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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这边风景》第六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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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 伊犁俄罗斯人的爱情故事 谁在盯着乌尔汗
   
    哎,伊力哈穆队长,哎,伊力哈穆大哥。我怎么也没想到,你到我的家来,你还肯到我的家来。我知道你回来了,在磨坊里,什么消息都能听得到的。我想,你也许能见我的?不,我想你不会来的,在这样的时刻,谁会愿意跑到伊犁河边来看望一个刚刚被拘留的俄罗斯人?有些人到现在不敢和我说话,不敢和我握手。但是我想,你会来的,你不是普通人,你是共产党员,你是共产主义者。共产主义者是要解放全人类的,这就是说,你们的心里装着整个的世界,装着整个的国家。在伟大的中国有个新疆,在新疆有个伊犁,伊犁河边就有我这么一个孤零零的俄罗斯族人,所以,你也会管我的事的,你也该管我的事的,是吗?
    不,您先别说,您等我把满腹的话讲完。我是孤零零的。有一个时期,那时,那些仇视列宁和斯大林、仇视布尔什维克党和苏维埃国家、流浪在世界各个角落的白俄是孤零零的。现在,他们兴高采烈地“回国”去了,我却孤零零地留在这里。
    先从我的父亲说起吧,马尔科夫,今年六十三岁。十月革命的时候,他十八岁。他和我的爷爷从海参崴跑到了朝鲜,又从朝鲜跑到了中国的东北,在哈尔滨和长春流浪,还到过青岛和上海。我的爷爷是什么人?是旧俄的贵族,是沙皇的军官、密探,还是屠杀远东的非俄罗斯民族人民的刽子手?我不知道,我没见过我的爷爷,我父亲也从来不说他。但是我知道,我的父亲怀着对列宁和斯大林的刻骨的仇恨。一看到红五星,父亲的癫痫病就会发作;而且我们家不许用月牙形的镰刀,因为共产党的党旗上有这样的标志。三十多年前,我的姐姐死在上海,我的父亲被一个中国商人所雇用,随着骆驼队走了半年来到新疆伊犁。我是出生在伊犁的,生我以后,母亲因为产后受风而死去,是一些善心的中国妇人的乳汁贴补了我,使我没有因为丧母而死。也许,正是中国妈妈的乳汁,形成了我的某些性格。当然,您不信这个,这样说是不科学的,但是,我永远忘不掉这一点。
    三十多年来,我的父亲(后来还有我)在伊犁什么事没有干过?我们养蜂,我们抓鱼,我们养荷兰纯种奶牛,我们酿造格瓦斯,在这里它与啤渥即啤酒。混同起来了,伊犁人都将俄罗斯式的格瓦斯称作啤酒。我们烤长黑列巴(面包)和圆列巴,我们造水磨和看磨坊,我们粉刷房屋——在伊犁,俄罗斯女人刷房子是出了名的。但是有一条,所有我们这些白俄和白俄的后代,一不在工厂做工,二不在农村种地,为什么是这样呢?可能有多方面的因素,但是,我知道一条原因,那就是我们随时准备离开,我们并没有准备定居。
    我父亲在伊犁生活了三十多年,三十年来他生活得像一个等候换车的旅客,伊犁对于他只是个大候车室。从我记事的时候,一阵子他说要去澳大利亚,澳大利亚有我的一个什么表姐;一会儿又说到阿根廷,阿根廷有我的一个什么舅舅。还有去加拿大,去美国,去比利时的各种说法,反正就是不去苏联。后来呢,过了一阵子,表姐来信了,他们全家正在失业,靠救济金生活,劝我们不要去。又过了一阵子,阿根廷来信了,可能是说移民当局不批准。大概还有各式各样的信,比如说是正在进行第二次世界大战,战争中的入境很可能被怀疑为一方的间谍……总之,他哪儿也没有去成。
    最可怕的是,有一阵子说是苏联宣布了,欢迎十月革命中流亡到各地的俄国人回苏联去,说什么绝对不追究他们的父辈与他们在外面的政治表现……许多我这样的家庭回去了,回去不久就失踪了。噢,我知道,您不相信,没有关系,真的也罢,假的也罢,我祝福全世界一切角落的俄罗斯人。
    噢,伊力哈穆哥,你不知道我多么羡慕你们!你们——维吾尔人、哈萨克人、锡伯人、东干(回族)人和汉人,你们不会理解这种把自己当作陌生人的,随时准备离去的“候车室生活”会把人变成什么样的怪物!你们活着、奔跑着、忙碌着……有时候顺心、高兴,有时候难受、悲哀,因为在你们的近旁,有自己的亲人,自己的朋友,自己的土地,自己的森林、河流和天空……一句话,有自己的祖国。你们的哭和笑,爱和恨都是有所为的,绝不仅仅为了自己一个人。如果一个人周围的一切,对于他都是毫不相干的、无所谓的,那时他将怎样过日子!他吃了一口是甜的,这又有什么意思呢?他告诉谁这是甜的呢?谁又和他分享这个“甜”呢?他吃了一口是苦的,除了他自己的胃,又有谁知道他的这个“苦”!我们活着,仅仅和我们的胃在一起,我们忙着,仅仅是为了侍候我们的那个胃。我们不再是人,而只是一个蠕动着的胃。我的父亲在伊犁生活了这么多年,他从来没有说过哪一个人好,对于一个毫不相干的人,怎么会有什么“好”呢?他也从来没有说过哪个人坏,同样,对于一个毫不相干的人,又哪里有什么坏呢?我们总不会议论银河系里的哪一颗星好一些或者哪一颗星差一些吧?我们至多知道哪一颗星对于我们亮一些,而另一颗星可以用来辨别方向。我的父亲也只知道从哪一个人身上可以用哪一种方法多赚一点钱,而另一个人,却得用另一种方法来赚钱。赚钱的目的,也只不过是为了胃罢了。在伊犁,白俄商贩的名声是不怎么好的,因为他不和也不需要和任何人讲信用和情面。 您也知道伊宁市西大桥边卖莫合烟与杏皮子(杏干)的俄罗斯小贩吧?他是全伊犁州啬皮即吝啬的符号。
    但是我不同于我的父亲。伊力哈穆哥,你是知道的。我出生在这里,从小,我吃的就是这块土地上打出来的粮食。我熟悉伊犁河的水,夏天,我敢越过湍急的流水游到察布查尔锡伯族自治县。对岸再游回转。我熟悉伊犁的风,我知道什么样的风带来阴雨和寒冷,什么样的风带来温热和晴明,我还知道什么样的风吹过麦子就会黄熟,蒙派斯苹果就该收摘。我的维吾尔语比俄语说得好,我的汉语也马马虎虎。我不但用维语交际,而且用维语想事情。我看到5 的时候先想到的是拜西(维吾尔语5),之后才会想起别丫唧(俄语5)……
    最主要的是,我爱这里的人民,这里的一切。小时候,我看着银花盛开的苹果树,一两个小时都不舍离去。每听到维吾尔人的歌声,那从载负着重压的心灵深处迸发出来的千回百转的歌声,我就泪流满面。我和你们一齐过麦西来甫娱乐盛会。,出席婚礼,祝贺婴儿的出世。我亲眼看见正是在毛主席派来的解放军到来之后,在清除了国民党、霍加、巴依伯克之后,在实行了减租反霸、土改、互助合作、人民公社化以后,我们这里才真正变得一天比一天更光明、更美好。当你们唱“把天下的水都变成墨,把天下的树木都变成笔……也写不完毛主席的恩情”的时候,我也屡屡应和……而且,我爱上了狄丽娜尔……
    你们维吾尔人的谚语说:“夸奖自己是头号傻瓜,夸奖自己的老婆是二号苕料子。”好吧,我本来就傻哟。我还是要说说狄丽娜尔。在伊犁河边,谁没有听到过狄丽娜尔唱歌?她唱起来的时候,燕子都不再高飞,羊儿都停止了吃草。全世界再也找不到长着她那样的长眉毛和圆眼睛的姑娘。我早就注意到她了,但是,事情是从那天去伊宁市开始的。去年春天,青杏子像豆粒儿那么大的时候,那天我去伊宁市办事,我骑着自行车在公路上飞驰,突然,背后一颤,一个姑娘跳到我的自行车的货架子上,事先连个招呼都没有打。那就是她,她时而用一只手扶一下我的后背,一会儿撒开手,让我老是担心她会掉下来。于是,我心花怒放,车蹬得飞快,我记得车一直紧跟着一辆解放牌大汽车飞跑。到了伊宁市,背后突然又是一震,等我回过头来,她已经消失在西沙河子的白杨林里。真是精灵一样的姑娘!
    ……为了她,我一夜又一夜地拉着手风琴。为了她,我挖掉了年年可以获利的伊犁特产紫皮大蒜,在房前种了那么多鲜红的玫瑰。有一天她和她的女伴们中午休息的时候到伊犁河岸去玩,我也追了过去,当着她的面,我突然一个猛子扎到流势十分凶猛的伊犁河里,她吓得大叫起来。一分钟以后,我冒出来了,手里抓着一条活蹦乱跳的大鲤鱼……您知道她的父亲吧,四队有名的木匠,刻板的宣礼员亚森,当他知道他的女儿和我在一起的时候气成了什么样子,我委托旁人向他解释,耶稣基督和穆罕默德等于是亲戚,我早早就割了包皮,我从小又不吃猪肉……但是,对于我的请求,他的回答是把狄丽娜尔关在房子里。狄丽娜终于跑了出来,跑到我这里。我举行了加入伊斯兰教的仪式。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,公社发给了我们结婚证。里希提书记和其他一些头面人物也找亚森大伯做了思想工作,但是亚森大伯仍然不准狄丽娜尔回家,也仍然有一些老顽固对我们侧目而视。为了我,狄丽娜尔她……
    呵,这些说得太多了,还是回到正题上来吧。忽然,出现了一个灾星,一个戴眼镜的毒蛇,一个两条腿的狼——木拉托夫。四月初,他来到了我们家,和父亲谈苏共“二十大”的路线,谈“人和人是同志、朋友和兄弟”,谈“全民党”和“全民国家”。他和我父亲悄悄地谈了许多许多。父亲的腰杆挺起来了,眉毛挑起来了,嗓门也变大了。几十年来,父亲好像一条晒干了的咸鱼,木拉托夫的到来好像把咸鱼泡到了温水中,它膨胀了、灵活了,虽然仍是没有活鱼的灵魂。我的父亲告诉我:
    “准备好,回国去。”
    我问:“回什么国?”
    他答:“苏联。”
    我今年二十六岁了,这二十六个年头里,他差不多说遍了世界上所有国家的名字,但是从来没有提过苏联,甚至没有说起过“俄国”,没有提到过俄罗斯或者乌克兰,他的所谓回国,使我大吃一惊。您知道,我长年看水磨,很少参加政治学习。赫鲁晓夫大骂斯大林,我也是听磨面的顾客说的。但是,我的并不愚笨的头脑却可以判定一个情况,那就是说,如果苏联成了我的父亲的“国”,就不怎么像我的国。父亲心灵的冷酷正和我的心的软弱一样登峰造极。再说,我从来没有想过,也不能想象离开中国,离开伊宁市的金顶寺和伊犁河岸的马兰花,更不要说离开伊犁河谷的乡亲们。至于我的妻子,她对祖国的忠诚就像十五的月亮一样圆满无缺,清澈照人。她在我们的新房里贴上了从《人民画报》上剪下来的天安门广场的图片,这大概是父亲如此厌恶自己的儿媳妇的主要原因。半年来,他没有理睬过狄丽娜尔,狄丽娜尔也不与他讲话。所以,我毫不犹豫地对父亲说:
    “不去!”
    “什么?”他火了。
    “到苏联去干什么?苏联那里有我的什么?我生在中国,长在中国,我是中国人……”
    “狗崽子!”他骂起来,而且扬言要杀掉我。我呢,也攥紧了拳头,瞪大了眼睛。后来,他一个人走了。
    以后是四月三十日的大风之夜,那天白天,地主婆子玛丽汗对我讲了一些讨厌的话。夜里,我翻来覆去睡不着。忽然,风声之中我听到一种响动,我推开门,走了出去,响声是从库房那边传来的。我向那边走去,结果挨了一棒子。
    县公安局把我抓了去,我想:完了!还是玛丽汗说得对。我在县上蹲了五天,这五天的拘留生活,是我上的最珍贵的一课。公安局的同志严肃认真、实事求是,耐心地向我讲解政策,我亲身体会到,中国共产党办事是这样公正、合理、实实在在。我家里藏着小麦,本来我认为这是个有口难辩的说不清的问题。当我说明了情况并且提出了可作旁证的人的名单以后,县公安局痛痛快快把我释放了。临走的时候,他们和我握了手,教育我做一个好公民、好社员,并且说希望我协助把这个案件搞清楚。要我协助政府破案,这是上级第一次给我提出一项政治性的任务,这使我第一次意识到除了磨面和抓鱼以外我还有别的事情需要做,因为,我是中国的一个有权利也有义务的公民。我是兴高采烈地从县上回来的……
    但是,狄丽娜尔不理我了,她的眼睛哭肿了,她不听我的解释。她一个人搬到我那间小小的放工具和杂物的贮藏室里,睡在地上。我想,她这样做也是应该的。我没有主动向组织揭发我父亲贪污和私藏粮食的事情;我没有积极汇报木拉托夫的活动,我理应受到国家和人民——包括狄丽娜尔的处罚。
    还有什么问题吗?
    是的,我看得清清楚楚,没有眼花。那架马车就是队里的,泰外库拉洪赶的那辆,我也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。
    木拉托夫过去我们不认识。他不会说俄语。他在这里活动了十几天,到处跑,这个……我说不上他都到过什么地方。
    玛丽汗吗?这个……在磨坊里,她对我说:“你为什么还不走,将来,你会后悔的。”她还说了许多歪曲中国的对外政策和挑拨民族关系的话。
    我现在想什么吗?狄丽娜尔怀孕已经三个月了,不能让她这样苦下去,要不……你们和亚森大伯说说,让她回去。如果,我使她感到羞耻……
    廖尼卡哭了。这个虽然重视友谊往来,却从不参加社会生活,不介入政治事件的看磨坊者,这个聪敏的快乐的利己的但也是克制的俄罗斯青年呜呜地哭起来了。伊力哈穆沉默着。怎么办?相信还是不相信?
    一种经验世故提示他,在这种场合,最好说:“你们的这些我都听到了。我不大了解情况,你的问题我可以反映一下,研究研究。安心工作吧,不要胡思乱想……”冠冕堂皇,不痛不痒。但是,他不惯于这样待人和说话。
    那么,廖尼卡到底是个怎样的人?参与盗窃的嫌疑吗?公安部门已经进行了审查并作出了结论。库图库扎尔说,没有证据证明他参与了犯罪,但也没有证据证明他没有犯罪。能不能这样论证一个人的犯罪嫌疑呢?如果按照这种论证方法,是不是每一个人都要为了证明自己无罪而首先提出证据呢?是不是人人都是被告,都是嫌疑犯呢?
    但他是俄罗斯人……这又怎么样呢?
    会不会日后又揭露出他的新问题来呢?库图库扎尔说:“先放出来,以后需要抓起来再抓,这还不容易。”这又是什么意思?是不是每个人都应该做好被 “抓起来”的准备,也就是说,我们的政权要做好随时把人“抓起来”的前期工作呢?不假定廖尼卡是罪犯,又如何谈得上“抓起来”呢?如果因为害怕日后廖尼卡或有可能暴露什么问题就先期加以怀疑、排斥和打击,这难道是公正的吗?
    最主要的是,对廖尼卡这个人,我了解不了解?群众了解不了解?他方才讲的话,和他二十多年来的表现符合不符合?
    要相信和依靠群众和大多数,要加强敌情观念,提高革命警惕性。这二者是一致的还是相互割裂的呢?如果因为要提高警惕就要怀疑一切人,结果,只能使真正的极少数的阶级敌人混杂在人群中,使阶级斗争的一个个回合,变成一笔笔糊涂账……
    伊力哈穆站立起来,廖尼卡以为他一言不发就要走了,他的脸上显出失望的表情。但伊力哈穆只是推开门,喊了一声:“狄丽娜尔妹妹!”
    从那间小小的贮藏室里,狄丽娜尔迟疑地走了出来。伊力哈穆让她进了屋坐下,她艰难地坐下了。
    “你们结婚的时候,我不在,现在,补着来祝贺吧,正像俗话说的,好话(好事)是永远不嫌晚的……”
    两个人呆望着他,好像听不懂他的话。
    “为什么不祝贺呢?”他说,“你们生活得和睦,你们生活在太阳的光辉底下,生长在祖国的富饶美丽的土地上。忠于祖国的人从来不怕任何风云变幻。狄丽娜尔,为什么不倒茶来?廖尼卡,拿你的手风琴,让我们一起唱几个歌儿……”
    ……终于,手风琴拉响了。从小声的、试探性的单音渐渐变成了热情饱满的长声。从伊力哈穆一个人的轻轻的哼哼,渐渐变成了两个人、三个人的合唱。
    生命渐渐地回到了狄丽娜尔的眼睛里。热情,渐渐回到了廖尼卡身上。歌声越来越有力量……
    “廖尼卡和狄丽娜尔,祝你们幸福!”临别的时候,伊利哈穆拉住他俩的手,“祝你们即将来到人间的孩子幸福!但是,躲在小屋子里唱《黑眼睛》和《山楂树》的幸福是渺小的。如果时代的风雨冲毁了这种脆弱的幸福,这丝毫也不值得惋惜。为了我们这一代和子孙后代的真正的幸福,我们面前的斗争还很艰巨。让我们并肩战斗吧!”
    “我?并肩战斗?”廖尼卡问。
    “当然。俄罗斯族,也是我们多民族的伟大祖国的一个组成部分,再见,廖尼卡,你今天看磨坊是夜班吗?”
    “然而,您真的相信他了吗?党能够相信他吗?”狄丽娜尔怀疑地问。
    伊利哈穆笑了,他说:“只要你们相信自己。只要事实上你们无愧于人,又怕什么!”
    伊利哈穆走了几步,廖尼卡追了上来,他说:“谢谢你。”
    “不必的。”
    “我,还有两件事要告诉你,”廖尼卡口吃地说,“今天下午,玛丽汗趁狄丽娜尔不在的时候到我家来了。她估计我这里是好人不来的地方,所以她就大胆地来了。她说,伊力哈穆回来了,因为乌鲁木齐和全国各地的工厂大批倒闭……”
    “她怎么这么快就知道我回来了?她不是卧病在家吗?”
    “这我就不知道了。她说,没有苏联援助,中国的经济就会破产。她还说,我的处境很危险,狄丽娜尔也再不会被信任了,要想尽一切办法到那边去,最好把亚森大伯一家带走……”
    “这个老妖婆!你谈的这个情况很重要。如果我们批斗玛丽汗,你敢不敢当场揭发?”
    “……我从来没有在大会上发过言。”
    “那就学着讲一回吧?好不好?嗯,这是第一件事,还有第二件呢?”
    “这个……其实也没有什么,”廖尼卡的口气突然吞吞吐吐起来,“这个这个,就是说,那个木拉托夫也去过玛丽汗的家,详细情况,我就不知道了。”
    “就是这个吗?”
    “就是这个。”
    看来,这第二件事,廖尼卡又不想谈了。廖尼卡不是声称自己的脑袋并不是愚笨吗?他的一些事情,办糟就糟在这个“并不愚笨”上。过急了,反倒达不到目的。刚才如果不提大会上发言的事,或许他不至于又把第二件事咽了回去。他伊力哈穆毕竟是阔别三年,刚刚回来呀,他的斗志昂扬,是不是太过分了,会不会其效果是适得其反呢?呵,他生活在一个何等斗志昂扬的时代!
    “那好吧。”伊力哈穆走了。在路过乌尔汗家门的时候,他看见库图库扎尔的老婆,胖胖的帕夏汗正从乌尔汗家出来。
    “帕夏汗大姐!您去看望乌尔汗姐了吗?”
    “啊,这个,我去借一件东西,顺便……”善于言辞的帕夏汗不知为什么话说得断断续续。
    “乌尔汗姐的情况怎么样?”
    “还好……啊,不太好……”
    伊利哈穆看了帕夏汗一眼。晚上还要开会,他来不及去探视一下乌尔汗了。
    小说人语:
    即使大是大非上紧跟反修大计也罢,写起俄罗斯族人来仍然那样多情和美丽。而且,小说人在伊犁乡村,也有过这样地骑着骑着自行车,突然蹿上来一个维吾尔大女孩的经验。呵,那突然的一跳,那唧唧咯咯的喧哗,那大笑后的突然无迹……请问,谁能摧毁生活?谁能摧毁青春?谁能摧毁爱、信赖和友谊?谁能摧毁美丽的、勇敢的、热烈的中国新疆各族男男女女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