童霜威道谢，捧起茶杯，水还烫，喝了一口，清香可口。

　　卢婉秋自己也喝着茶说：“这问题我也答不好。有人说，当年相思寺曾遭火焚，相思树全被山火烧光了。有人说，缙云山上根本就不长相思树，只有另一种红豆杉，只因有‘红豆’两字，便与被叫作相思树的红豆树相混淆，皇帝糊涂，就错赐了寺名。至于相思竹，有人说就是夹竹桃，‘形如桃钗’，相思岩前不少。另一种说法是相思竹就是苦竹。清人毛澄留有《相思寺》诗一首：‘相思寺里相思竹，千般桃钗扫石尘。紫粉难揩啼梦痕，翠环若伴苦吟身。巴娘曲罢远江雨，越鸟声多幽谷春。欲向灵山问迦叶，拈花何似散花人。’就是吟的这种苦竹。其实，这些考证并无太大意义，知道这点我就觉得够了。”

　　童霜威微笑，发现卢婉秋确实既博学又有见地，忽地又想起了柳苇。她们两人之间似乎有一些共有的东西，如博学强记，如一样都那么美丽，又迥然不同。这是个消极出世者，柳苇是个积极人世者。这个在带发修行，柳苇却为做共产党献出了热血和生命。此想彼想，既觉得柳苇比卢婉秋要高，又觉得卢婉秋也自有她不平凡之处。由于想起了柳苇，引来了感伤和那种曾经沧海的感情。一时间，只觉得应当同卢婉秋好好谈谈，了解她，并劝慰她，对于乐锦涛夫妇作伐的事，反倒抛到脑后去了。

　　童霜威又喝一口茶，指指墙上那幅雪白的无字无画的屏条，说：“卢女士，这幅屏条怎么没有画也没有字呢?我看到后想了很久，忽然悟到战前有一年我去西安，游唐高宗和武则天合葬的乾陵时，见到与歌颂唐高宗的文治武功碑对称放置的是一块六米多高的‘无字碑’，上面当时一个字也没有刻。这是武则天的特立独行。为了表示自己‘功高德大’难以用文字来表达，故而立了这样一块无字碑于乾陵。我想，面前这幅空白的屏条，也许应该是幅佛像，不知这推测是否有点道理?”

　　从她那乌亮、美丽的眼神里可以看出，卢婉秋似乎感到对方不是寻常人了，带点肃然起敬的态度点头，说：“是呀，佛陀到底该怎样画呢?我见无数佛像，都将佛画得太丑陋粗俗，太像凡人了。与我心中的佛，相去太远。用这洁白的纸，我心中之佛，我自能看见映照在这纸上。不但如此，在战场上为抗日而牺牲了的先夫，我觉得他与众多英烈，也是应当立地成佛的。我为他修心练性，为他诵经礼拜，我也能从这洁白的纸上看到他音容的出现。”

　　“啊，果然如此!”童霜威不胜唏嘘。见卢婉秋既然已经谈到了死去了的章师长，正好从这下手来进言劝她不要超脱红尘带发修行。因此，诚恳敬重地说：“章夫人(为了表示自己心上无邪，童霜威改口了)，我来之前，听锦涛兄谈起你自从章师长为国捐躯后，转变了人生观。锦涛兄夫妇对这极不放心。章师长为抗日战死沙场，他死得其所，重于泰山。现在抗战尚未胜利，日寇未灭，章夫人遽而如此消沉，未免与章师长的抗日爱国初衷背道而驰。锦涛兄夫妇为之忧虑，希望你还是振作起来，不要既伤精神与心灵，又伤身体。应当多为神圣抗战考虑，为国为民，哪怕尽一分义务也较现在这样与人隔绝为好。不知章夫人以为如何?”

　　谁知这话一说，卢婉秋脸上忽然更冷，悲戚与傲气也更足。先是低头沉吟，忽然说：“霜老，人各有志，不能勉强。我对战争，已经深恶痛绝。战争使无数家庭生离死别，大地上滥开杀戒血流成河；战争使人性毁灭、道德沦亡，社会上肮脏龌龊。面对战争造成的苦难，我的忍耐已到极限。我无力挽救众生于苦海，只有四大皆空，自外于战争，修行正果，弘法利世。佛说：‘我不入地狱，谁入地狱?’我正是依此精神活在人间准备了此余生的!何必为我忧虑?”童霜威看得出她的认真，不忍不劝，说：“其实，佛门虽有杀戒，现在的佛门弟子，即使在国内外有很高地位的，也在心里常为国家民族的灾难祈祷。虽然未必能去从军作战，但绝不会做汉奸。为什么?因为意识到这场战争是日寇侵华造成的。如不奋起抗战，只有做悲惨的亡国奴。我们开杀戒是由于敌人杀我们而引起的。日寇是侵略者，我们是被侵略者，战争的性质，在日本和德意轴心是侵略战争，在我们及盟方，则是反法西斯反侵略的战争，不能等同而言，更不能笼统不加区别地反对战争。正因如此，我不能不来劝劝章夫人，你尚年轻，又学识渊博，倘能利用本身才智，为抗战效力，比在这山野树丛之间，青灯一盏、佛经一叠，要有意义得多。”他说到这里，动感情了，忽然谈起了自己在沦陷区里的往事，从在上海被敌伪特工绑架，到被囚居在苏州寒山寺诵读佛经，又转移南京潇湘路软禁，一直讲到逃离沦陷区经过大旱的中原抵达大后方。讲的目的是要说明战争确也给自己带来了大灾难，也给百姓带来了大灾难，这是日本帝国主义强加到中国人头上的战争。只有将反对日奉侵略的抗战进行到底才行，不能笼统地谴责战争的罪恶。也是为了说明自己虽有过这种生死选择的危险经历，而且直到今天，依然生活艰难，仍没有消极泄气。目的希望卢婉秋能有所启发和回心转意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