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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将军吟》第十四章 老人心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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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彭司令员的黑轿车开到文工团那座丁字楼前停下。

  他躬身走出车门,把墙上的标语扫了一眼,便踏上台阶。他的步履在什么时候都是有劲的,最近以来尤其是这样。使人感到他目前时运正好,一切都顺心如意,牢牢地掌握着中国南方一大片制空权。他眼睛平视,像箭一样犀利地射向被他看见的地方,表情总是那么严肃,最近以来尤其如此,使人觉得他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加强健、机敏、尊严可畏,是不容侵犯的。他走着笔直的路,进入小礼堂。宣传部有位正在文工团领导运动的副部长,叫了声“起立”的口令,全会场肃然站起。司令员听完副部长的简短报告,便走到讲台前去。

  “坐下!”

  他下完命令,挺直腰干端坐在藤椅上,将一百多名文工团员依坐位顺序一个个打量清楚,二十分钟内没有开始说话。会场的气氛显得很紧张,表情丰富的文工团员们全都板着面孔,一动也不动,像两军对垒,正要开火之前。过细审视每个人的神态,却各有不同,有的是严肃,有的是矜持,有的是过分紧张,有的显露出畏惧心理,有的怀有敌意,有的像是愤愤不平,有的闪着挑衅的眼光,有的在勉强掩饰心中的不满,有的好像处于睡眠状态,有的类似悲哭以后的痴呆,有的简直以为自己是被告席上的罪犯,有的在竭力以冷静的表面态度掩盖着得意洋洋的内心活动。人是复杂的动物,人群更加复杂得多,无论你多么复杂,无论你们相互之间的区别是多么微小,也蒙混不了司令员那十分老练和敏锐的眼光,将你们一个个区别清楚。

  他把眼光移到最后一排末尾的位置上,看到一个微胖的女演员手里抱着一个孩子。

  “怎么开会还要带孩子啊?”司令员说了第一句话。

  “报告首长!”那个女同志抱着孩子站起来,“孩子的爸爸被抓去坐牢了,成了反革命,托儿所的阿姨对他另眼相看,我只好抱回来。”

  “他的爸爸是谁?”司令员问旁边的副部长。

  “范子愚。她是范子愚的爱人,叫邹燕,话剧演员。”副部长回答说。

  “托儿所的阿姨会这样做吗?”司令员问。

  “我没有说假话。”邹燕仍站在那里说。

  “你,”司令员指着副部长说,“带着邹燕同志把孩子送回托儿所,告诉那里的阿姨,司令员讲的,这个孩子的爸爸不是反革命。今后,就是对反革命的孩子,也要一视同仁,孩子不负父亲的政治责任心,”他一字一板地说,每个字都经过了考究,就像在指挥作战中,口头发布命令,报务员直接译成电文发拍出去时一样。

  邹燕说的未必是真话,她是带着气说话的,也许是故意这么做出来给司令员看的。这一点,文工团有一些人心里明白,那位副部长也有所感觉。司令员也同样觉得蹊跷,他权且把这件事当成真的,认真对待,妥善处理。倒使邹燕感到十分意外,副部长领她到托儿所去,她迟疑慢走,有点慌张。司令员看着她离开会场的表情和动作,心里暗笑了一下。

  一部有车篷的卡车开到小礼堂旁边停住,首先跳下来的是背枪的战士,后面便是那八个被捕的文工团造反者。高炮连连长走出驾驶室,简单说了几句,便由每一个战士押一名罪犯,从侧门走进小礼堂。会场第一排座位是预先为他们准备好的,一个挨一个地坐下。连长向司令员行了礼,报告说:

  “请首长指示,我们还有什么任务?”

  “没有了。你们回去吧!”

  战士们在连长带领下离开了会场。

  司令员又更加过细地将这八名被捕者巡视了一阵。当看到范子愚时,他盯住半分钟不动,好像企图穿透头发头皮和颅骨,看清里面的脑髓到底是由什么做成的。当看到赵大明时,他的眼光一下子软了下来,像锋利的长剑猛然淬了火,眨了一下眼睛,从他身上闪过去。

  “范子愚同志,受苦了吧?”司令员带着捉弄的微笑说。

  “没什么,”他说,“跟出差一样。”

  “怎么那样宽待你们?”

  “谁知道!被子是招待所的,一间房住四个人,还可以聊天,就是不让出去,伙食比文工团还好。”

  “这个高炮连连长肯定是你们的同伙。”

  这些回答使得全场的人莫名其妙,啼笑皆非,到底是玩的什么把戏呢?大家产生了很大的兴趣,紧张情绪在迅速地消散,有的人开始交头接耳,有的在窃窃发笑。

  “不要笑,”司令员严肃地说,“这是政治斗争,是严肃的事情。你们想跟我斗,我告诉你们,我是老奸巨猾的,身经百战,有丰富的经验,你们这些小孩子,不知天高地厚,怎么样?演习了一回吧!失败了,当俘虏,乖乖地住临时招待所去。”

  宣传部副部长和邹燕送完孩子回来。邹燕见会场情绪变了,有点诧异,仍走到原来的位置坐下,与旁边的战友嘀咕了几句,又挺起脖子望望坐在第一排的范子愚,安静下来了。

  司令员正在说话:

  “……我要讲你们不懂政治,你们不会相信的,心里还会骂我,以为我是故意搞得神乎其神来吓你们。你们自己觉得自己很精通,语录背得很多,报上文章也很熟悉,头脑聪明,反应快,一下子就懂了。依我看,你们越是觉得很容易懂的,一下子就讲得出一套的,就越是没有懂,晓得吗?你要我解释一下,为什么是这样呢?那我解释不清,只能靠你们自己去积累经验。钉子碰多了,你就会懂了。有一些革命几十年的,当了大官的,到头来,也还是不懂。你们说政治是什么?……谁回答一下……范子愚,你告诉我,政治是什么?”

  范子愚想了想,用一条毛主席语录来回答说:“‘政治,不论革命的和反革命的,都是阶级对阶级的斗争,不是少数个人的行为。’这是毛主席讲的。”

  “对,阶级对阶级的斗争。”司令员说,“阶级对阶级的斗争是你死我活的斗争,要砍脑壳的。我们最初搞革命的时候,砍掉土豪劣绅的脑壳不少,他们后来搞报复,砍掉我们的脑壳就更多。我问你们,你们搞政治,做了砍脑壳的准备没有?范子愚,你讲讲看,你是怎么准备的?”

  “我没有做砍脑壳的准备。”范子愚说,“毛主席号召造反的,谁敢砍我们的脑壳?坐牢的准备是有的,一搞反动路线,我们就要坐牢,但坐不了多久,毛主席会救我们出来。”

  “唔……”司令员沉吟,点着一支烟,干脆把烟盒放在讲台上,连连吸烟,停了一分钟没有说话,“你……想得也对呀,所以、你就那么天不怕,地不怕。但是……我劝你,还要把准备做得充分一些。现在当然不作兴砍脑壳了,你……准备还要充分一点,还要充分一点。”他好像有许多话不便明说,所以断断续续,而且话外有音,“你刚才讲一搞反动路线,你们就要坐牢,是不是说,我这回就是搞的反动路线啊?”

  没有人回答。

  “是不是啊?”

  仍没有人回答。

  “沉默就是反抗,你们不做声,就是对我的反动路线不满,就是说,我这回抓你们是叫反动路线,是吧?”

  还是没有人说话。

  “我这个不是反动路线,这叫做与人为善。为什么是与人为善呢?我今天要把全部内幕告诉你们。”

  大家都十分注意,静静地听着。

  “这个阴谋是谁搞的?不要去猜了,彭其搞的,就是彭其这个老奸巨猾的老头子搞的。你们要销毁工作组搞的那些材料,你就讲嘛!派代表来谈判嘛!那个问题不大嘛!要那些东西干什么!谁也不想在文工团抓出反革命来。那点小事,只要你们心平气和地说一声就完了。后来不是给你们烧了吗?没有什么东西,都是你们自己写的大字报、小字报。一只蚂蚁,你们把它看成了大象,偏不好讲好说,在范司令指挥下……”

  有人发笑。

  “……经过周密策划,想显一显造反派的威风,还调来地方队伍,喝哟!人马众多,声势浩大,想把我这个老头子吓一跳,好向你们投降。我才不呢!我不会投降。稍施一点小计,你就上当了,想去抢材料,抢出来的是机密文件。你说我抓人抓得对不对?当然是对的,我的道理比你硬得多,你盗窃机密文件,我不抓人?我不抓几个头头,怎么把背景查清楚?谁晓得后面有没有阶级敌人?不抓人还行?不抓人我就失职了,你们看对不对?”

  很多人笑了。

  “现在想起来觉得好笑吧!你们不要笑。就这一点点小计谋,可以叫你们笑,也可以叫你们哭。我听说有些人已经哭了,哭过以后,现在又来笑。我讲了你们是小孩子你们不相信,是不是呢?现在晓得了吧!不过,本来也可以只叫你们哭,不叫你们笑的。如果彭其这个老头子厉害一点,他有心要害你们的话,也做得到。你盗窃机密文件嘛,有照片为证,你赖也赖不脱,够不够资格开除军籍呀?开除你了,你再闹去吧!但是,彭其这个老头子没有那么狠心,他跟你们是同志,不是死对头。范子愚,我同你有什么仇?我们没有仇,我们是战友,只是职位不同。我为什么要害你呢?害掉你,我们的队伍少了一个人,是人多一点好还是人少一点好呢?刚才邹燕同志把孩子抱到会场上来向我示威……”

  邹燕难为情地笑了,前面的人都回过头去看她,一片笑声。“你以为我不晓得你那是示威呀?我晓得,一看就晓得。马上,我就拿出一手来对付你,你倒反而不好办了,是不是?”

  宣传部副部长插话说:“我们到了托儿所,把司令员的话一传达,那里的阿姨很奇怪,都说:‘我们没有把她的孩子另眼相看哪!’”

  又引起一片笑声,邹燕脸红了。

  “言归正传。”司令员接着说,“我刚才讲我那个不叫反动路线,是叫与人为善,还没有讲清楚。同志们,我为什么要搞这么一次演习呢?因为、不搞这次演习,你们不会冷静起来,我想劝劝你们都做不到,不会有今天这样的老老实实开会的场面,我一讲,你们就会喊打倒,话也讲不成。这次演习是很必要的,通过这次演习,你们下一步的运动会把水平提高一点。还有,我想通过这次演习说明两个问题:一个是,军队里头不能随便冲冲打打,这个地方一动就是机密,一动就关系到国家的安全。军队的纪律很严格,执行起纪律来是很厉害的,过去打仗的时候,我叫你去冲锋你不去,再讲一次你还不去,我就当场枪毙你。军队要打仗,没有纪律不行。再一个是,你们对待政治斗争要抱谨慎态度,要防止上当。我搞了一个小小的阴谋,你们就上当了,碰上比我更高明的角色来引诱你们怎么办呢?你敢吹牛保证不上当?我看邹燕同志就上当了,为什么要对我示威呀?谁在你背后摇了一扇子吧?”

  邹燕低头不语,有些人在默默沉思,有些人觉得司令员的话都很新鲜,听得张起口,眼都不眨:

  “我晓得,我像神仙一样,跟诸葛亮一样,没有看见的事我都晓得。我们这里是不平静的,现在哪个地方都不平静,哪个地方都有野心家、阴谋家。你们不要以为凡是对你们笑的都是好人,不要以为支持造反的都是好人。要小心上当,小心上当,还讲一次,小心上当。比你们高明的角色多得很,比我高明的角色也多得很,要小心上当!”

  邬秘书从大门外走进来,轻手轻脚坐在最后一排,除司令员以外,其他人都没有发现他来了。

  “要小心上当!”他重复说,“你晓得人家肚子里想什么呢?知人知面不知心啊!听说有一种自杀的方法很有味,就是在静脉注射吗啡,开头你会兴奋,舒服得很,后来就昏迷了,自己不晓得自己是怎么死的。高明的阴谋家想害你,他就给你打吗啡。你们上过这样的当没有?过去可能没有,这样的当只能上一回,来不得第二回。”

  听众席上有很多人在偷偷地看表,已是下午五点半了,正是开饭的时候。但司令员没有看过一回表,谈兴正浓,大概还以为早得很呢!

  “怎么?有点坐不住了?”他也看出了会场上的动荡,“可以走,也可以留下来听,可以去上厕所,随便。今天是集体谈心,就像我到了你们家里一样,这不是做报告。有些话我想了很久,一直想跟你们谈谈,没有机会。平常我不大到你们这里来,演戏唱歌出不了大事,还有政委把关,我放得心。现在你们搞政治,我放不得心,看你们做了几件事,更使我放不得心。所以要谈谈,一定要谈谈。是真话,愿意走的可以走,不要顾虑。”

  除了有些上厕所的以外,其他人都不走,虽然饿着肚子,也没有人提出吃了饭再说。

  “我告诉你们,我这个老头子也是不懂政治的,我对你们讲,要你们小心,我自己就很不小心。我犯了错误你们晓得吗?……有人晓得吗?……听到过一点风声吗?”

  听他这一说,全都瞪着眼睛,表示惊讶,连范子愚都吃了一惊,小声问旁边的赵大明说:“什么错误?”赵大明同答:“听他说吧!”

  “看样子还没有走漏消息。”司令员观察一阵以后,做出了判断,“我现在告诉你们,省得再去打听了。我犯了错误,在去年的一次高级会议上,我说错了话,知道吗?你们文工团员说错两句话不要紧,我作为一个司令员是不能说错话的。到底说错了什么话,同志们不要去打听。军人要遵守保密规定。”

  邬秘书将小本子放在膝盖上,眼睛望着讲话的司令员,手在飞快地记录。

  “不要记,不要记!”司令员发现了,“我今天是集体谈心,不要记,谁也不要记。”

  大家都不知道是谁在记,左顾右盼地望了一阵。邬中站起来走出去了,不久又回来。

  “当然,毛主席和林副主席谅解我了,原谅我不懂,无知,认识了就行了,所以还叫我回来主持工作。不过,下不为例,下不为例。我把这些事告诉你们有好处,省得你们哪一天听到一点风声就把我揪住不放。部队有战备任务,司令员天天挨斗,工作怎么搞啊?范子愚同志,你说是吗?”

  “我们原来根本没有想过要斗司令员。”范子愚望望他的同事说。

  其他人也点了头。

  “要是有人在背后唆使一声,你们肯定会来斗的,驾飞机,戴高帽,叩头,把这个老头子整死他算了!反正也活不了几年了……唉!……”

  司令员眼圈红了,情绪有些反常,嘴唇翕动了好一阵,却没有说出话来。听众当中有些感情脆弱的女同志跟着红了眼睛,其他人都静静地听着,气氛沉闷得很。就在这时,江醉章来了,他也和邬秘书一样,在后面找了个位子坐下,不吭一声。

  “这个驾飞机……不好,……踏上一只脚……不好,不好,很不好。你们是解放军,是革命军人,人民群众很尊敬你们,你们怎么这样粗野呢?不好,很不好,这不晓得是什么人发明的,我肯定它不是好人想出来的主意,是一个与共产党有仇恨的人想出来的。他心里的仇恨埋了多年,没有机会发泄,今天一看,你们共产党的干部也有被打倒的一天,好!老子正找不到出气的机会,狠狠地整你一下子,从肉体上折磨你,从人格上侮辱你。如果准许杀人的话,拿钝刀子一块一块地割死你。同志们,你们跟那个发明者不同,你们是热爱共产党的,你们自己就是解放军,你们为什么要学他们的样呢?当然,那个发明人很狡猾,他说只有这样才是革命,谁不这样做,就叫你保皇狗,也把你拿来驾飞机,你干不干?所以,我……能够理解同志们,但是今天讲清楚,以后不要那样做了。这样做,从效果来看也不好。你就讲那天斗争胡连生吧!你们斗得他承认了错误没有?越斗越骂娘。当然,现在查清他有精神病,不正常,已经治病去了。同志们,我再讲一次,不要把那些仇恨共产党的人发明的东西学过来。要有点感情,要讲点道理,起码,也要有点同情心。你们那回斗陈政委,把墨水往他脸上倒,谁这样对待过你呀?陈政委在你脸上倒过墨水吗?你为什么要这样呢?他只有一只手,你是两只手,他一只手挡不住你的两只手,如果他那只左手没有扔在战场上,也可能好一点,能够抬起来挡一挡。可是……同志啊!你年轻力壮,两手健全,要去欺负一个残废人。如果你们也把陈政委驾飞机,踏上一只脚,只要被我看见,我会开枪,我的枪法很准,也给你打掉一只手。不是讲假话,不是吓人的,我这个老头子做得出。不为别的,因为我有感情,有点同情心。如果一枪打响,我自己要成为反革命的话,我第二枪就指着自己的太阳穴打。去他娘的!省得心里难受……唉!……你们碰到一个好人,碰到他头上,像妈妈一样的人,阿弥陀佛!……你要晓得,陈政委这样的人能活到今天不容易啊!胡连生思想反动,他能够活到今天也不容易啊!今天为什么一定要消灭这九死一生留下来的几个老、弱、病、残!何苦呢?老头子年纪大了,一餐只吃二两米,吃不了多少,你分一点点给他吃就不肯啊?要快点把他整死,反正你是多余的,没有用了,还喜欢碍事,绊手绊脚。是的,讨厌!杀死他算了!……”

  有个坐在最后一排的文工团员轻步走到前面来,在宣传部副部长耳边嘀咕了一句。副部长立刻站起来,向小礼堂门口走去。陈镜泉政委抖动着空袖筒无声地出现在门口,注目看着正在讲话的彭司令员。副部长迎上去,江醉章迎上去,文工团员们都回头向后面看去。彭司令员也发现政委来了,望了一眼,没有打招呼,讲话暂时中断。他又拿起一支烟,在还有一寸长的烟头上接火,借机稍事休息。由于手在发抖,烟和烟头对不到一起,费了很久时间才把烟点着。连续吸了几口都喷出来了,大概是因为烟吸得太多,使口腔苦涩,舌头麻木,做了个难受的表情,像吃了辣椒一样。

  陈政委问副部长说:

  “司令员是什么时候来的?”

  “下午四点。”副部长回答。

  “一来就在这里讲话?”

  “唔,中间没有休息。”

  “吃了饭吗?”

  “还没有呢。”

  陈政委看了看表,说一声:“快七点钟了。”并未同江醉章打招呼,走到会场前面来,早有一个文工团员从办公室搬来一把藤椅放在那里了。

  “吃了饭再讲吧!”政委在藤倚旁边站住,对司令员说,“你自己肚子不饿?”

  司令员不愿意人家打断他的话,他要把憋在心里已有很长时间的愤怨一下子倒出来,半点不留,便没有理会政委的建议,继续滔滔地说下去:

  “就是他,这个一只手的老头子,日本人的炸弹皮本来是飞到他脑壳上来的,正好他卧倒的地方是一个斜坡,身子往前面滑了一下,才救住了脑壳断了这只手。如果不滑那一下,就没有脑壳再戴你们的高帽子了。他现在心脏病很严重,不晓得马克思会在哪一天召见。他一没有野心,二不侵犯别人的利益,党叫他当了这个兵团政委,他就老老实实地当,卖出命来搞工作。他一餐只吃一小碗饭,跟我一样,爱吃点辣椒,别的也没有什么要求。一定要整死他做什么?他这一世吃的苦还不够吗?让他坐一坐汽车,吃点合味的辣椒菜,这就看不过去了?把他那部轿车拿来公用,你们也坐不下呀!顶多能坐四个人,何苦呢?何苦呢?”

  “不要讲这些了。”政委坐在藤椅上插话。

  “好,我不讲你,我讲我自己。我这个人跟他不同,没有他那样的涵养。我是有脾气的,是一个犟人,要不是犟,我也不会搞革命了。你们拿我戴戴高帽子试试,也给我涂点墨水试试看,我身上有枪。”他激动得不可遏制地把小手枪掏出来,往讲台上一放,“这家伙不是进攻武器,是自卫用的,我要自卫了,我就要放,谁碰上谁就倒霉。”

  陈政委见他讲些这样的话,急得坐立不安,想提醒他一句,又当着这么多人不便说,只得反复催促道:

  “吃了饭再讲吧!吃了饭再讲吧!”

  “不,我不吃饭,我肚子饱得很。大家也陪陪我,受点饿肚子的锻炼。军队打起仗来是要经常饿肚子的,餐把饭不吃,小事一桩。我要把话讲完,不讲完心理过不得。”他又回复到原来的话题上去,“不要欺人太甚,逼人太狠,把人逼到死路上了,就会不顾一切的。人在生死关头力气最大,年轻时同敌人拼刺刀,能把刺刀挑弯,把枪托打断,平时你要我挑弯一把刺刀我做不到,只有在那个时候,不是你死就是我死,我身上的劲不知从哪里来的。到了那个时候,去他娘的!拼死一个不亏本,拼死两个,我赚一个。万里长征都走过来了,反正这条命是捡来的,快到六十的人了,死了也值得。兵团司令,我不稀奇,当了好多年了,什么味道我也尝过了。你以为这司令好当,是美差吧?这是一个苦差,苦得很,麻烦得很,还不如解放战争时候当那个骑马的纵队司令好过,硝烟里滚,火光里钻,今天在这里,明天在那里,上下级,同志间,都很亲密,谁也不给谁戴高帽,谁也不夺谁的权,要死就死在敌人的炮火底下,不死就杀得他尸横遍野。我这个人只爱过那样的日子,不爱现在这一套,看起来,我是过时了,是没有用的了。我真想打个报告辞职,去他娘的!九九归原,回家种田去。但是,我辞掉不干,谁来干?要你范司令来干?那我不放心,讲实在的话,我不放心。你们没有打过仗,敌人一来,你们只会瞎搞一气,你的口号喊得再响,敌人也不会吓得跑回去,你大喊砸烂他的狗头,他才不怕哩!还不一定是谁砸烂谁的狗头。我不放心,我们这上千架飞机不能叫你来指挥,也不能叫你们江部长指挥。他只会写文章,写的那文章我看不懂,也不晓得好在哪里。我是一个蛮人,是莽汉,只晓得一些简单道理,只晓得人民要我们守住这块天,我不能把它丢掉。你那个文章能把敌人吓退,我这个司令就让给你当,你吓不退,我就不能让。所以,我不辞职,我要干下去,我明天还要下部队去检查战备。最近一段时间,部队只晓得敲锣打鼓,唱语录歌,放鞭炮欢呼最新指示发表……”

  陈政委在旁边使眼色,彭司令员只顾望着会场讲话,没有注意到。政委又是咳嗽又是弄得藤椅吱吱地响,他仍是没有注意到。最后,从来不吸烟的陈政委站起来走近讲台去拿烟,彭司令员见有一只手伸向他的烟盒,这才注意到了,侧脸一看,是他,觉得奇怪。

  “你怎么也吸起烟来了?”

  “熏一熏,脑壳清醒一点。”他说着,接过彭司令员的半截烟头来点烟,借机背对会场,挤了两下眼睛。

  彭司令员领悟了他的意思,赶快补救说:

  “当然,毛主席发表了最新指示,这是应该欢呼的,敲锣鼓,放鞭炮,唱语录歌,都应该,应该。我不是讲这些要不得,我只是讲,鞭炮要放,高射炮、机关炮也要放一放,过久了不放,会放不响的,炮管里会生锈。我要到部队看看去,明天就去,要同干部、战士商量商量,能不能抽点时间来放放高射炮?我是司令你是兵,职位不同,责任是一致的,都是为人民守住这块天。”他忽然提高声调,“同志,你晓得农民种田好辛苦?你晓得这飞机高射炮是怎么造出来的?你到农村去参加一期抢收抢种,到工厂去看看翻砂工人的劳动吧!我们要对得起他们,口号要喊,事情也要做,战备还要搞。农民顶着黄火大太阳在插田,满以为一个月给你四十五斤米,养活你了,在守卫,不要担心祸从天降,没有想到我这个司令挨斗去了,你那个兵喊口号去了,敌人的飞机把炸弹扔到了农民的背上,他死了还不晓得是怎么死的。你就那样无心肝,不晓得可怜可怜那些老老实实的农民?你我都是一些混世魔王,混账鬼!同志,我告诉你,我不怕你斗,你斗得我只剩一口气了,我还要进指挥所,你要我死,我就死在岗位上。我打了四十年仗,死了无数回,死了又活,活转来又打,打不死的程咬金。你说我犯了错误我就改,说改就改,下回再不那样搞了,你不相信我,我自己相信自己,一定改好。当了四十年共产党,连个错误都改不了吗?那样不争气?那样没有骨头?”他再次提高声调,“同志们,我请你们下部队去走走,排一点鼓舞斗志的好节目,像抢渡庐定桥那时一样,把行军鼓动一搞,部队嗷嗷叫,一天一夜走完二百四十里,饿着肚子打胜仗。去给部队鼓鼓劲吧!把战备搞好,把训练抓起来。我老头子跟着你们一起去,要斗,你们就在路上斗,我不坐专机,也不坐轿车,跟你们一起坐在卡车上,斗起来方便。斗完了,我们跳下汽车就合作,鼓动部队搞练兵……”

  “坚决响应兵团首长的号召——!”

  忽然有人领头喊起口号,司令员一看,是邹燕,她涨红着脸,显得很激动。有些人跟着她喊了,有些人没有反应过来。接着又有人喊:

  “学习老红军的革命传统!”

  “加强战备,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!”

  接二连三地响起了一片口号声。心情复杂的江醉章举手也不好,不举也不好,左右为难地跟着喊声举起一半,口虽张开着,却没有声音。他终于耐不住了,站起身走出礼堂去。一背过脸来,颜色就变得极端难看,牙巴骨咬得紧紧的,眼镜快滑到鼻尖上来了。他急急忙忙走进文工团办公室,有一个值班员坐在那里。

  “去把范子愚喊出来。”他气冲冲地对值班员说。

  值班员应了声“是”,起身欲走,江部长把他叫住,补充说:“告诉他,接电话。”

  “到哪里接电话?”值班员不明白地问。

  “就在这里。”江部长指着未曾响铃的电话机说。

  值班员显然还是没有懂,望望电话,又望望部长,最后终于醒悟了似的,“哦”了一声,走出办公室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