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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东方》第十五章 政委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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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几天,部队处于极度的紧张和忙乱之中。

  自从解放大西北,部队开到这里垦荒生产以来,已经将近一年时间。现在要顷刻间由和平转入战争,是何等的紧迫!秋收停下来了,刚刚收割下来的庄稼,在场里、院里、地里堆得到处都是。

  战士们忙碌地擦洗着武器。后勤部门忙碌地领发弹药,缝制米袋,日夜不停地叮叮当当地打着马掌。除此之外,还要把主要时间用来作思想动员工作。为了严格保密,部队大都拉到村外的大庙里或森林里,对于出国作战抗美援朝的问题,每天都进行着热烈的讨论。

  动员工作第三天中午,花正芳正在村头井台上洗刷碗筷,看见村外大路上,远远地跑过来一匹枣红马,马上坐着一个人,身量虽然不高,但从那挽僵绳的姿势看来,十分英武有神。一个骑兵通讯员,骑着一匹栗色马,倒挎着冲锋枪,紧紧跟在后面。

  花正芳眼尖,早看出了是团政治委员周仆,就连忙跑回来叫郭祥。郭祥正躺在用门扇搭起的床铺上扯着呼噜睡哩。

  “连长!连长!政委来啦!”花正芳一边叫,一边推他,推了几把,都没有推醒。

  这时政委已经走了进来,惊讶地说:

  “郭祥,你怎么睡大觉哇?”

  郭祥揉揉眼站起来,冲着政委不好意思地一笑。

  花正芳替他解释说:“刚才我叫他迷糊一会儿,他已经一天一宿没合眼了。”

  郭祥知道政委的烟瘾全团闻名,就从笔记本上扯下一张宽宽的纸条,抓起烟末,很熟练地卷了一个大喇叭筒,笑嘻嘻地递了过去。

  “政委,这又是你常说的,没有调查研究,就没有发言权哪!”

  “好,我接受!我接受!”政委接过大喇叭筒哈哈一笑。

  “政委,”郭样两手撑着膝盖,伸着脑瓜,瞅着政委亲切地说,“我看你这几天瘦多了!你的胃病,最近又犯了不?”

  “不要紧!”政委挺挺身板,“我看再打几个回合问题不大!”

  “你过于费脑筋了,”郭祥说,“你瞧别人30岁没有事儿,你倒谢了顶了。”

  “不能不操心哪!嘎子。”政委说,“团长又不在,这担子是够重的。”

  “现在他的伤怎么样?”郭祥关切地问。

  “他的臂部骨头肯定是断了,腹部还有弹片没有取出来。”政委叹了口气说,“我看这碗饭,他是吃不上了!”

  政委把郭祥那个大喇叭筒刚刚抽完,就从口袋里掏出了一个小拳头似的烟斗,要郭祥汇报一下连队动员和准备工作的情况。郭祥的文化程度虽低,但记忆力很强。他把几天来擦洗武器,配备弹药,农产品的处置以及动员工作讲了一遍。最后的结语是:连队情绪异常高涨,今天下午就举行全连签名。据他看,到朝鲜打美国鬼子,那是绝无问题的。惟一有问题的就是调皮骡子。

  “哦,调皮骡子!”政委微笑了一下,像是想起了什么有兴趣的事情,接着问,“他说不参加签名吗?”

  “哼,这个家伙!”郭祥说,“前几天把他抓回来,我本来想同他好好谈谈,可是他脸都不红,还大喊大嚷,说‘革命已经到底’了!”

  “经过这几天的动员呢?”

  “在禁闭室关着哩,我没有让他参加动员。”

  “看!”政委不以为然地敲了一下烟锅子,“你不让人家参加动员,他怎么会签名呢?”

  郭祥撇撇嘴说:“你不信,参加也是白闹!”

  “不成!”政委用烟斗指着他,用命令的口气说,“马上把他放出来,我亲自找他谈谈!”

  郭祥应声站起来,对门外的花正芳说:

  “去,快把调皮骡子放出来,带到这儿。”

  花正芳去了,呆了好长时间才回来说:

  “报告连长!调皮骡子不肯出来。”

  “什么?你说什么?”郭祥惊愕地问。

  “他不肯出来。”花正芳又重复说,“他还提了两个问题,要求连长答复。第一,按照纪律条令,连首长关战士的禁闭只有36个小时的权力,现在已经超过将近12个小时,这是不是违法行为?他还说……”

  “还说什么?”郭祥红着脸问。

  “还说,要是违反规定的人不向他亲自道歉,要他出来是不可能的。”

  郭祥抓了抓头皮,瞅了政委一眼;意思是:“你瞧瞧这家伙调皮到什么程度!”

  政委也瞅了他一眼,笑了笑,没有答话;那意思却是:“我看你怎么处理这个问题。”

  郭祥的黑眼珠骨碌骨碌转了一阵。

  “这么着……”他把手一挥,“为了执行新任务,道歉算什么!走!”

  说着,快步跨出房门,到禁闭室那边去了。

  禁闭室隔着几座院落,也是一间农家小屋,门口站着一个枪上上着刺刀的雄赳赳的哨兵。

  “喂,王大发!”郭祥这次没有喊他的外号,以便缓和紧张局势,“你出来吧!”

  调皮骡子坐在炕沿上不睬。

  “哈哈,王大发同志,”郭祥赶到他跟前,亲热地说,“因为战备工作紧,我把时间疏忽了。老战友了,我跟你道个歉还不行吗?”

  调皮骡子慢慢悠悠地立起身来。刚才一声,“王大发”,他那气就消了三分;一声“同志”,一声“道歉”,他那气就消了大半。这时他用比较平静的语调说:

  “这并不是我一定要干部儿给我道歉的问题,这主要是正确执行纪律条令的问题!”

  哨兵在门外瞅着他偷偷地笑着。他的脚步慢慢地向外移动,绝不肯走快;意思是:这是你请我出去的,并不是我要出去的。

  “政委找你哩,你快走吧!”郭祥催促着说。

  一提政委,他犹豫了一下,然而事已至此,不得不行。

  他们来到了连部。一进院子,政委站在屋门口,老远就亲热地打招呼:

  “王大发同志吗,快进来!”

  调皮骡子赶到适当距离,用老兵才有的熟练动作,打了一个十分标准的敬礼,然后红着脸说:

  “报告政委,我最近犯了一个错误……”

  “坐下来谈。”政委把面前的一张凳子,朝自己身边移动了一下。

  这位老调皮兵,在首长面前从来不拘束,今天倒局促起来了。这一来是刚刚从禁闭室里出来;二来是因为过去的一件事情。那还是在周仆刚刚担任政治委员的时候,部队正攻打一个四面环水的县城,数次冲锋都没有成功。周仆来到突击部队中进行鼓动。他的鼓动十分有力,把大家的情绪鼓得嗷嗷叫。可是,这时候,却听到人丛里有一个不大不小的声音说:“哼,知识分子儿!会讲,打起来还不知道怎么样哩!……”周仆虽然听得清清楚楚,但并不介意。攻击开始时,敌人的子弹极为密集,周仆拿着短枪,首先踊身跳到齐胸深的水里,率领部队向城墙摸去。部队在政委的鼓舞下很快就一举登上了城头。事后这位老调皮兵,也不得不表示钦佩,并且发表评论说:“我看这个政委,还凑合!”事情虽然过去很多年了,但他每逢见到政委,总觉得心里疙疙瘩瘩的。他就是带着这种心情局局促促地坐下来了。

  “王大发同志,”政委异常诚恳地说,“你是一个很老的同志了,为什么最近犯了那样的错误?”

  王大发的头低下来了。

  “大发同志,”政委又说,“你跟党走了这么多年,吃了很多苦,打了很多仗,是吧,大概你还负过两次伤吧,在这中间,虽然也有过一些缺点,但主要是成绩,你对人民还是有贡献的。”

  “我,我……”王大发十分激动,“政委,除了你,谁说过我有贡献?他们都叫我调皮骡子,要是闹着玩儿,我没有意见,可他们把我当成不能改变的臭落后分子!”

  政委瞅了郭祥和门外的花正芳一眼,磕磕烟斗说:

  “谁要这样看,那他就是不对!”

  王大发显得活跃起来了,没有等着政委让,就掏出小烟管主动地插到政委的烟荷包里。政委把他的大烟斗伸过来跟他对火。

  “谈谈心吧,王大发,”政委说,“你为什么要把自己的光荣扔掉走那样的路呢?我想,你临走那天是不会不难过的。”

  “咋不难过哩!”王大发鼻子酸酸的,“实说吧,政委,我不是逃跑了一次,我已经跑了四五次了。有时候,跑到村边,有时候跑出去二三里路,哭一鼻子又回来了。如果有一点儿办法,谁愿意离开咱们的革命部队呢?……可是,最后,最后……我鼓励自己说:走吧,王大发,现在革命到底了,任务完成了,你也算对得起人民了!”

  “你究竟为什么一定要回家呢?”政委又问。

  王大发低下头,没有说话。

  “大发同志,”政委往前凑了凑,望着他的脸说,“是不是家里有什么特殊的困难?”

  一句话不打紧。像一颗石子儿扔到古井里,激起了他内心深处的感情,他立刻眼圈发红,啜泣起来了。

  “有话说嘛!”郭祥不耐烦地说。政委扫了郭祥一眼,叫他不要打岔。

  “我,我,政委……”王大发含着两大颗眼泪,“俺娘在家要饭吃哩!”

  “噢!”政委显然感到沉重,又问,“你不是贫农出身吗?”

  “怎么不是?”王大发梗梗脖子说,“咱是一个穷得当当响的贫农。”

  “那你没有分到土地?”

  “分啦,可是又卖给人家喽!”王大发伤心地说,“我记事那当儿,俺爹就给财主家扛长活。我出来抗日了,俺娘在家还是饥一顿饱一顿的。我一抓上军队的白馒头,就想起俺娘,心里就难受!日本投降了,我想,作为中国人民一分子,我的任务完成了。谁知道,蒋介石这老狗又向咱发动进攻。直到实行土改,家里分了房子分了地,才算解决了生活问题。那时候,我探过一次家,俺家住到新分的宅子里,外面插着齐展展的秫秸篱笆,屋子里还有一个红漆大立柜。我在家没有呆三天,就回到了部队。我这心气儿,你就甭提有多高了!可是谁也想不到这几年又起了变化!……”

  “后来怎祥了?”

  王大发接着说:“自从家里分了地,俺娘觉得日子有指望了,心气儿比我更高。不管风里,雨里,泥里,水里,熬黄昏,起五更,把命都豁出去了。有一回麦子刚割下来,就下起了瓢泼大雨。俺娘怕粮食糟蹋了,就一趟一趟往家里背,还没背完,就受了寒得了一场大病。一病好几个月,没有起炕,又是请医生,抓药,就借了人家的钱。到底穷人家底儿太薄,没有办法,就把分的那几亩地又卖了!去年临上西北,我家去了一趟,一看屋里立柜也没有了,连秫秸棒篱笆都拔出来烧锅了。最近我又接到信,说俺娘又扯起棍子要饭去了。……我想来想去,心里就结了一个死疙瘩:革命这么多年,到头来还是有穷的,有富的,这革命不是白革了吗?”

  “我们村也有这种情况。”郭祥皱了皱眉头,望着政委,“这个事儿我也有点儿纳闷儿。”

  政委心情沉重地思索着,小拳头般的大烟斗咝咝地响。

  “大发,”他询问道,“你说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?”

  “那,那,”王大发把手一摊,“那当然是因为我不在家,要不然,咋会有这宗事哩!”

  “不,”政委摇摇烟斗,沉重地说,“大发同志,这就是小农经济的脆弱性呵!”

  “什么脆弱性?”王大发第一次听到这个名词儿。

  “小农经济的脆弱性。”政委又重复说,“你看看土改以后最近两年的情况:像你们家是因为干活受了累,得了场病,穷了;也有人是因为死了口人,娶了个媳妇穷了;还有的人是因为多生了几个孩子穷了。总之,一场风,一场雹子,一场大水都会使人变穷。你瞧瞧,这一家一户的小农经济,别说什么大风浪,连婚

  丧嫁娶都经不起,连一场病一个疮也顶不住。简直像是大风大浪里的一根苇眉子,你不知道明年会把你漂到哪里去!”

  郭祥点点头说:“一点不错,就是这么回事!”

  “那怎么办?”王大发困惑地问。

  “我也正要问你嘞!”政委笑了一笑,“你不是说革命到底了吗?我问你,现在这个‘底’,你满不满意?”

  “要是革了这多年命,地又卖了,你想想,我咋能满意呀!”王大发懊丧地说。

  “对喽!”政委说,“这就是说:还得要继续往前走!还得要继续干革命!毛主席说,我们的胜利才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嘛!光实行土地革命,消灭封建主义还不行,我们还要消灭资本主义,建设社会主义,实行工业化,办农业合作社!用拖拉机!我们的贫农,要想在经济上彻底翻身,不继续往前走,肯定是办不到的!”

  王大发低着头,十分严肃深沉地思索着。呆了好半晌,喃喃自语地说:

  “我的眼光看得太近了……”

  屋子里充满了活跃的气氛。政委适时转了话题,悄声问王大发,知不知道部队就要执行新的任务。

  “这,对我已经不是什么秘密了!”他眼,得意地说。

  “你是怎么知道的?”郭祥一愣。

  “看,人家当兵不是一天两天了嘛!”他老味十足地说。

  “那么,你到底是什么态度?”

  “什么态度?好比邻居失了火,都忙着去救火哩,我回到家往炕头上一呆,还像个人吗?我不算白受毛主席的教育了?”

  “到底是老同志嘛!”政委上去热烈地握住调皮骡子的手说,“王大发同志,关于你家庭困难的问题,我回去就叫政治处给县委写信,帮助你解决。”

  这时,王大发红着脸,流露出一种羞涩和感激的表情。

  政委收起烟斗,立起身来说:

  “走,咱们一起到你们连开会的地方看看吧。”

  一个人走出房门。花正芳在后面一拉郭祥的袖子,悄悄地说:

  “关了几天禁闭没解决的问题,看人家政委几句话就解决了。”

  “谁说不是!”郭祥说,“我这是拿着棒槌认针,真他妈太简单化了。”

  王大发跟在政委和连长后面,向村外走去。约走出一二里路,远远地听见前面小树林里,传来了一阵高亢的讲话声、喊声和掌声。

  为了不打断会议的进行,政委悄悄站在一棵大树后面,观察着这个立过无数战功的连队。他们整整齐齐地坐在背包上。前面有一张方桌,摆着笔砚,铺着一面洁白的绸子,上面已经写了不少战士的名字。

  指导员站在旁边正主持会议。一个黑瘦的、左额角上长着一个小肉瘤的同志正在发言。

  “同志们,同志们!我就是这个态度儿!”他激昂地挥着拳头,几乎每讲一句就挥动一下,“美帝侵略朝鲜,还霸占我们的台湾,咱们,咱们,无论哪一个,都要把,都要把个人的问题,往后摆一摆!摆一摆!咱们只不过是个困难的问题,可人家朝鲜,朝鲜,是个生死存亡的问题!我,我就是这个态度儿!就是这个态度儿!完了!”

  “对!对!”

  “疙瘩李说得对!”

  下面齐声喊着,热烈地鼓起掌来。

  “这是我们的一排长。”郭祥小声介绍说,“这人战斗不错,就是性子急,凡是一句话,到了他嘴里,就不大受听。”

  由于过度兴奋,疙瘩李额角上那个肉疤疤变成了紫红色。他抓着毛笔,一个劲地抖动。他还没有写完,调皮骡子王大发就走上去了。

  他的突然出现,有人惊讶,有人微笑,使全场沉静了两三秒钟。

  “关于,关于……”他的话究竟不像平时那么顺畅,“关于我本人的严重错误问题,我准备在另一次会议上进行专门严肃的检讨。我本人无论在纪律方面,个性方面,还有在眼光远大方面,的确是有很多缺点的……”

  下面掀起了一阵低低的笑声。

  “人家检讨哩,你们笑什么?”他瞪了瞪眼,又严肃地讲下去。“刚才一排长讲的,我觉得基本上是正确的。在朝鲜人民困难的时候,我们一定要把个人的问题往后头摆。你们都知道,我王大发过去在战斗上的表现。我不是吹牛,这次到了朝鲜,要是美国鬼子叫我瞄上,我说打他的脑袋,不能打中他的肚子!……”他挺着胸,显得十分威武,仿佛已经站在战壕里似的。“同志们!”他喊了一声,“我就是这个决心:不打败美

  帝不回家!”说着,把右手中指放到嘴边。下面喊:

  “不要这样!不要这样!”

  “调皮骡子,上级不提倡这个!”

  可是,说话间,王大发已经咬破了中指,鲜艳的血珠顺着指尖吐噜吐噜地滚下来了。他就用这个手指在白绸子上歪歪斜斜地画上了“王大发”三个字。

  下面热烈的掌声,比对其他人似乎还要鼓得长久。

  掌声停下来时,已经上来了一个战士。这个战士长得十分魁伟高大,面貌淳朴,站在那里活像一尊天神。他跨着宽阔沉稳的步子走上台,一句话没讲,就深深地弯下腰抓起笔来。

  “乔大个!别把笔杆捏断了,这不是机关枪!”下面有人喊。

  “乔大个,你怎么不讲几句?”又有人喊。

  “你一年也讲不了几句话,讲几句吧!”

  政治委员周仆深深地被这个战士所吸引,他不是意识到,而是感觉到在他身上隐藏着一种极其深厚的东西。他碰碰郭祥:

  “他叫了什么名字?”

  “乔大夯。机枪射手。”郭祥回答,然后笑着说,“怎么样?个头不小吧!每次发军衣,都得拿到后勤部门另换。你瞅他那脚,能顶你两个大,鞋穿特号的还不行。饭量也大,可是干活、挖工事能顶两三个人!”

  “讲几句!大个子,讲几句!”下面还在嚷。

  乔大夯不得不放下笔,谦和地望着大家笑了一笑。

  指导员也催促着说:“乔大夯,叫你讲你就讲嘛!”

  “我,我觉着没啥讲的。”他声音虽然不高,但却十分清亮有力地说,“共产党叫我到哪儿,我就到哪儿!”

  “好,好,讲得好!”

  大家一片声嚷,热烈的掌声持续了几十秒钟之久。

  “这是些多么可爱的战士呵!”团政治委员周仆十分激动,瞅瞅郭祥没有注意,就背过脸擦去那因为偶然不慎涌出的泪水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