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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市长秘书》19、傍大款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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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回到东州以后,市政府办公厅秘书一处值班室给我打电话,说省纪委的人一直在找我。“什么事?”我有些紧张地问。

  “不知道什么事,都找到常务副市长那儿了。杜市长指示,一定要找到你。”值班室的人说。

  我心想,张国昌已经执行注射死了,我也辞职快一年了,省纪委还找我干什么?转念一想,俗话说,不做亏心事,不怕鬼叫门,去看看再说,我便去了黑水河会所。这里是“李张大案”专门双规干部的地方。最多时双规过二百多人。

  我走进408房间,屋子里坐着两个人。

  “是省纪委的吗?哪位是梁主任?”我问。

  “你是谁?”其中一位年纪在五十二三岁的人问。

  “我是雷默。”

  “噢,是雷秘书,我姓梁。”梁主任很热情地过来与我握手。

  “我们是省纪委研究室的,这位是副主任老罗。”老罗也与我握了手。

  “省委书记陆清同志交给我们一个课题,题目是‘如何规范领导干部身边工作人员的行为’,你曾经是张国昌的秘书,能够在‘李张大案’中把握住自己,不容易啊!想请你谈谈如何才能做好领导秘书。”老梁客气地说。

  我听了这个问题内心哭笑不得,心想,哪是什么把握自己,而是张国昌在豪赌等问题上没带上自己,如果带上自己,我能不去?躲过此劫只能说是不幸之中的万幸。要说一点主观自制没有,也不现实,最起码我最了解张国昌,我更了解自己是干什么的。平时努力找准自己的位置,只要工作不越位,生活不越轨,就有了基本点。

  秘书是生活在权力核心的小人物,秘书在权力运作中的隐蔽性使他们既容易得到重用,同时也容易成为权力斗争和组合下的牺牲品。

  我上任不久,就发现东州市政府的政治生活已经不正常了,像李国藩、张国昌这些人从来不过什么组织生活,已经成了党内个体户,人们没有办法通过正常途径来达到目的,只能用金钱来做润滑剂。正如李国藩在自己的忏悔书中所说的:

  “我忘记了自己在就任东州市市长的人大会上‘人民选我当市长,我当市长为人民’的誓言,把人民授予的权力异化为个人权力,使自己变成一手红,一手黑,一方面为老百姓办好事,一方面在背地里搞腐败的两面派。”

  “我给张国昌当秘书有一种朴素的警觉,这种警觉跟他时间越长越大,”我对老梁、老罗坦诚地说,“一是张国昌见佛就拜,而且长跪不起,叫人警觉;二是虽然我没跟他一起去境外赌博,但订香港赌船的票他并不瞒我。有一次在车上,他当着我和司机李亮的面用手机与香港朋友通电话,订三张‘东方公主号’的船票。我早就知道,‘东方公主号’是赌船,因为周润发和刘德华合拍的《赌侠》就是在这条赌船上拍摄的。”

  东州市的一位副秘书长与张国昌一起去过菲律宾,这位副秘书长是张国昌一手提拔的。在菲律宾期间,他和张国昌出入菲律宾的大小赌场。他回国后对我说,“老板在赌场中牛气冲天,胸前戴着金刚法轮,手上戴着钻戒、手链,脖子上挂着项链,嘴里叼着金烟嘴。”副秘书长把这当牛吹,我却倒吸了一口凉气。

  我知道在这样的领导身边工作,要多可怕就有多可怕。官场自古以来就是一潭深不可测的水。东州官场的水有多深、多浑,非身处其中者难以描述,就是我这身在其中的人也难识“庐山真面目”呀。

  在东州,市长秘书也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,连办公厅领导也得礼让三分。秘书们处于“放羊”状态,出不出事就看自己的修养和造化了。

  像我这个常务副市长的秘书与一般副市长的秘书还不同,张国昌揽权,人、财、物都揽在手里,大有与李国藩夺天下的意思,因此,我要把握不好非出事不可。

  张国昌主管的委、办、局、区的领导就有四百多人,这些人谁向张国昌汇报工作都要先与秘书预约,让谁见不让谁见就是秘书的事了。不让哪个领导见就得撒个谎,说什么张市长去省里开会去了,省长高远找谈话去了,下基层了等等。

  秘书都是撒谎专家,而且脑子要活,撒谎要让人家信,否则就得罪人了,每天都要撒谎,人家要是不信几天就把人都得罪光了。

  只要张国昌在办公室,见他的人就会络绎不绝。这些人先是在我办公室等,我安排谁见谁就先见,张国昌的办公室在里屋,我的办公室在外屋,中间隔着一道门,出出进进我是可以随便听的,但是我从来不听,安排人进去后,我就把门关上,里面说了什么干了什么,我一概不知。有些事知道也装不知道。

  其实,即使张国昌想瞒我的事也瞒不住。有多少人想巴结市长,就有多少人想巴结秘书,甚至秘书的信息网比领导还广,因为秘书可以狐假虎威,而且还有隐蔽性。比如张国昌赌博从来不对我说,特别是在香港、澳门赌博的事,我不在身边,似乎就一无所知,但是我可以判断。他去香港这么多次,不是说有些事非得在香港办不可,在东州办就可以了,但是他每次都可以找一个理由去香港,然后就是去澳门赌博。他不仅在境外赌,在东州市内每周都要赌一次。

  东州有一家大酒店叫红星大酒店,老板叫刘阿泰,是东州市最早靠开歌厅起家的,那素质就是一个鸡头,但跟张国昌是铁哥儿们。张国昌每星期都要在红星大酒店住一宿。

  刘阿泰为了伺候好这位财神爷大哥,特意装修了房间,三陪小姐一周一换,因为怕认出张国昌。张国昌爱吃鱼翅、鲍鱼,刘阿泰便从香港高薪聘请厨师。

  起初当秘书的时候,张国昌每到周末就对我说,“累了一周了,去红星大酒店休息休息。”我就和司机李亮送他去,但东州人都知道红星大酒店是个鸡窝,美女如云,老去那儿的人没好人。

  时间一长,连十字路口的交警也发现了张国昌总去红星大酒店的秘密,到处散布。张国昌听到后就撤了那个岗,改为自动监控。张国昌不知道这些都是掩耳盗铃,时间长了连刘阿泰在我面前说话也不提防了。

  “雷默,你知道老板今晚赢了多少?”有一天刘阿泰吹牛说走了嘴。

  “赢了多少?”我好奇地问。

  “十多万!”我听后目瞪口呆。

  东州市的副市长级以上领导谁没有几个大款铁哥儿们?与李国藩最铁的哥儿们还不是杨四,是一个叫穆丁的人。

  穆丁是当兵出身,圆脸,淡眉,目光炯然,中等身材,微胖,表情自然而丰富,李国藩当县长时,此人是李国藩的县政府办公室主任,可谓嫡系。李国藩升任西州市副市长后,此人被调到市建委任副主任,李国藩升任清江省副省长主管全省建设以后,穆丁抓住时机辞职下海搞起了房地产开发,仗着与李国藩的铁哥儿们关系,批地贷款,很快就把生意做大了。穆丁喜欢女人,东州市搞了两次丁香小姐大赛,冠军都被穆丁揽入怀中,一个成为穆丁离婚后的妻子,一个成为婚后的“二奶”。据说,他与这两个女人处得还挺好。

  我有个朋友叫文青云,也是搞房地产的,与穆丁是哥儿们。文青云与张国昌认识,但关系不铁,想通过我打开缺口。文青云知道张国昌对李国藩的行踪特别感兴趣,便经常从穆丁的嘴里套出李国藩的行踪告诉我。因为李国藩在国内只要出差,穆丁一定先行一步安排好,然后到机场迎接。

  李国藩喜欢住五星级酒店总统套,无论到哪里出差都是穆丁一手安排。李国藩每次与陈梅幽会,都是穆丁开车。穆丁比刘阿泰忠心,也比刘阿泰仗义。

  李国藩比张国昌会识人,只要能领张国昌吃喝玩乐,张国昌都当作朋友。李国藩则不然,他交的人都是知根知底、忠心耿耿的,穆丁就是其一。

  李国藩案发后证实贪了两千多万,李国藩承认,有四分之一是穆丁送的,可见穆丁是个知恩图报的人。而刘阿泰只送给张国昌十几万元,刘阿泰从张国昌身上得到的有形的和无形的好处却无法计算,他借张国昌这个大伞的庇护,在红星大酒店开了一个地下大赌场,可以说是日进斗金。

  案发后,刘阿泰主动坦白,无罪释放,而穆丁畏罪潜逃。据说,逃到了缅甸,在一家赌场当总经理。穆丁潜逃前向文青云借了一大笔钱,文青云去缅甸找过穆丁,在缅甸住了一个月,空手而归。穆丁一加入黑社会,从此只能亡命天涯了。

  穆丁当总经理的那家赌场的老板姓仆,据说是东州人,在澳门赌场当过马仔,自认为是赌坛老手。回东州后,天天晚上到红星大酒店的地下赌场去赌,赢多输少,在东州赌坛有一号。

  有一天晚上,仆老板遇见一个对手,这个对手是个女的,两个人一叫号便赌了起来,起初他根本没瞧得起这个女的,后来越赌越输,根本不是对手,便不打不相识,成了朋友。以后才知道这位女老板是开服装公司的,生来好赌,两个人好恶相投,再加上仆老板非常英俊,两个人异性相吸,便同居在一起。听说缅甸可以投资赌场,在那里可以发挥自己的赌技,二人便联手去了缅甸,没有几年就站稳了脚跟。

  听文青云说,去缅甸赌场赌的人都是大陆的富商。我在网上聊天时认识个女孩,叫关春,他就在仆老板的赌场当会计。我们在一家叫感悟泥性的陶吧见面时,我问她在哪儿工作,她告诉我在缅甸的一家大赌场当会计。我听后根本不信。后来她说的事与文青云告诉我的基本吻合,我不信不行。

  “关春,你是怎么去的缅甸赌场的?”我好奇地问。

  “我是在网上招聘去的。那儿的工作条件可好了,全是现代化管理,这次回来是休假。”“关春,你爸妈能放心吗?”

  “我都二十二岁了,爸妈就我这么一个女儿,他们听我的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