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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半生多事》十九、我喜欢这样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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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小说《组》发表没有两天,《人民文学》杂志的一位工作人员骑着摩托车到西四北小绒线胡同27号我的家,给我送来了476元人民币的稿费。476元,相当于我的87元6角4分的月薪的5倍以上。这也够惊天动地的。
    先是听到对号入座的工作部门同志对于小说的爆炸性反应:主要是“我们这儿并不是那样呀”之类。其实这些人多是我的熟人、好友。接着由韦君宜、黄秋耘主编的《文艺学习》杂志,展开了对于《组》的讨论。我收到这一期大规模讨论的杂志的时候真是乐不可支。第一篇无保留地称赞小说的文章题名《生活的激流在奔腾》。第二篇就是严厉批判的了。一篇批判指出:林震不是革命的闯将而是小资产阶级狂热分子。一批青年作家,刘绍棠、丛维熙、邵燕祥也还有刘宾雁等都写了文章赞扬这篇小说。而一批我的共青团干部战友,包括李友宾、戴宏森、王恩荣等著文批评之。后面这几个人也是我的朋友、熟人和半熟人,王恩荣同志还是我的老同学,是我介绍他参加了地下党的外围组织。我从身份上说正好处于赞成的与反对的两组人之间。然而我又是小说的作者,对小说负有不可转移不可推卸的责任。这本身也奇了。
    看到作品引起这么大动静,看到人们争说《组织部》,看到行行整齐的铅字里王蒙二字出现的频率那么高,我主要是得意洋洋。我喜欢这个,喜欢成为人五人六,喜欢出名,喜欢成为注意的中心,我在心里这样说,相当不好意思地说。
    与此同时,我的《青春万岁》修改稿已在中青社三审通过。我们订了合同,我得到了预付金500元。
    也算一夜成名,虽然这种说法令人恶心。正在筹备复刊的上海文汇报驻京办事处负责人浦熙修命工作人员、著名电影评论家梅朵先生找我约稿。他们已从作协等处得知我的长篇小说即将出版。作协领导、老作家刘白羽同志在《人民日报》上撰文预告了文学新人的成绩,他说张晓的《工地上的星光》与王蒙的《青春万岁》反映了文学新人的成果。于是文汇报的人带着预付的500元现金要求自次年即1957年1月1日起全文连载《青春万岁》。我给他们讲了该小说的故事性不强,也许不适报纸连载。但他们坚持要载。
    到了次年1月,我没有在报上看到连载,我问是怎么回事,过了一段时间,他们说是计划选个五六万字登一下。我不快,便退回了500元,宣布此事作罢。
    与此同时,批判《组》的调子渐高。出现了一些传闻。《中国青年报》的张总编辑与佘副总编辑,两位关心我提携我与我私交甚好的领导,找我谈话,他们忧心忡忡,他们认为我捅了个大漏子,他们告诉我已经有人将此文与王实味的《野百合花》相提并论了。他们让我做好思想准备,要有自我批评。他们还引用一位刚刚调入我区工作的老区来的女领导同志的话说:“王蒙,有点不听话呀。”
    同时,组织讨论的《文艺学习》的主编与副主编韦君宜与黄秋耘也找我谈,说是他们原没有想到此事闹得这么大,不好收场。黄是连连叹息,背诵小说里的词语,并表示可能遇到麻烦,他本人则对小说一百个欣赏。他的表现是既感动又无奈。韦则表达了对我的器重与爱护之情,同时试图帮助我认识到小说中的一些缺陷,以便正确对待批评。韦的爱人是杨述,时任市委文教书记,我知道韦的意见里包含着市领导的意思,我必须好好听取。
    君宜还转达了杨述对于我在《北京日报》副刊上发表的散文诗《新年》的批评,说是那篇东西看不出时代特点。是的,我写了时光,却没有刻意去写肃反、合作化、总路线等时代的特色。但是我以为,那种对于时光的珍惜与敏感,也绝对不是旧中国的文人写得出来的。
    到了这时候,我自幼受到的党的教育训练就起作用了。有则改之,无则加勉。我表示一定认真听取意见,提高认识,三省吾身,闻过则喜。同时我也辩解:《组》不是反对党的东西。当然,不论动机如何,如果有很严重的后果,我当正视与汲取教训。
    1957年2月,文汇报突然(我的感觉是突然)发表李希凡的长文,对于《组》进行了猛烈的批判,从政治上上纲,干脆把小说往敌对方面揭批,意在一棍毙命。我一惊,我并非没有想到与该报的相处上的小小不顺遂,但是我很清醒,从政治上往对立方面打,需要认真对待,这是大事,而其他只是小事一椿。
    我放不下自己的光荣历史的包袱,我无法相信李希凡比我更革命,我无法接受李代表革命来揭批我。我很快给公认的文艺界的最高领导周扬同志写了一封信,说明自己身份,求见求谈求指示。
    早在中学生的暑期学习团管伙食的时候,我就听过周扬的报告,有关领导还特别说到过,新解放区的学生只知道丁玲艾青,他们哪里知道周扬的地位和影响!
    想不到的是很快我接到了回信,约我前往中宣部他住的孑民堂一谈。顾名思义,孑民堂就是蔡元培(字孑民)住过的地方,是一个古色古香的中式大会客厅。此后,我在文化部上岗时在此办过公,至今仍有时在此会见外宾。我与孑民堂确实有缘。
    周扬开宗明义,告诉我小说毛主席看了,他不赞成把小说完全否定,不赞成李希凡的文章,尤其是李的文章谈到北京没有这样的官僚主义的论断。他说毛主席提倡的是两点论,是保护性的批评等等,令我五内俱热。
    周扬也和我讨论,他说他和一些老作家老领导也讨论过,是不是人年岁一大就注定了要思想僵化呢?能不能说只有青年才反对官僚主义呢?这些问题的提出令我汗颜,我怎么可能主张只要青年不要领导不要老革命呢。我只是略微解释了一下,我并没有试图把林震当英雄典范来写,在小说中,我要表达的是对林式人物的命运颇感困惑而不是树立榜样。
    我的说话大致谦虚适度。我看得出周扬的满意,通过开青年作者会,我也知道一些青年作家是怎样地口出狂言,惹恼领导。这时周皱着眉头说,有一个表现很不好的青年作家,叫什么呢,他扬言苏联十月革命后的文学成绩不如革命前,中国延安文艺座谈会后的文学成就不如座谈会前。你对此什么看法?
    我完全体味到了这个问题的敏感性与严重性。我知道他说的是刘绍棠。我回答说,谈这样重大的问题,应该有更全面的材料,更深入的研究,更严肃的立论,而不能随便一说。
    我的含蓄的回答使周扬喜形于色。他一再表示对我的态度的赞许,重复我的话,同时嘘寒问暖,关切备至。甚至于说,你怎么这样瘦啊,检查过X光没有?没有肺结核吧?
    形势突变。我听了毛主席在中央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录音。主席说,有个王蒙写了一篇小说,什么什么,一些人准备对他围剿,把他消灭。主席说,我看也是言过其词。主席说王蒙我不认识,也不是我的儿女亲家,但是对他的批评我就不服。比如说北京没有官僚主义。中央出过王明,说自己是百分之百的马克思主义,百分之九十就不行?北京就没有官僚主义?反官僚主义我就支持。王蒙有文才,有希望。主席又说,小说有缺点,正面人物写得不好。对缺点要批评,一保护,二批评,不是一棍子打死。
    主席说着说着找不着香烟了,便说“粮草没有了”。据说是陆定一连忙给主席送去了烟。
    如此这般,化险为夷,遇难成祥,我的感觉是如坐春风,如沐春雨。我同时告诫自己,不可轻浮,注意表现,在自天而降的幸运面前更要谦虚谨慎,戒骄戒躁,如临深渊,如履薄冰。
    北京日报的记者对我进行采访,我的回答刊登于报纸后由新华社发了通稿,我是说各种对小说的议论批评对于我还是有帮助的,包括棍子式的批评,也有令人警惕的作用。当然,把小说看成政治上的异己之作是不符合事实的,我赞成对于作品进行两点论的分析,我还要提高改善自己的写作质量,大意如此。于是各方赞扬王某的谦虚谨慎,严格要求自己。但是吴小武对我说,你说棍子也有好处,这是不对的,棍子就是棍子,不能欢迎。
    近半个世纪后的2005年,写到这些事,我涂了两首旧诗,七律,《感怀》诗曰:
    此生多事亦堪哀,九命七羊叹妙哉。
    误解方愁诚似巧,夹击复笑妒犹猜。
    河东皓月千山静,案底闲花四海开。
    大块文章皆胜景,逢源蜀道过蓬莱。
    激浪排空海未惊,沧桑一粲意从容。
    朝云妩媚诗千里,暮雨迷蒙雾几重?
    尴尬风流成百味,纵横嘲谑也多情。
    可怜犹梦如椽笔,写过春秋写月明。
    头一首诗的第二句“九命”,俗说狗(或猫)有九条命,听北京人这样说过,而在新疆的少数民族中,我也听到过这种说法,而羊通祥,指常常逢凶化吉。
    第三句谓浅者但知什么聪明不聪明,哪里知道境界与心胸。
    妬犹猜,即猜忌之意。
    第五句暗含反“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”其意而用之。
    第六句含“满园春色关不住,一枝红杏出墙来”之意。闲花云云,指文学,谦词也。
    第七句的大块不是文章的定语。用李白《夜宴春桃李园序》意:“阳春召我以烟景,大块假我以文章。”大块是指大自然,语出《庄子》。
    第八句,指在艰难的道路上常有师友相助。蓬莱指仙境。此句亦含“两岸猿声啼不住,轻舟已过万重山“诗意。
    第二首,朝云句或可指《青春万岁》。
    暮雨句或可参考我在2005年《收获》杂志上发表的中篇小说《秋之雾》。
    “朝云暮雨”,语出宋玉《高唐赋》。
    而《尴尬风流》,是作家出版社2005年出版的拙作新书的题目。
    如椽笔,可参阅拙作旧诗《秋兴》。
    尾句“春秋”或谓指拙作“季节系列”。而“月明”,或指拙作《青狐》。
    北京市文联也召开了座谈会谈这篇小说。我从而结识了林斤澜、邓友梅、葛翠琳等作家。青年作家都对《组》大唱赞歌,抨击棍子,情绪激昂,真心支持。而老作家(其中不少是在高校工作的名人)则谈笑风生,海阔天空,闪转腾挪,行云流水,不溅水滴,不沾泥点,与作品与批判都保持着绝佳的距离。我的印象是有点不知所云,但又都很学问,很教授,很潇洒,很老练,很成熟,与毛头小子们果然不同。林斤澜着重谈小说技巧,不谈意识形态与政治思想(这个选择他一直延续至今)。端木蕻良谈到了李长之叔叔在《文艺学习》上发表的批评文章,关于典型问题,李说写北京有这样的干部,是不典型的。端木老师则说自己与李都是教条主义——我的印象是,教条主义是一顶十分愜意十分暖人的帽子。
    此后,传出来一个说法,说是市文联一位中年作家撰了一个词:“五小闹北京”——指的是除我外,邓友梅的《在悬崖上》,还有刘绍棠、丛维熙,可能还有邵燕祥几个人的作品引起了一些动静。文坛上的“词儿”,比作品多多。正如杜甫诗:“水深波浪阔,毋使蛟龙得”,“江湖多风波,舟楫恐失坠”,《卖杂货》流行歌曲也唱:“风波浪里危险多”。与当时的总的情况相比较,这倒也不足挂齿,它并没有引起我的足够的注意。很久之后我才明白,文坛多事,成为水深浪阔的险地,除了抓斗争的方针外,文坛本身的不忿儿,不服,白眼儿红眼儿,恶语伤人或者伤人不带恶语,也构成了每次大动干戈的舆论基础,群众基础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