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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糖》第一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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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父亲为什么会把我逼到蒙娜丽莎面前,并且给我听交响乐?我想这是那种叫做命运的东西。到了27岁,我才敢向他提起这个问题(以前我甚至怕提到这个女人的名字)。他说肖邦是好东西,当我号陶大哭,他就是要把我一个人关在屋子里听肖邦。那时周围没有人家像我们一样拥有唱机和电视机,那时肉、布、油等物品还在实行配给制,那时周围有很多邻居还靠到菜场拣菜叶过生活,而我们是这幢楼里唯一的知识分子家庭,父亲认为我应该感到幸运。
    父亲说他根本想不到我会怕那幅挂在墙上的复制品,他说你为什么不看挂在旁边的世界地图、中国地图,或者我的图纸,你为什么要看那幅画像?最后他说那么,你为什么会那么怕她?
    很多人问过我这个问题,问多一次,我的恐惧就减少一次。我没有办法回答这个问题。
    就像我不明白在我那么小,几乎还不怎么会说话的时候,我的父亲为什么用这么一种方式来对付我的哭泣。
    因为太害怕,其实到现在我都没仔细看过这个女人,然而有关童年的记忆,最清晰的,就只有这个女人的画像。
    长大一点的时候,我开始确定:她的眼睛,就像一场正在发生的车祸;她的鼻子,是黑暗发出的一道命令,是黑暗里笔直的梯子;她的嘴角,是灾难的漩涡;这个女人几乎没有骨头,除了她的眉骨,她光秃秃的眉骨,是无所不在的嘲讽;她的衣服,是一个能把我拐走的大伞,还有她的腮,她的手指,毫无疑问像腐烂尸体的一部分。
    这个女人权危险,而我曾是如此靠近这危险,似乎我什么都不怕,就怕看见她。在历史课上,在这幅画像的幻灯片面前,我曾持续惊叫,喉咙发紧,因此被老师当成坏学生罚站,接着被叫到教导处训话,并被追问是否看过黄色手抄本《少女之心》。
    从那时起,我开始恨画她的那个人,我恨所有自称自己是“知识分子”的人,这种恨就是很,当我敞开我的心扉,这痉挛着的愤怒便跳动在我的血液里,我把这种感受命名为“恨”。
    对于这幅画像毫无疑问的惊恐,带走了我对父母所有的亲密,并使我过早确定了这个世界是不可知的。
    渐渐的,我找到了对付这种恐惧的力量,那就是月亮,月光;或者像月光一样的光线;像月光一样的眼睛。嘴唇;或者像月光一样的男人的背。
    下雨的时候常会想起玲子。玲子对我说过有一首诗里写着:春天总是要下雨,那是大地和天空在做爱。对此我们都曾迷惑。那时我们常常会被一些小问题纠缠,例如病菌,例如恐高症,例如“爱情是抽第三根烟时的想象”。玲子是我高中时的同桌,她长得像一张白纸,她的苍白是一种状态,一种出神的状态。
    我记得很清楚,那时我把所有的人分为做过爱的人和没有做过爱的人,那时我是个爱吃巧克力的女孩,郁郁寡欢,成绩不好,我收集各种糖果纸,用糖果纸和放针药的盒子做太阳眼镜。
    高二第一学期开学不久,玲子的头发开始变得这里短一截那里多一块的,她的脸上经常会有被指甲抓伤的痕迹。她本来是个极安静的女孩,那时她的安静变成了古怪。后来,玲子告诉我她可以确定班上有个男生在注意她,并且目光“炽热”。我记得她当时对我用了“炽热”
    这个词。她说他炽热的目光没完没了地围绕着她,这让她满脑子私心杂念。她说她是决不可以为读书以外的事分心的。玲子认为他看她是因为她漂亮,玲子认为自己很漂亮,玲子认为自己的漂亮是一种问题,她为此羞耻。所以玲子开始把自己搞得很难看。她以为这样事情就可以朝好的方向发展。她认定她丑了就不会有人再看她了,没有人看她了,她就可以好好念书了。玲子说她是必须要好好念书的。
    在那整整一个学期里,玲子千奇百怪地变换着她的样子。很多同学为此费解,并且不再接近她。我并不觉着原来的玲子有多漂亮,我理解她,我想她只是太紧张,我们所在的学校是重点中学,这种学校的孩子是很容易发疯的。
    但我不知道该怎么帮她。她是那种平面的、静止的。刀枪不入的。
    有一天,玲子没来上学。那个位子从此就一直空在那里。听说她有暴力倾向,她被父母用绳子绑去了精神病医院。
    大家说“珍子疯了”。我开始拼命吃巧克力。我一紧张就需要巧克力的毛病从那时起一直延续到11年后的今天,我因此有了严重的血糖问题。
    我曾偷偷跑去精神病院看她,我穿着红色的滑雪衣在星期六的下午钻进医院的铁丝网。
    我想其实我是可以从大门进去的。我在冬天给玲子带去她最爱吃的娃娃雪糕,香草橄榄和杏话梅。我不停地吃着巧克力,她吃着娃娃雪糕和香草橄揽。病房的其他病人都是大人。基本上都是我在说话,不管我说什么,只要一个话题结束玲子就会笑,那是真正的银铃般的笑声。
    玲子是说过些什么的,玲子不断重复“在医院里吃药人吃得这么胖人吃得这么胖。”
    后来听说玲子出院了,她的家长请求老师通知大家谁也不准去看望她。
    一个雨天的下午,玲子的死讯传到学校。据说有一个男生在某个下午乘她父母不在时拿着一束鲜花去看她。那个时候上海是很少有人买鲜花的。当天夜里,玲子在自家的洗手间切腕自杀。据说她是站着死的。
    这一骇人听闻的事件使我迅速地滑入“问题少女”的泥潭。我开始不相信所有人的话,除了吃进嘴里的东西,我觉得没什么是可以相信的。
    当我不相信一切,我就完了,而我在16岁时就他妈的完了。奇怪的日子到来了。我的声音由于激动而变得越来越沙哑。对着镜子或桌子随时随地玩着自己的身体,我并不是想了解,我只是想自己跟自己玩。
    朝镜子里看一下自己,我就看到了我陌生的欲望。我的器官向冰冷的桌角秘密靠近,我第一次明白我的“快乐”也是我不可以控制的。
    我残酷的青春由此开始。玲子那特有的银铃般的笑声从那个冬天起就一直飘荡在我身后,它逼我走入无边无际的黑暗,永不回头。
    玲子自杀的那个学期我退了学。我被介绍到一个穴头那里,顺利地开始了我短暂的“小歌星走穴”生涯。我爱唱歌,那可以舒展我自己。我穿着可笑的台湾80年代的服装站在舞台上放作感伤,那时我喜欢把眉毛画得又宽又浓,那时我喜欢苏芮、娃娃。
    我们团里有一个伴舞的男孩比我还小,我们很要好,常在一起抽“凤凰”牌香烟。他叫小虫,可他什么都大,一点都不像小虫。有一次我们去西宁演出,小虫显得特别激动,走路都踩着他特有的像在作广播体操似的舞步。小虫从小在西宁长大,他喜欢西北的黎明,他说西北的黎明饱含着光明。
    在去西宁的火车上小虫跟我讲他的朋友白脸:体育老师在打我们,我们的教室是矮平房,白脸是突然从教室的房顶上跳下来的,他跳到体育老师面前给了他一记耳光。大家都笑了。
    老师拿他没办法,很多人都怕他,他不是我们学校的,但他很出名。当时我没认出他是谁,我只知道他叫白脸。我爸妈都是文化大革命从上海去西北的,虽然我在西北出生,但我是外地孩子在西北,所以常被人打,有一次我被堵在铁道上,有人向我要钱,我没有钱,我知道我又得挨打了。西北的孩子和上海的孩子很不一样,他们经常打来打去,我们班有个孩子老被欺负,有一天一个最狠的学生当着大家的面把一个孩子的裤子脱了,放学的时候这个被欺负的孩子拿一个墨水瓶向欺负他的孩子砸去,就这么一下就把那孩子砸死了。扔墨水瓶?这种事我们都干过。可是谁也不知道死是这么容易,所以我真的怕西北的孩子。这天,在我就要被打的时候,突然有一帮人过来把诸我的人教训了一通。听说白脸关照过我们年级里的“老大”保护我,我才知道原来白脸是我童年的朋友,我们小时候经常在一起打弹子。我去找他,我们又开始一起玩。白脸有五个姐姐,他妈死得很早,他是被宠坏的。但他对朋友极有感情,两肋插刀。他有很多女人,他搞过我们那儿“老碴子”的妹妹,搞了人家又丢掉人家。他还坚持为我找女人,带女人约我在林子里见面,可我那时多*。0阿!
    我见到了白脸。他长的确实很白,出乎我的意料,他很好看,大双眼皮,眼睛很黑,目光空洞,平头,头发微卷,头发很黑,我发现他的脚非常小。他请我和小虫去舞厅跳舞。那时没有迪斯科,那时只有交谊舞厅,舞厅里什么年纪的人都有。西北的舞厅很乱,经常为了争舞伴而发生打架事件,这对我们这些上海人来说是很新鲜的事。
    那天白脸身边有个女孩,长得有点古典美,看上去比我还小。白脸当着我们的面对小虫说他要求交换舞伴。我不喜欢他的这种做法。我想如果他想和我跳舞,他可以好好的过来请我。我当时认为这是上海人和西北人的区别。但是小虫很开心地答应了,我想我得给他一点“面子”。我和白脸跳舞的时候放的是《友谊地久天长》,所有的人都一本正经地跳着舞,包括白脸,这让我觉得很怪,一直想笑。
    在我们第二场演出后的第二天,白脸来请我单独和他去跳舞。我说你为什么要请我去跳舞?可能是我当时的语气不太好,因为那天我心情不好,团里的大人们为分钱的事一直在吵。也可能是我这句话本身弓!起了白睑的什么误会。总之他生气了。他看着我说为什么我不可以请你去跳舞?我说我没说你不可以,我只是问你为什么?他说你去不去?我说你有病吧?哪有这样说话的!他说你去不去?白脸的口气始终是没什么感情,音量不大不小的。
    我说不去!
    白脸来的时候我正靠在招待所的床上着诗集《城市人》,当我说“不去!”时,这本书被我从床上甩了出去。接着我就闪电般地挨了白脸的那一刀。我没看到他从什么地方拿出的刀,我没看到他的刀朝我伸过来,我也没有看到他拿刀的手放回何处。我只看到他拿着刀站在我面前,面孔苍白,好像有点抽筋,有趣的是他并没有看着我,而是看着窗外。
    他划了我,我浑身发冷,身体脱离地球的感觉在疼痛中瞬间降;临,我全部的精神在为之振奋。后背一阵阵发麻,大脑一片空白,眼泪莫名其妙地流下来。我开始发抖,这和我读到某首诗、唱到某首歌、听到某个故事时的感动有点类似,但要强烈和迅速得多。
    白脸继续问我你去不去?他还是木看我。我说去哪里?他说去跳舞。我说好吧,你等我去洗手间把血擦掉。
    我重新出现在白脸面前,当他抬头看我,我手中的刀朝他的小腹直刺了过去。我的刀刺进去之后没有拔出来。这刀是我爸给我的,是把新疆刀。我不知道我爸为什么会给我这把刀,这就像我爸会答应我退学一样奇怪,要知道我爸可是知识分子。
    白脸一动不动站在我面前,我们两个就这样站着看对方,他空洞的目光令我迷惑,我突然虚弱得想倒下,我彻底飞了,飞走了。大人们过来了。两把刀,两个流血的人。小虫也来了,他和白脸一样站在那儿看我。不知是谁报了警,我被关了起来。西北的警察很猛。我想白脸是当地人,我这次完了。每天早上我得和别的犯人一起到院子里对着“坦白从宽抗拒从严’的大标语双手挂在背部蹲一会儿。牢房里有很多气势澎湃的怪异标语,都是用什么尖锐的东西刻上去的。我不和任何人说话,我不和别人说话是因为我害怕。当一切已被铸成事实,我实在无事可干,我不停地看我的腿,那个时候我确定了自己有一双美腿。
    小虫来看我。他问我刀捅进去的时候是什么感觉?我想了想什么也没说。其实我认为那就跟捅了一个棉被的感觉一样。小虫说你后悔吗?我说我不知道自己干了什么,我也木知道我为什么会给他一刀,我只是非这么干不可,我没想过我几乎杀了个人,我愿意接受惩罚。
    可是这里太脏了!到处都是屎尿,外面真好,哪怕饿肚子都好。小虫说你别哭,别哭,你不会有事的,我去找过白脸了,他愿意帮你,你很快就会出来。
    在回上海的火车上,我第一次感觉自己像一只自由的小鸟,离开那里真好!我有一种“一切有趣的事情就要开始”的感觉。我长时间地看着车窗外,茫茫无尽的旷野是我的感觉,没有树叶的树枝是我的思维。而夜晚的时候,火车在夜晚里穿梭,我爱那种声音,我在我的小本子上写下了“我愿意用我的飞翔来展示我的翅膀”。
    我突然开始喜欢白脸,我想我是在喜欢他,他的脸在那里闪闪发光,我被好奇之心充满。
    可能是因为白脸身上有一种我绝对没有的什么在吸引着我,可能是因为他首次给了我“彻底飞走了”的感觉。我开始给他写信,不过这些信从未寄出去过。后来我有了赛宁,就再也不想白脸了。
    听小虫说白脸后来因盗墓罪被判了十几年刑,最后他被减刑,现在他自己在西北开了个小店。
    十年后的那个下午我在家里烧信,这些往事又被我重新找了出来,触摸着右手臂上那条快乐的小伤疤,我重新回味起我的那把刀捅进去的感觉,就像体会着无边的空虚。我反应不过来这事是我干过的。而那些信,闻起来就像青春的味道。
    19岁之前,我喜欢我高中的同学苹果,我还喜欢白脸,在想他们的时候我开始写诗歌。
    在这之前我看过《恶之花》,看过徐星,看过陈先发。
    有时候我很喜欢我的诗歌,有时候我觉得我的诗歌什么也不是,我想我得有些故事,我想我必须得有些故事。
    在那个寒冷的黄昏,小虫叫我陪他去一个女孩家,我们又慌张,又兴奋,因为那女孩怀孕了。女孩不在家,我们俩蹲在大楼外抽香烟,我拿出我的诗歌,我读给小虫听,最后我说小虫你说这算不算诗歌?
    小虫给了我五块钱买下了我的诗歌,他说我全买下来了,将来我会发财。你会是个革命诗人,或者作家,或者在一场战斗中壮烈牺牲,』总之你现在的诗会很有价值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