿,俺亲自尿。小时生活差,尿床是俺拿手好戏。1974年俺还在读初中,以学生代表身份,与老师一起抽调县城集中批林批孔。俺这人天生就贱,住不惯五星级宾馆,只好夹在老师中间,解开自带被包打地铺。夜里睡得死,天亮醒来,大半床的低级趣味。被子不敢叠,害怕老师笑话,尿床也好意思批林批孔,只得捂个严严实实,像捂着一床雪花银。不知林彪和孔老二是否也有尿床之美德?如果像俺样也尿床,就放他俩一马,不批不斗算了。没人能给答案,只得继续上阵,把林彪和孔老二批垮批臭,批得体无完肤,再踏上一只沾满尿臊的脚。
    人难免蹬被子尿床,也难免有这样那样的缺点,这样那样的局限性,到底金无足赤,人无完人。再高尚,也可能德有不劭;再能干,也可能才有不备;再英明,也可能失察失策失准失算失误失败。智者千虑,必有一失。硬说全知全能,永远正确,不过自欺欺人而已。皇上问魏征:人主何为而明,何为而暗?魏征说:兼听则明,偏信则暗。原来领导也有不明白的时候,必须多方听取意见。兼听还不见得一定能得到事实真相,叫做耳听为虚,眼见为实。就是眼见,也会看走眼,看到的可能是假相和伪装,离真相相去甚远。
    人不仅尿床,有缺点和局限性,还是欲望之躯。欲望是与生俱来的。人初来世上,叫呱呱坠地。为啥呱呱?要吃要喝呗。待到奶嘴一塞,立马安静文雅起来,显得很有修养的样子。人两耳如扇,专招美乐。两眼如炬,专捕美色。一舌如瓢,专接美味。鼻孔本是用作呼吸的,也到处打探好闻香气。人活一天,就得满足一天的欲望。只有人死灯灭,欲望才会终止。人有欲望没有错,没有欲望,哪来行动的原动力?儒家认为欲望是祸乱之根,必须抑制甚至灭绝,叫存天理,灭人欲。怎么灭人欲?无非独尊儒术,压富抑商,视科技为奇技淫巧,严禁思想多元和物质发展,和尚没老婆,大家没老婆。这样没谁胡思乱想,胡作非为,自然乾坤朗朗。我一直想不通,人欲本就是天理,人欲已灭,天理何存?也怪我这人喜欢钻牛角尖,想不通也要想,渐渐才想明白,人家是要灭人之所欲,以满足己之所欲。灭掉别人性欲,女人都给他留着,他才好妻妾成群,佳丽三千。灭掉别人食欲,他才好满汉全席,南北大菜。灭掉别人物欲,他才好金玉满堂,江山万年。
    欲望不可灭,不过欲望也不可任其膨胀,泛滥成灾,须由理性来驾驭。偏偏最容易膨胀泛滥的就是欲望。欲是谷,越填越欠,叫欲壑难填。人有四肢,本是用来爬行的,后逐渐进化,才两脚立地,腾出双手来劳动,尽可能地满足自身欲望。劳动有了成果,还需手来保管和分配,这就是权力的起源。权力来自劳动成果,劳动来自欲望需求,权力必然会受欲望操纵。在欲望操纵下,手行使保管权力时,就有可能监收自盗,偷偷往自己窝里搬运;行使分配权力时,就有可能少分给人家,多分给自己。手就这样成为欲望的帮凶,见财捞财,见色掠色,见权揽权,一发不可收拾。
    手越来越不可靠,只好依赖于心,用一套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教化洗心,让心视君为父,为父财产再多,小老婆再漂亮,也别动心,别染指,这是孝治。只好依赖于脑,用仁者爱人以德服人的教化洗脑,好吃好穿好喝的通通让给别人,自己嚼菜根,穿破衣,喝生水,大公无私,毫不利己,做道德楷模,这是德治。手生在肩膀上,不肯服从心脑,心脑也没办法,还得直接对手下手,铐子得而发明,手一伸就铐起来,这是法治。手铐住没法再伸,倒是个办法,可手永远比铐子多,铐得一双只是一双。撇开手铐生产成本不计,将执掌权杖的手全都铐住,统治机构必然瘫痪,又不免投鼠忌器。于是动用眼睛和耳朵,进行监督,看到手有什么动作,听到手有什么动静,再找手的麻烦。眼睛和耳朵不是仪器,属于肉眼肉耳,难免有失灵之时,上级监督太远,下级监督太弱,本级监督太虚,自我监督太假。实在没办法,就把嘴堵住,手再不规矩,只要嘴不说三道四,就不会影响安定团结的大好局面,天下太平。这是什么治,不好命名,姑且叫防治吧,防民之口甚于防川。
    要说对付欲望的最好手段,还真得靠这个防字。防口没用,恐怕还须防手。虽说长舌如刀,口水淹得死人,可我查遍公安刑事档案,还从没发现哪件凶案,其作案工具是舌头和口水。与其防民之口甚于防川,倒不如防官之手甚于防贼。把官当贼防,并非说官就是贼。只是贼是人做的,领导也是人,领导也有一双手,没谁能确保领导就不会成为贼。防范于未然,还是把君子当小人防,先小人后君子。先小人,小人成君子;先君子,君子变小人。防不同于监督,监督来自外部,属滞后措施。防是内部机制,须从内部做起,手未伸就先断其企图,就是有企图也叫其无从下手。
    至于怎么设计防贼防小人机制,我是鼓捣小说的,已非我之职责。我能做的是从人性角度,将行走于官场内外的芸芸众生行诸笔下,真实且充分地展现他们的欲求。欲望既然是行动的原动力,欲求本身没有一点错。权欲的存在,让人乐于管理公共事务;物欲的存在,让人乐于生产物质财富;性欲的存在,让人得尝爱情美果,让生命生生不息。人类实在应该感谢上帝赋予的美妙欲望。只是欲望失去控制,也会带来不少困惑,甚至灾难。文学是人学,在我笔下,领导不是神,也不是妖,都是要食人间烟火的常人,像常人样可亲可爱,像常人样难免有局限和不足。自然也有常人的种种欲求,只不过欲求方式各有不同而已。读者觉得我的小说真实,跟生活本身没什么两样,这也许就是原因之所在。
    不过有人还认为不够,说我出版了那么多反腐小说,也该给反腐开个方子了。我只得苦笑。我不认同我的作品是什么反腐小说。小说也能反腐,期望也太高了点。不过硬要我谈如何反腐,不谈就不买我小说,我也只好多嘴几句。反腐说白了,就是要管住欲望之手。管不如防,还是那句话:防官之手甚于防贼。怎么个防法呢?说个乡下的故事。从前有个生产队,队长精明能干,做了许多实事,得到社员高度信任和拥护。可随着威望一天天提高,队长逐渐变得霸道起来,公章和仓库钥匙都掌管在他手里,他要咋的就咋的,终致公权滥用,贪污多占事发,被上面法办。另选的队长,又是同样结局。大家于是协商出一套班子成员共同管理集体的办法。比如公章劈作三瓣,队长、贫协主席和文书各拿一瓣,使用公章必须三人同时出面。仓库设两道门,每道门三把锁,钥匙分别由队长、副队长、民兵排长、仓库保管、会计、出纳各掌一枚,六人全部到场才能开仓。这有点公权制衡的意思,还真管用,队上清明了好一阵子。可久而久之,还是出了问题。原来这些拿公章瓣和钥匙的班子成员,大部分是队长的人,不是他的人也被他拉了过去,公章钥匙跟队长一人拿着区别不太大,财务开支,招工招干招兵,推荐上大学,都他一人说了算,还出现集体贪污窝案,班子被一锅端掉。再组建班子时,大家觉得仅有公权制衡还不行,班子成员得由不同人群代表组成。队上有好几个姓氏,每个姓都属血缘宗室,分别由各宗室推举自己的代表到班子里任职,共同掌管公章瓣和仓库钥匙。任职时间不能太长,三年一换,包括队长和其他班子成员。期间宗室代表违背本宗室利益,宗室可集体投票,将其罢免,另推代表。自此之后,监守自盗和滥用公权行为基本杜绝。
    这个故事的意义很浅显。生产队长和生产队班子成员都是人,是人就有欲望,就有一双欲望之手。身后有余忘缩手,眼前无路思回头,没谁能按住手不往外伸。对付喜伸忘缩的手,法治是必要的,可也是远远不够的,得有公权制衡。公权制衡面前,手仍有可乘之机,得靠选举罢免机制,对其进行进一步制约。这就是草根智慧。草根乃生命之基,生命乃宇宙之魂,草根智慧便是宇宙智慧。
    ·戏台上的官·
    老家村外有个不起眼的小土丘。小时参加生产队劳动,或上山打柴,下地割草,从小土丘旁经过,感觉累了,常会放下工具或柴草,坐到上面歇息一阵,一边跟同伴们天上地下地神聊海侃。聊着侃着,话题就到了屁股下面的小土丘,有人说里面埋着一台官戏。戏是拿来演给人看的,怎么就埋到土里去了呢?这事说起来还颇有些来头。据说很久很久以前,村上来了一位仙风道骨的老者,见村子不大,却山环水绕,林茂竹密,青龙左高,白虎右低,怎么看都是个该出些人物的地方。国人所谓的人物,自然就是威风八面手执生杀大权的大官小吏了。老者便问村人,是希望村里人人都有官做,还是只让少数几个人做官。村人不知此话的玄机,自然愿意人人都有官做。圣人有言,独乐乐不如众乐乐呢。村人不见得知道圣人言,却知道那句有福同享有难同担的老话,乐意好事大家占,同喜同乐,不愿个别几个人骑在人民头上拉屎拉尿,作威作福。老者说这好办,手在空中划一道弧,顿时变出上百件官服和全套锣鼓响器。村人兴奋不已,有的敲锣打鼓,有的官服加身,以木楼为台,摆开架势,演唱起来。从此一发不可收拾,逢年过节或农闲时,村民们便凑到一处,披挂上阵,热闹一番。演的什么剧种,也没人说得清,估计不是傩戏,便是祁剧,放在今天也该算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了。内容与别处戏剧没啥区别,多为帝王将相和达官贵人的恩怨情仇。这当然并不怎么重要,重要的是人人都有官做,个个都是人物,村人也就心满意足,乐此不疲。
    这种民间传说自然不是吾村先民的独创,估计别处也有过类似的说法。千百年来,我们最崇拜的就是这个官字,谁都想着做官,可真能做上官的究竟只是极少数。现实里的官做不上,那么穿着官袍子,端着官架子,迈着官步子,打着官腔子,自作多情做做戏台上的官,风光风光,该不会有人来阻拦你吧?我忽然想起一句耳熟能详的老话:什么藤结什么瓜,什么阶级说什么话。事实好像也不完全如此。想乡下人世世代代面朝黄土背朝天,生活劳累艰辛,从不觉得这有什么好炫耀的,倒喜欢把自己羡慕的大人物搬上戏台,过一把官瘾。又不过是业余寻寻开心,不是衣食无忧的文艺工作者,也就没有上级指令的硬性任务,非得表现什么战天斗地的火热生活,爱怎么演就怎么演。这官戏也不知演了多少朝多少代,反正纯属自娱自乐,戏装道具和乐器响器又都是现成的,不用出一分钱的场租费和大腕出场费,工商文化等部门也不上门打秋风,也就百年千年地流传下来,盛演不衰。
    不想一日有高人从村上经过,一看觉得是个藏龙卧虎之地,赶忙翻身下马,小心步行进村,生怕有所冒犯。一边朝村人打听,村上有什么显官重吏,好登门请安。村人朴实惯了,不会无中生有,编假话哄人,只得如实禀告,村上从没出过像样点的人物,只祖上考取过一两个秀才,因不认识组织部门的领导,也没混出啥名堂,穷困一生。高人怎么也不相信,缓缓走进村里,要探个究竟。忽闻锣鼓震天,高腔入云,寻声引胫望去,远远见有青瓦木楼,楼上正在大张旗鼓唱大戏,楼前坪里则被村人围了个水泄不通。走近一瞧,戏台上全是高帽长刺宽袍广袖的各路官员,仿佛走马灯似的,你方唱罢我登场。原来高人的判断没错,村上确实是个出大官的地方,只不过没出在朝廷和衙门里,而是出在村中的戏台上。高人不觉抚掌大笑,跃身上鞍,扬鞭打马,大摇大摆出了村子。这事被细心的村民察觉,大家身上某根神经就这么深深地刺痛了。也怪不得人家高人小瞧咱们,村上从没出过像样点的人物,却有事没事上演官戏,又有多大意思呢?戏台上的官再威风,也不会给村上带来任何好处和荣耀,大家还这么自得其乐,也显得太没出息了。一气之下,在村外挖个大坑,将演官戏的一应道具服装和响器乐器什么的统统埋掉,一是告别演唱官戏的无聊之举,二是巴望送走戏台上的官,现实中能出几个真正的大官小吏,下回还有高人过村,再不被小瞧,也不至于辜负了这一方佳山秀水。
    村子就这么沉寂下来,再听不到昔日热闹的官戏。村民们日出而作,夜入而息,盼望子孙出将入相的愿望一直萦系于心,却从没见奇迹出现。又过去了不知多少年,快到我们出世的年代,村民们的愿望渐渐变成失望,官戏也几乎失传。有人提出,反正村上出不了人物,干脆挖开小土丘,取出道具,试着把官戏再搬上戏台。也是寂寞的日子实在太难熬了,大家心有所动,却又担心随便动土,对村子不利,何况土丘里的道具肯定已经腐烂,再派不上用场。只得凑了钱,重新置办戏装响器,再凭着老辈人的口传心授,揣摩演练,又在村中木楼上唱起了官戏。不想还没过足瘾,开始破四旧了,这些官戏被当做牛鬼蛇神和反动毒草,惨遭禁演,戏装响器被强行掳走,一夜工夫毁得干干净净。到得我们这代人略有记忆时,也就再没见过官戏,只在出现阶级斗争新动向的时候,为配合上面意思,现编现演些忆苦思甜和抓革命促生产的应时小戏,戏台上演戏的有气无力,戏台下看戏的昏昏欲睡,全没有昔日官戏的精彩和热闹。看来大家留恋的还是官戏,且至今保留着一句与官戏有关的俗语,常挂在老辈人口头上:戏台上的官。
    弹指间,我离开村子已三十年。时间的尘灰是无情的,可将一切都尘封起来,我已很难记起村口那个埋着官戏的小土丘。偶尔回村一趟,也想不起到村口去瞧上两眼,看看小土丘还在不在那里。却因不可避免地要接触现实中的大小官员,经常会莫名地想起戏台上的官这句俗语。瞧那行走于世间的官员,不描脸谱,不着戏装,不迈台步,却比戏台上的官表演得更卖力,也更精彩。其实也不奇怪,生活是艺术之源,生活永远先于艺术,也大于艺术,世间官员肯定比戏台上的官出色得多。不过二者也有一个共同之处,就是有上台的时候,也必然有下台的那一天,不管你在台上时再威风。这好像是个铁律,也是浅显得不能再浅显的常识。可咱们见过的不少生活里的官员,眼里却好像只有向上的梯子,没有往下的台阶,总企望永远处于戏台中央,在聚光灯的追随下,不知疲倦地表演下去。有台鞭子戏,里面的皇帝在金銮殿上坐了好几十年,快寿终正寝了,还舍不得下位,编剧和歌词作者便为他写了句有名的唱词:让我再活五百年。
    现实中的官员到底没有艺术家们狂妄自大,痴想活上五百年的似乎还不是很多。可越活越年轻却还是做得到的,也比较好操作。比如四十五岁是个坎,过了这个坎便不容易得到提拔重用,便设法倒着活,去年四十六,今年四十五。比如人大政协班子有七不进八不留的惯例,于是略施手段,去年五十七,今年五十六。要问领导们是怎么从四十六活到四十五,从五十七活到五十六的,这是公开秘密,大家都心照不宣,不必过于认真。硬要认真,只好谦虚点,去问组织部的档案员和人事局的信息员,人家高兴了,说不定会给你面授机宜。越活越年轻不难做到,可也不能老是四十五或五十六,待在台上一动不动。这样即使台下的观众拿你没办法,在台后等急了的新人也不干,总会想法子轰你下去,以便取而待之。皇帝轮留做,今年到我家,世上没有老占着茅坑不起身的道理。
    留恋戏台,不用说是戏台让人显赫。人一显赫,位子票子女子房子车子,五子登科,自在情理之中。老婆孩子,亲朋好友,同学乡亲,七八姑八大姨,都跟着沾光,也无需赘言。光那份面上的荣耀,就足以叫人垂涎三尺,妒火中烧。比如一个地方的媒体,最显要的位置,最黄金的时段,皆无一例外属于领导,叫做电视里有形象,广播里有声音,报纸上有英名。且从不需领导本人出一分一毫的广告费。媒体内部就曾悄悄抱怨,那么重要的时段和版面,若用来刊登广告,企业产品销量大增不说,媒体也早富得流油了。领导的音容笑貌和高姓大名频频出现在媒体里,子民们习惯成自然,若哪天没见领导,心里就很不自在,说是一日不见,如隔三秋,都一点不夸张。还会到处打听领导下落,生怕领导已被双规或逮了进去。领导倒也理解自己的子民,出国考察或在外开长会,会通过秘书班子,以书面讲话形式不时在媒体上露露面,以免子民们担惊受怕。
    台上越显赫,下台后就越落寞,不知这是不是辩证法。我有时吃饱撑得难受,会在街头巷尾走走,以促消化,却不时能遭遇某领导被人前呼后拥着,神采奕奕走出豪华酒店,威风八面的样子。我生怕撞着人家大驾,被挤翻踩扁,只得远远躲开,看着人家狼行虎步,走向高档专车,弯腰钻入车门,呼啸而去。可没过两个月,再在街头见着该领导时,情形却已大变。过去簇拥左右的随从早不知去向,领导形单影只,站在秋风中,正望着街口的车流发呆。目光黯淡,面容憔悴,头发不再像从前那样油光水滑,青幽可鉴,仿佛一夜间突然变白,乱成枯草一堆。我甚觉奇怪,以为自己眼睛老花,看错了人,定睛细瞧,还真是那位领导。回家找出报纸,打开电视,扭响收音机,才发现再没有该领导的任何痕迹,我便明白是怎么回事了。一打听,领导果然已功德圆满,走下戏台,成了前领导。这戏台上的官与戏台下的官,区别就有这么大。
    想弄清谁是已走下戏台的前领导,我还可免费教你一招。天黑时分,你到地方首脑机关大院门口去溜溜,若见有人守在门边,睁大发红的双眼,戳着指头去数进进出出川流不息的高档小车,这人如果不是刚从精神病院里跑出来的神经病,必然是下台不久的前领导。这当然不是懵你的。你想想晚上又不是上班的时候,那些高档小车们屁颠屁颠往机关大院里跑什么?还不是书记楼和常委楼就建在大院深处,夜幕降临,正是密切联系领导的大好时机。前领导在台上时,人家也是这个时候开着小车纷纷往他家里跑,现在人已下台,人家另有新欢,再不可能去扣他家门,他在家里待得难受,不到这大门口来数小车,又干什么去呢?我认识一位前领导,他头天退二线,第二天就悄悄住到了乡下老家。有次我在乡下碰见他,问他城里生活条件那么好,为何非得跑到乡下来?他倒是开心,说乡下有个大好处,死后不必烧成灰,可将老骨头埋进祖坟里,陪伴父母。留在城里没有这个待遇,还得天天晚上跑到大院门口去数人家的高级小车,自己眼睛老花,没其他前领导的好视力,万一数错了数,就违背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了。
    看多了官场戏台上下的表演,有时我不免暗想,岂只官场,这个大千世界又何尝不是一个戏台?世间之人,不管为官为民,属强属弱,其实都是演员,在人生的戏台上跑上那么一圈,最后都得乖乖离台,消失得无影无踪。这让我想起陈子昂的《登幽州台歌》:前不见古人,后不见来者;念天地之悠悠,独怆然而涕下。这幽州台曾是燕昭王招贤纳士的黄金台,怀才不遇的子昂高台独立,茫然四顾,怎么也寻不见燕昭王的身影,忽感天地悠悠,往者弗及,来者不闻,不觉热泪飞洒,写下这千古佳篇。反复吟咏陈诗,我才意识到这幽州台其实也是戏台。这人立身于天地之间,有时难免自我膨胀,觉得自己有多么了不起,不曾想在前无穷后无尽的时间里,我们拥有的几十年不过是短短的一瞬在左无际右无涯的空间里,我们容身的这个世界仅为方寸之地。如果能经常想想这瞬间和方寸之外,还有连我们的想象力都无法抵达的悠远浩瀚的时空,我们也许会重新审视自己,审视自己所处的这个戏台。在这个戏台上,无论你演的是小民百姓,还是帝王将相,到头来都不过是微尘一粒,经不住时间的风轻轻一吹,就可吹得不复存在。
    这么说好像有些悲观。可悲观点有什么不好呢?中国人不信悲观哲学,只喜欢乐观哲学,连寺庙里都有欢喜佛。照我说悲观哲学有悲观哲学的合理性,人懂些悲观哲学,心怀畏惧,才有所为,有所不为。如果过于乐观,目空一切,胆大妄为,什么都敢做,什么都做得出来,到头来必然乐极生悲,乐观不起来的。这是题外废话,不必置喙。(本文选自《领导也是人》一书,作者:肖仁福。群言出版社2009年3月出版)
    ·世间三刑·
    话说唐太宗驾崩,武则天尽管已做到才人级别,享受专员待遇,却终因未给太宗生下一男半女,被赶出宫去做了尼姑。岂知女专员早跟太子李治有染,放下长线,待李治登位,又很快被迎回宫里,凭着非凡的政治手腕,步步做上皇后。也是人心不足蛇吞象,武则天觉得干皇后还不过瘾,还想弄个皇帝的干干。却遭到满朝文武反对,理由大概有两大条,一是武皇后不姓李,没有皇位继承权;二是生活作风有问题,严重违反皇宫纪律条例。武则天于是大兴告密制度,动用周兴、来俊臣和索元礼一大批鹰犬,以谋反等莫须有的罪名逮住反对者,大动酷刑,逼其招供。剁掉反对派脑袋,封住天下人嘴巴,武则天终于如愿做上女皇。不过女皇到底是个明白人,要想稳坐皇帝宝座,还得把国家治理好,让老百姓的日子过得下去。政治路线确定之后,干部便是决定的因素。治理国家不是抄家抓人,酷刑逼供,必须起用能臣良吏,周兴们绝对是靠不住的。不仅靠不住,还会坏你大事。这批鹰犬的下场也就可想而知了。女皇的办法也很简单,就是唆狗咬狗,用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。女皇有意要做掉谁,还愁没人与你配合?她很快得到关于周兴跟刚获法的酷吏丘神绩同谋的指控,把这家伙交给了来俊臣。周来两人好歹曾是同一个战壕里的战友,来俊臣先请战友吃过工作餐,再谦虚道:"咱们都是替皇上办案子的,今天请仁兄光临,主要是想讨教讨教,碰上人犯硬如石头,不肯招供,该用什么妙法,才撬得开他的嘴巴?"周兴得意了,说:"这还不好办?架只大陶瓮,四周烧上炭火,再把人犯放进瓮里,看他招还是不招。"来俊臣如法炮制,当真找来一个大陶瓮,堆上炭火烧旺,然后取出圣旨,高声宣读完毕,客气地对周兴说:"请老兄进瓮里去吧。"周兴还能怎么样?只能按来俊臣的意思,一一招供。这就是请君入瓮一词的来历。后周兴被流放岭南,途中为仇人所砍。至于来俊臣他们,其下场自然也不可能比周兴好到哪里去。
    这是一千三百多年前的旧人旧事。一千三百年眨眼过去。一千三百年后的所谓现代社会,还有没有这种酷吏和酷刑,恐怕谁也不好否定。阶级斗争年代自不必说,阶级不斗争的年代,严刑逼供,屈打成招,也是简便易行又颇能提高办案率的好手段。敝人胆小如鼠,先前见着红袖章就躲,红袖章不常见后,碰上大盖帽也夹着尾巴逃得远远的,这辈子还从没被人请进瓮里过,不知待在瓮里是什么味道。倒是三十年前曾在生产队仓库木壁上书写反动古诗和民歌,被一批两打三整顿工作组领导同志一把逮住,当做反党反华主席的典型严审重办过。只怪我出生于饿殍遍野的饥馑时期,从小没吃过饱饭,严重缺钙,骨头太软,坦白交代得飞快,检讨书写得也深刻,又有一定文采,可读性比我现在写的小说差不到哪里去。也就遗憾地没被绑老虎凳,灌辣椒水,坐直升飞机,至今想来还觉得挺对不起工作组领导同志的,也有愧于那轰轰烈烈的伟大时代,算是枉到人世走上这么一遭了。详情已记在拙文《文字劫》里,此处不加赘说。
    酷刑待遇不是谁想享受就享受得上的,得有好福气。享受另一种类型的刑罚就容易得多,不论福气是好是坏。我通过多年刻苦钻研,在没有拿国家一分钱科研经费的前提下,研究出几种刑罚类型,名之曰饭刑文刑和会刑,特贡献给读者诸君。
    先说饭刑。
    饭刑好解释,就是吃饭如受刑。依我浅见,吃饭除了饱口福,主要是为活命,属于生理需要,叫做人是铁,饭是钢,一顿不吃两腿晃。曾几何时,吃饭不再是生理需要,而成为革命需要。不是说革命不是请客吃饭,就是做文章么?革命成功,或说吃饭事业成功,这人想不升官,想不发财,人民群众都不答应。换言之,想升到高处,谋个好位置,必先请可以提拔你重用你的人吃饭革命;要拿大工程,弄大款项,也得请可给你工程可拨你资金的人革命吃饭。只有革命事业干好了,该吃你饭的人吃过你的饭,你的大额红包才出得了手,才可能进一步走近人家,渐渐抵达终极目的。从另一个角度说,有人请你吃饭革命,肯定是你有身份有地位有能耐,说白了是你大权在握,手里掌控着可供支配资源,人家盯住你手里大权,不请你革命,心里难受。明白了这个小道理,为什么功成身退的原领导鲜有人再恭请革命,路旁乞丐饿得眼睛翻白也与革命无关,也就比较容易理解了。
    我是俗人一个,不可能从没动过升官发财的念想。只是我自知命不带财,亦无官运,请人革命请不出什么效益,革命事业一直没什么建树。家底太薄,没有有色收入来源,几个小工资勉强糊得住自己嘴巴,革命本钱不够,想请人也请不起。先前在有钱部门当差,革命可以签单,也想过请请有权人,终因书生气太重,怕面子小请不动人家,自讨没趣,只好背叛革命。如今到了清水衙门,上不管天,下不管地,中间不管空气,再没签单便利,加上人近天命,已无进步可能,革命事业也就几近荒废。
    升官没戏,发财无望,可被人拉出去吃饭革命的事还是经常发生的。领导来了,陪的人太少,气氛不足,显得不够尊重领导,有人会请去凑凑热闹。或是外面来了人,说起湖南有个肖作家,大小书店随处是他的破书,不知是驴是马,嘱牵出去遛遛,电话会打到我手机上。我本来自卑感就强,加上五短身材,尖嘴猴腮,是绝对拿不出手的,见了高人,卵先缩三寸,哪里还抬得起头来?又没什么量,喝酒如喝农药,两口啤酒入喉,都会发酒疯。也就不敢敬人,更怕人敬,酒杯还没上手,额头早渗出冷汗,像偷人老婆,被赤身裸体抓了现场似的。只得猛扒饭粒,俨然灾区来的饥民。急切之际,嘴巴张得天宽,满嘴暴牙暴露无遗,若恰逢停电,黑暗里有两排白色厉牙一开一合的,还会把人吓个半死。或是猛喝茶水,喝得吱吱乱响,以壮自己狗胆。茶水清热解表,下肚成尿,又有借口频频往厕所跑,以逃避喝酒重任。只是夜里回家要做企业(起夜)家,还得加班加点,生产氮肥。生产辛苦,难免影响睡眠,翌日出门,两眼血丝,别人又疑心你在哪里干了一夜坏事。
    又想起人家不是专门请你来扒饭喝茶的,你总得维护维护领导威信。领导无不高明贤明加英明,否则也上不到那个位置。自然字字珠玑,句句真理,出口皆为指示精神。我天生愚钝,精神领会不够,生怕回去贯彻得不全面,落实得不到位,有违领导信任,惶恐不已。领导又是幽默的,说句什么笑话,讲个什么段子,肯定会乐得满座捧腹大笑,泪水鼻涕湿了一把又一把餐纸。惟你缺乏笑神经,愣愣的怎么也笑不出来,实在是不解风情。光听领导说话谈笑还不够,还得及时表扬表扬领导,或配合着说些笑话段子,逗领导和同志们开脸开心开胃。我本属草根民族,大半辈子破帽遮颜,没见过什么大人物,一到稍大点的场面,舌头就打结生涩,话不成句。出门前准备了一大箩恭维领导的美言,见着领导一激动,竟忘得干干净净,不知说什么好。平时倒也注意加强学习和提高,在报上网上见到可乐的笑话段子,立即抄到本子上,有事没事就背上两段,以备急时之需。瞅准空档,鼓足勇气,将背熟的段子讲给领导和同志们,讲得有板有眼,声情并茂,讲得眉飞色舞,慷慨激昂,讲得自己笑弯了腰,笑岔了气,可止住笑,竖起腰,顺过气,再抬眼去瞧领导和各位,才发现座中谁都没笑,一个个严肃认真地瞧着你这个说笑人,脸色僵硬,苦大仇深,且眼里全是怜悯。只好自掴嘴巴,手又抽风似的不听使唤,找不到嘴巴在哪儿。过后细想,领导和同志们讲笑话段子,你该笑不笑,你讲段子笑话,人家又有什么义务一定得笑给你看?你以为你是领导!
    白吃白喝不能予人好处,喝酒没有酒量,领导说笑话讲段子不会跟着欢笑,自己的笑话段子又逗不乐人家,还丢人现眼,这吃饭革命的美事于我也就成为苦事,每次一上桌便如坐针毡,无异于大刑在身。受刑不免痛苦,从此碰上有人请吃饭革命,我也就条件反射,未曾革命先害怕得要命,像有人要掘祖坟似的,打死我都不干。只得很没出息地赖在家里,吃老婆做的粗茶淡饭,一瓢饮,一箪食,人不堪其忧,吾不改其乐。老婆不会下达指示精神,无需我贯彻落实。我老人家长相不雅,面目可憎,她也熟视无睹,跟没看见一样。不用喝酒敬酒,那点死工资勉强够买油盐购柴米,借钱打酒又没杜甫的面子,酒债寻常行处有,走到哪里都有借。更不用讲段子说笑话,天天守着自家河东狮,她脸上有几颗麻子,嘴里有几根獠牙,早数得一清二楚,自己身上的幽默细胞已然跑光,哪还开心得起来?这倒也肠胃安然,耳根清静,吃饭只是吃饭,不再是革命需要,仅仅是生理需要。吃饭回归其本来意义,也就不再是畏途,更不是饭刑了。
    次说文刑。
    我的观念老化,总觉得言为心声,写文章跟说话和放屁一样,皆因有话要说才说,有屁要放才放。话不说喉咙痒,屁不放屁眼痒,有什么想法不行诸于文,难免技痒手痒心痒,甚至食不甘味,寝不成眠。也就是说,写文章跟非革命性吃饭没啥区别,是一种生理和心理需要。原来人生在世,最管不住的是自己嘴巴,小民心里憋屈,也会说怪话发牢骚。最忍不过的是自己屁眼,皇帝也要放屁,不放难受,忍屁成疾。最放不下的是手中笔头,识得几个字就有写作愿望,不一定写道德文章,在厕所里书上我是张三爸爸,或我跟李四姐姐睡过觉,也是一种很过瘾的写作。想读中小学那阵,同学们最怕写作文,我写起作文来却毫无惧色,勇猛得很,视作文如纸老虎,跟美帝苏修一样,根本不可怕。偶尔谋得本无头无尾的旧书,在里面碰到几个不太常见的新语怪词或生僻古奥的字,当即默记于心,或抄到随身小本子里,再现买现卖写进作文,惊得语文老师杏眼圆睁,觉得我的学问和文才世间少有,常把我的大作当名著和范文,拿到课堂上朗读给同学听,要求同学们反复学习,认真领会,融会贯通,长大后好有足够的才华去解放全人类,最后解放自己。每次都乐得我尿湿裤裆,离校后又到处寻觅旧书老书,下次再如法炮制,哄骗老师,恐吓同学。
    写作文写到这个份上,以后想放弃写作,恐怕没人做得到。我也就一辈子戒不掉舞文弄墨的恶习。不论在学校当老师,还是在政府修志书,有时间就躲起来写写划划,否则就像失了魂似的,神不守舍。后来凭此做上重要部门秘书,还当了副主任和主任,正好发狠往上走,却怎么也放不下手中笔头,除了正常上班时间,八小时之外和双休日、节假日都躲在家里,弄我的文章,弄得不知今日何夕,不知爹妈是谁,更不知领导就是爹妈。也不看看人家,眼里只有敬爱的领导,白天黑夜,寒来暑往,紧紧围绕在领导周围,领导一刻不见如隔三秋,以至茶饭不思,相思成疾。要说也不是不知道紧跟领导的好处,与领导走得近,领导高兴了,赏你个好位置,要风得风,要雨得雨,比写什么千古宏文神气得多。也清楚文章当不得饭,养不了家,立不了身,只能误事误身,害人害己。可就是戒不掉这个心瘾,仿佛吸多了白粉,不写点就会手脚抽筋,口吐白沫,生不如死。
    这话说得略显夸张了点,可写作也能成瘾成癖,却是千真万确的,估计爱好写作的人都有体验。我是说写作也是件乐事,就如刚才所说吸毒一样,吸毒没乐子,不刺激,恐怕就不会有人上瘾了。可写作会成为苦事,也是事实。有时甚至苦不堪言,就像吊你半边珠似的。这当然不再是有话要说,有屁要放,而是没话要说出话来,没屁要放出屁来。更有甚者,肚子里没崽,要你生出崽崽来。没崽怎么生崽?先进行人工授精,用高效保胎药保住胎,胎熟后再打催生针,硬让你把崽生到地上。给领导代笔为文,便属没崽生崽性质。领导要做报告,先把初步想法透露给你,就是给你搞人工授精,借你腹怀他崽。初稿成型,领导一次一次审查,要你反复修改调整,充实加强,那是往你肚子里注射高效保胎药,以免稿子流产。领导要上台做报告了,稿子还定不了,领导一个电话又一个电话督促你,批评加鼓励,威逼加利诱,那是给你打催生针。稿子终于到了领导手上,被拿到主席台上抑扬顿挫大声念完,那是你所怀领导的崽顺利分娩,呱呱坠地。也有文章成稿后,领导还是不太满意,再让你修改已来不及,做报告时没念上几句便弃稿不用,想怎么说便怎么说,那不是授精卵出了问题,就是保胎药和催生针打得太猛,肚子里的崽发育畸形,鼻歪嘴斜,缺足少腿,领导不肯认你崽为他儿。还有反反复复弄上十天半月,一稿两稿,基础很好;三稿四稿,问题不少;五稿六稿,一枪毙了,最后稿子难产,连印都没有成印的机会,那是你怀了葡萄怪胎,落得胎死腹中的悲惨结局。
    做过刀笔吏的人都有类似体会,这样的文章还能写出乐趣来,恐怕就真是天才怪才了。我不是天才怪才,才视此类写作为文刑。受刑也没什么了不起的,即使要动刀进行剖腹产,剖出的崽是我自己的,也是个莫大的安慰。过去我曾把代领导笔所写稿子归类整理,收进柜子,有事没事拿出来欣赏一番,陶醉一阵,觉得今生虽一事无成,官不像官,民不像民,却也著作等身,且都通过领导的金嘴,灌输给了地方和部门领导,产生了应有的效果,也值得安慰。只是有一天稿子题目下领导的大名忽然引起我的注意,才意识到这些大著跟你本人其实关系不大,就像社会上那些代孕妈妈,你根本就没有做母亲的权力。仿佛被烧红的烙铁烙着一般,我又被上了一回刑。
    还有一种文章的写作,也跟受刑差不多,那就是写表扬稿。表扬使人进步,批评使人落后,今人上进心强,表扬稿的需求量也就非常大。你是单位的笔杆子,不仅要给领导写报告,还要写作跟领导报告性质差不多的表扬稿,借媒体版面和黄金时段,表扬表扬领导和单位。这当然是很有必要的。有表扬内容还好,如实写来就是,死不了你几个脑细胞。问题是领导和单位的工作平平,你得挖空心思,无中生有,没成绩编造出成绩来,没典型制造出典型来,这就有些麻烦了。像我这种死脑筋,一讲假话就面红耳赤,心里发虚,编起领导和单位虚假成绩来,就像自己干了见不得人的坏事样,无地自容,写表扬稿实在遭罪。表扬稿被报纸和电视发表,想起自己编的假话到处散布,真如口吞苍蝇,不是滋味。我从事文秘工作十多年,领导报告不写得写,究竟在我工作职责范围之内,媒体上的表扬稿却上得极少,就是不太想吃苍蝇,败坏肠胃。
    所幸四十岁之后,再不用写报告,也不必表扬领导和单位,终于减刑出狱。不想又有朋友找上门来,要我为其大著大作作序或弄评论。这当然是看得起我,否则也不会给我露脸的机会。作序和弄评论云云,说穿了也是写表扬稿。不是说朋友的大著大作不值得表扬,是我一表扬人家,心里就老大不自在。孩子自己的棒,文章自己的好,自己的好文章正愁没人表扬,或自我表扬时间都不够,又哪有心情去表扬人家?也怪我阴暗心理向来严重,老觉得表扬人家,是在间接否定自己。这之间的逻辑关系也不复杂,抬高人家,无异于贬低自己;大涨人家志气,肯定是在大灭自己威风。这样的亏本生意,我才不会去做呢。有时盛情难却,不得不表扬表扬人家,总是弄得自己痛苦不堪,像被人放过血一样。下次有人再请我作此类文章,索子套在脖子上,我都不答应,宁肯上绞刑,也不上文刑。
    不肯表扬人家,自然也会设身处地替人着想,轻易不请人表扬我。我已出版小说十多种,大都由自己写序,自作多情,自我表扬,自吹自擂,自鸣得意,自己给自己上刑。唯一的例外是我的中篇小说集《局长红人》。成书前出版人让我找找王跃文,请他写几句话。当时《国画》出版不久,王跃文正红得发飙,能逼他写几句话,自然求之不得,至少多卖几本书绝对没问题,摊到谁还不做梦要笑出声来?却又考虑与王跃文也有些交情,请他写表扬稿,让他无辜上刑,于心不忍。见我不肯去找王跃文,出版人暴跳如雷,只差没跟我动手了。好在他们也出过王跃文的书,只好直接去找他。王跃文拉不下面子,咬牙切齿给《局长红人》作了序,后又将此序收入他的随笔集《有人骗你》,也不知能骗谁。王序使《局长红人》热销一时,我却觉得让王跃文平白受刑,很对不起他老人家的。以后每次碰到王跃文,总是耳热心跳,内疚不已,好像暗里给他捅了一刀,刀口至今没长拢来,还在淌血流脓。后来他调往省作协,害得我连理事会都怕去参加,不敢面对被害人王跃文。
    如此畏惧表扬稿,主要是我的死脑筋转不过弯来,总以为文章白纸黑字,好与不好,读者一看便知,干嘛非得有人金口玉牙给你表扬?唐宋八大家,加上我肖某人共九大家,其大著大作就不是谁表扬出来的,是读者读出来的。陶渊明似乎从没有请人表扬的兴趣。他一直不太习惯迎来送往那一套,接待水平老提不高,官才做到小小七品县团级便挂冠而去,长年躲在江州乡下,扶梨采菊,喂鸡放鸭。偶尔写几首打油诗,只是觉得好玩,又可消磨时光,并不想流芳百世,也没有振兴中国文学事业的雄心壮志,自然毫无请人写表扬稿的必要。何况也没亲戚在作协当主席,或在著名大学做文学教授,谁也不会把你的打油诗当回事,更别说弄个什么鲁迅文学奖或茅盾文学奖的,拿诺贝尔文学奖更是痴心妄想,老鼠想吃天鹅肉。当时有个叫钟嵘的,估计是作协主席或文学研究所所长之类的人物,构思了好久,准备弄部《诗品》,给诗人们搞个排行榜。放话出去,家里门槛都被人踩烂,惟独不见老陶上门送书递红包,甚至电话都不肯打一个。你陶渊明不就写了几首打油诗么,有什么了不起的?真是岂有此理。钟所长嘴巴一撇,仅将陶诗列为中品,视为不入流之作。老陶无所谓得很,反正诗品跟什么一级作家二级诗人三级枪手一样,又不跟工资挂钩,懒得理睬他姓钟的。谁知东晋以降,特别是到了唐宋,东晋文坛和钟嵘之类评论家大力表扬,煞有介事推为上品的东西,读者们全不买帐,却捧起被他们认为不入流的陶诗,读得津津有味。想当年老陶若天天带着红包礼品,去评论家和作协主席家里讨表扬稿,没写几首像样的诗作,千年后的我们又知道他老陶同志到底是哪根葱?
    正因我这么害怕表扬稿,才特别佩服某些文坛或别的什么坛的领袖人物,谁发表了大作,出了大著,只要请他表扬,总是架式一摆,提笔就写。偶尔读到过这类表扬稿,发现文中所言,与原作原著根本搭不上界,才意识到领袖们压根就没看过人家的大作大著。没看原大作原大著,竟然也洋洋洒洒,高屋见瓴,写出那么有水平的表扬稿,足见领袖们功力之深之狠。领袖人物到底不是吾等笨人,绝对不会自找苦吃,自寻刑受。不吃苦,不受刑,人家受到了表扬,自己拿到了丰厚润笔费,各取所需,两全其美,我除了佩服还是佩服,别的就不好多说了。
    再说会刑。
    不知谁这么智慧超群,发明了会议这么个好东西,实在让人敬佩。从小我就喜欢开会,尤其是声势浩大的斗争大会。记得每次斗争会上,高音喇叭里总会播放那首声情并茂的《不忘阶级苦》。那是那个时代最最著名的流行歌曲,比起现在的《情人》《双截棍》、《老鼠爱大米》、《你是我的玫瑰花》来,会唱的人不知多了几万倍。旋律也优美得不得了,至今音犹在耳:天上布满星,月牙儿亮晶晶,生产队里开大会,诉苦把冤伸……歌声中地主戴着高帽,帽上写着打了红叉的地主本人芳名,被隆重推到台前,跪在砖头上接受批斗。批斗到关键处,口号声浪翻波涌,此起彼伏,什么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,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,无产阶级专政万岁,一拨高过一拨。小将们和人民群众喊一声口号,地主就会应上一声:我罪该万死,我遗臭万年!高帽跟着往前一啄一啄的,滑稽得很。有时用力过猛,帽带系得不牢,高帽会脱离地主狗头,掉到高高的台下,逗得人民群众哈哈大笑。小将们也会大笑着带头高呼:阶级斗争一抓就灵,恶狗地主狗头落地!
    除了斗争大会,还有批判会。批判会要进行思想批判,那是大人们的事,我们人小没什么思想,批判也白批判了,这种会议还没资格参加。直到上中学,该有些思想了,才开始光荣地正式参加批判会。一般是在学校里批判老师。平时老师们凶神恶煞,教训起咱们革命学生来毫不留情,这下轮到我们反过来批判他们了,想想就乐。见老师们威风扫地,低着认罪的头,被批判得体无完肤,我们就得意得不行,真想冲上前去,将其打翻在地,再踏上一只脚,叫他永世不得翻身。只是咱们农村出身的孩子,学龄没到就被父辈摁着头拜过孔圣人,背过人之初性本善,上学起蒙又在父辈督促下,趴到地上跪过老师,说是活着的孔圣人。对老师们也就心存敬畏,口诛笔伐时难免有心理障碍。真要上前打翻老师,再踏上一只脚,脑袋里的孔圣人立马作起怪来,顿时勇气锐减。不过再怎么的,批判会太够刺激,有参加绝对不会落掉的,至少比关在教室里快活得多。
    可惜中学还没毕业,就不再容易享受这么可乐的斗争会和批判会了。后来读师专,做上老师和国家干部,日思夜想还能碰上几次这样的会玩玩,也一直未能如愿。倒是要经常制造和参加些别的会议,诸如工作会,办公会,形势会,报告会,研讨会,见面会,碰头会,座谈会,协调会,代表会,不一而足,三天三夜别想数完。有个科学办法,就是可根据会议规模或与会人数,将种种会议简单分为大会中会小会。大会讲声势,万人千人参加,想没声势都做不到。中会讲规格,出席会议的主要领导级别越高,会议规格也就越高。小会讲内容,人事问题,经费问题,项目问题,都在小会上定夺,内容最重要。所以有人总结,会议越小越重要,越大越不重要。又说小会解决重大问题,中会解决一般问题,大会不解决任何问题。所以能参加小会的是核心领导,参加中会的是重要领导,参加大会的已不是领导,是广大干部职工和人民群众。比如一地的书记会和常委会绝对是小会性质,是要解决大问题和关键问题的,常委扩大会议和市委委员会议属于中会,只能解决一般问题和普遍问题,到了人数众多的副处以上干部大会,只不过宣布小会和中会决议,已没什么问题要解决了。部门的党组会和局长会是小会,要敲定局里的大事要事;党组扩大会和中层以上干部会是中会,讨论一般性的问题;干部职工会是大会,根本就不是为解决问题的,主要是让领导班子集体亮相,表明这是一个团结的班子,战斗的班子,能带领干部群众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强有力的班子。
    一个人如果一辈子只能参加大会,肯定没混出什么名堂。能参加中会,应该算是人物一个。若有资格参加小会,那就不仅是人物,已是人中之龙。我一辈子都梦想着做人中之龙,却怎么也做不上去,只能做做小人物,比上不足,比下有余,不必将自己混同于没混出什么名堂的普通老百姓。证据是我幸福而光荣地参加过单位的中会,比如中层以上干部会议,甚至局务会和党组扩大会议之类。那是有会议记录的,不信可去查记录,上面有我的大名。开始参加这种中会,我很是兴奋,觉得也是单位中层领导了,人前人后可人模狗样一回了。后来才发现参加这种会议不过给大领导打和声,什么决议人家早在小会上确定好了,叫你参加中会,是你有两只耳朵,不是你有一张嘴巴。慢慢我就对参加这种中会失去了耐心,眼睛敬仰地望着侃侃而谈的核心领导,思想却老开小差,思念几十年前的初恋情人,悄悄爱她爱了大半辈子,连她丰腴的小手都没摸过,我真他妈不是东西。偏偏当领导的格外热衷这种会议,一开数小时,也不管吾等陪会人腰椎突出,痔疮复发,痛楚难当,如受大刑。我的腰痛和痔疮就是那时落下的,每每发作,便被折磨得龇牙咧嘴,比没摸过初恋情人的手还悲痛万分。从此谁逼我去参加这类会议,我就跟他白刀子进红刀子出。
    以上这些会议怎么也算务实会,确有实事要会要议。还有不少可开可不开,不开没事开过坏事的务虚会。比如老干座谈会,完全可更名为老干牢骚会。不开会老干们分散各处,各发各的牢骚,影响只那么大。一开会,老干们的牢骚集中一处,个个怒火中烧,骂娘拍桌子也就在所难免。骂娘骂得最有劲的,拍桌子拍得最响的,一般是原主要领导,从前天天在堡垒中战斗,根本战斗不过来,没法关心老干待遇,这会儿终于有时间与战友们团结起来,跟现任领导争老干待遇了。跟原领导过去的情况一样,现任领导也总是很忙,尤其是一把手,难得出面召开这种老干会,全权交给分管政工和老干工作的副手,老干们爱骂娘就骂他的娘去。不用说,被老干们骂得狗血淋头的分管领导,一定会比受刑还难受。受刑痛苦还可嗷嗷叫上几声,在老干们面前,再难受再痛苦,还得装出笑脸,好像你那么贱,没人咒你,你就不清爽,不快活。
    还有一种务虚会,叫作品研讨会。画家出了本画集,书家出了本书法作品集,作家出了本散文或小说集,甚至搞通讯报道的出了本新闻作品集,都要喊一班人拢来研讨研讨。所谓研讨就是说好听的话,让作者舒服两个小时。说好话的人可以不翻你的集子,只翻你不薄的信封,也可说出几大筐好话来,好像你的东西好到天上去了,前无古人,后无来者。我听不得这些美丽却空洞的吹捧,特别替作者惋惜,花钱买人口水,还不如买几瓶纯净水放家里,天热时可解渴。偏偏有作者受用,我更会为他感到难为情。尤其是轮到我发言了,不说几句好话,辜负作者期望,胡言乱语一阵,又觉得是在哄骗自己和作者,既自欺又欺人。我是木榆脑袋,不想自欺,也不愿欺人,不得不自欺欺人一回,人家没卵事,我却难堪难过难受不已,又相当受回大刑。为免遭刑罚,此类生产假话大话肉麻话的研讨会,我能不参加就不参加,不管信封有多大。
    还有一种叫追悼会的会,能不参加我也不参加。倒不是兔死狐悲,人总有这么一天,没什么大不了的。主要是追悼会的气氛不对,让人别扭。一些有身份的人死后,会弄个治丧委员会什么的,追悼会主持人得将治丧委员们的名字及身份挨个念上一遍,好像委员们的官位越高,死者就越有面子似的。只是我听去,却觉得不是治丧委员名单,而是组织部的任命文件,仿佛有意要气气死者:你不是为官帽奋斗了一辈子吗?听到没有?治丧委员们个个都官帽在顶,你却只能在名字后面加上曾任什么什么的字样,竟然没有一顶能戴着钻棺材。追悼会一项最重要的议程就是做悼词。做悼词的人都是有份量的,一般是死者生前的同僚,彼此身份差不太多。比如死者是单位书记,做悼词的人往往会是局长。两人斗了大半辈子,这下书记死了,局长高兴都高兴不过来,却还要把悼词做得悲痛万分,紧要处甚至声泪俱下。略知底细的人明白这哪是悲痛,纯粹是在幸灾乐祸,那泪水更不可能是悲痛的泪水,明明是喜悦的泪花。盖棺论定,悼词绝对字字溢美,句句赞颂,好像死者比拿破仑更英明,比华盛顿更伟大。拿破仑和华盛顿这样的明主伟人到底不多,悼词难免有些让人生疑。说不准事实正好相反,只不过说着好玩儿的。当然人死为大,不会有谁跟死者过不去,较真去核实悼词里的内容。写悼词和做悼词的出发点肯定也是好的,一是通过歌颂死者,给后人树立光辉榜样,二也是逗死者开心,如果他还有听觉,说不定会突然站起来,抱拳感谢大家给予他那么高的评价。悼词能让死者高兴,我这个旁人却觉得挺黑色幽默的,很替死者感到不安。死者真是贤人,善莫大焉,那么功德自在人心,还用得着在悼词里大吹大捧吗?若无德无能,没任何建树,这么瞎吹一气,岂不是正话反说,挖苦嘲讽死者?照我的肤浅理解,这可是对死者的大不敬。
    也许是这个原因,每次参加追悼会,我都恐慌得不得了,害怕自己死后,也会被人这么戏耍娱乐一番。若真是这样,还不如开棺戮尸,那只是肉体上的摧残,不是精神上的打击。人死后尸体戮不戮总会腐烂的,精神一时半会儿还有可能不死,尤其是我这种一不小心就有可能写出惊世之品传世之作的伟大作家。所以我已庄严写下三不遗书,死后不成立治丧委员会,不开追悼会,不做又假又虚又肉麻的掉词,一把火烧掉完事。如果违背这三不遗嘱,硬把我弄到追悼会上去,供人挖苦嘲弄,开心取乐,惹出我的火性来,我可能会翻脸不认人,愤然从水晶棺里爬起来,撕毁治丧委员会名单,追打写悼词和做悼词的人,叫大家都没面子,下不了台。(本文选自《领导也是人》一书,作者:肖仁福。群言出版社2009年3月出版)
    ·尴尬人·
    官场说白了就是一个权力场。官场中有两样东西永远围绕着权力转,这就是人和事。为驾驭好手中权力,当权者必须用好人,同时做几件像样的事。于是有人琢磨人,有人琢磨事;有人只琢磨人,不琢磨事;有人只琢磨事,不琢磨人;有人既琢磨人,又琢磨事。琢磨人得人缘,琢磨事得事功,琢磨人又琢磨事得势。善于琢磨人的人是聪明人,把人琢磨透了,就找到了向上爬的梯子。善于琢磨事的人是能干人,事干好了是政绩,只是凡事往往跟利益有关,事干得多,容易惹出麻烦,事与愿违。善于琢磨人又善于琢磨事的人是魔鬼,可以通吃,永远立于不败之地。什么都不琢磨的人,要么没人没事可让你琢磨,想琢磨也琢磨不上,要么则是官场混混,混一天算一天。
    官场中聪明人和能干人不少,魔鬼也经常可以碰到。魔鬼到底不是常人,此处姑且不论。只说过去我在实职部门当差,难免要跟能干人打交道。这些能干人里有财政局长,也有管财政的政府领导。别看财政局长和管财政的政府领导财权在握,被奉为财神爷,白天有人求,晚上有人请,其实他们也自有一本难念的经。这是管家婆的角色,为维持政府的正常运转,为让辖区的干部职工拿到基本工资,吃得上饭,穿得上衣,做管家婆的必须付出超乎其他人的劳动和艰辛。比如政府常务副市长,要常务这常务那,别的人上天入地都难得找得到他,财政局这个地方却常常不请自来。这也是迫不得已的事,吃皇粮的人越来越多,多如过江之鲫,常务副市长负责发放皇粮,不是闹着玩儿的。别看这些年经济高速发展,每年GDP增长水平都在两位数以上,可不知怎么的,政府还是入不敷出,经费永远都是短缺的。尤其是中西部地区市县几级政府,领导们最发愁的就是干部职工的吃饭钱,连续数月发不出工资的情况司空见惯。什么数字都可估计加统计,多拍几下脑袋就可拍出来,唯独干部职工的吃饭钱得一分一角落实到工资表上去,金库里缺钱,脑袋拍烂了都没用。被逼无奈,只好成立工资发放中心,把预算内外的钱统统集中拢来,先保障工资发放,有余力再做其他安排。各地工资报表往上级财政报送时,政府一把手还要在上面签字,得对工资发放的真实性负责。还有硬性规定,地方发不出工资,党政一把手必须到上级党委政府那里去说明原委,不得有丝毫含糊。
    这好像有点耸人听闻,可事实确是如此。这跟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大环境不无关系。政府职能是按计划经济模式设置的,机构越精减越大,人员越分流越多。税收体制和财政体制也是计划经济时代的产物,成本高,效益低。计划经济模式下的政府要适应市场经济的发展,自然只能在夹缝中尴尬度日。
    我写过一部叫做《裸体工资》的中篇小说,里面的主人公何铁夫就是这夹缝中的尴尬人。何铁夫自然是能干人,不能干也就做不了分管财政的常务副县长。常务副县长工作压头,天天要琢磨事,不可能老去琢磨人,难免费力不讨好。何铁夫也知道自己处于利益格局的矛盾中心,才处处小心谨慎,如履薄冰,希望借主持政府工作的良机,过渡到正式的县长。想实现这个可怜的愿望,至少要能维持县里的局面,也就是说要养得活县里吃皇粮的干部职工,稳定县里大局,否则一切免谈。何铁夫为此使出了浑身解数,在财政局长的配合下,将县里的细帐算了又算,亲自找有税源的企业讨税,想方设法打省财政厅主意,争取定额补助,以充实县里金库。何铁夫还真有一手,企业争取不来的定点生产指标被他争取到手,人家请不动的财神爷被他请到了县里,别的县领导平息不了的风波他一出面就能平息下来。他还是一个有良知的知识分子,民本思想还留在他的骨子里,县里干部教师工作辛苦,连那几个可怜的基本工资都拿不到手,自己寝食难安。当然何铁夫也不是完人,迫于无奈,也得行贿,也得在比自己大的官员面前说些得体的奉承话。
    不用说这些都是为了工作,为了县里干部教师那几个裸体工资。照理这样的角色升任正式县长,应该没有太大问题,何况何铁夫已在主持政府工作。可最后他还是栽了,在就要成为正式的县长的时候。栽的原因很简单,他违规动用了一笔不该动用的资金,给干部职工发了工资。这当然是事情的表面,深层原因还是何铁夫没琢磨透人,最后被自己最信任的合作伙伴使了花枪。不过为使何铁夫或者说为使作者我本人不至于太尴尬,我让何铁夫最后喝到了红颜知己左舒青给他斟的红葡萄酒,也算是一个小小的自我安慰吧。
    我知道自己的作品有不少不足,但我表达了官场尤其是市县几级官场的某些真实,再现了官场尴尬人的处境,同时对滞后于经济发展的体制性问题提出了质疑。这也许就是我塑造何铁夫这类官场尴尬人的意义之所在吧。(本文选自《领导也是人》一书,作者:肖仁福。群言出版社2009年3月出版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