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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将军吟》第三十九章 杀呀!杀呀……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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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一年一度秋风萧瑟,此时在中原,当是万物凋零,寒霜早降了。而南隅这块地方,依旧维持着表面的繁茂,这里没有肃杀吗?不是,这里的肃杀不现形。你去问清道工,他一天要扫多少残叶?他的工作量不比北方的清道工轻。不要看树上还有绿叶,只不过今年该落的可以留到明年落就是了。

  南方和北方的秋风,颜色不同,声音是一样,都是那么杀呀!杀呀!杀呀地响。风声夹带着江醉章尚未发表的一篇文章里的话:“路线斗争就是表现在党内的阶级斗争。混进党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和社会上的牛鬼蛇神勾结在一起,里应外合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发动一次再次的反扑。他们为了壮大自己的力量,不断在培养和扶植新生的反革命分子,打进群众组织内部,冒称革命,大搞反革命。……这场斗争是你死我活的斗争,敌人睡在我们身边,我们不能高枕无优。……动员起来!向阶级敌人发动更加猛烈的进攻!……”这些话是从文工团楼顶上那个高音喇叭里传出来的,乘风碰到对面宿舍的墙上,反弹回来又碰到旁边一座仓库的墙上,再反射出去,不断地碰回,不断地反射:杀呀!杀呀……!

  机关干部们低着头从楼前加快步子匆匆走过。杀呀杀呀的声音在他们头顶飞过来飞过去,人人把帽檐扯得低低的,深怕被忽然削走了。他们都知道这里正在发生着什么,他们目睹了整个冗长的戏剧。一会儿是喜剧,一会儿是闹剧,一会儿是恶作剧,当前又在演悲剧。在头几幕里扮演英雄的人现在变成囚徒了,监禁他的囚房就在楼下,窗口正对着来往的行人。头几天有人扭头看看,现在不看了,他并不是讨人喜爱的人,很难得到别人同情。因为他过去的壮举在人们心里留下了难忘的印象,全是一些不可一世的派头,蛮不讲理的态度,武断冲撞的语言,头上长角的形象,见人就顶的脾气,造孽多端的历史……不少人觉得这样也好,军营里可以恢复平静;而同时又不停地听到“杀呀!进攻!杀呀!进攻!”不知会不会有一天轮到自己。所以最好是低头走路,把帽子戴稳一点,多注意自己的安全。

  新近衰败的革命家范子愚一脸颓丧默默无声地坐在写字台前,透过纱窗望着外面来来往往的行人,走过去一个,又走过去一个,又走过去一个……他感到所有这些人都是行尸,全无情性和感觉。但他羡慕他们还能自由地行走,比较起来,自己连行尸都不如,是一具坐尸。他忌恨自由来往的人们,眼睛翻白地盯着他们,一分钟,两分钟,五分钟,十分钟,人们在他视线圈里模模糊糊地晃过去。后来他疲倦了,躺到床上去,十指交叉将两只手压在后脑勺下面,闭了一会儿眼睛,然后睁开,望着天花板。这座大楼年岁已久了,天花板变了颜色;又不是均匀变过来的,有些地方变了,有些地方不变,于是成了一片花斑。他从花斑点点的天花板上发现了艺术,是最奇妙的印象派画家的作品,形象不准确,具有可变性,还有许多不易理解的线条、斑点和色块。这艺术启发了人们丰富的想象力。范子愚偶然从一个角上发现了类似斗争大会的场面;接着,整块天花板便成了斗争大会集锦,到处是拳头,高挽着袖子的手臂。到处是挨斗的对象,躬着身子,挂着黑牌,架飞机,打翻在地,再踏上一只脚,有的踏上好几只脚。他从这些艺术品中看见了自己,原来是挥舞着拳头,后来是被别人用脚踩住。自从联合宣传队进驻文工团以来,他已多次经历山崩地裂的斗争会了,每次都是架着飞机去,架着飞机送回来。这时候肩关节还在痛,头皮也好像脱离头盖骨了——是被揪的。他体会到架飞机的滋味很不好受,非但肉体要承受痛苦,而且人格遭受了极大的侮辱。任何一个仪表堂堂的人,被这么一架一揪,就会立刻变得十分狼狈、丑陋、面无人色。每次被架上斗争台时,在恐惧、痛苦、委屈、悲哀的复杂心情的间隙里,还隐约夹带着一种这样的奇怪心理:“邹燕在不在会场上?她看到我这个丑样子会不会与我离婚?幸好结婚了,有孩子了,要不然,再也别想找到女朋友。”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是最好的教育其人之法。范子愚受了这一段教育,心地变得非常善良了,他由自己联想到别人,将心比心才知道别人的痛苦。于是,在怜悯自己之余,也怜悯着被他斗过的那些人,包括彭其、胡连生、陈政委乃至最可痛恨的保皇狗。他们那些人当时是怎样活过来的呢?他们被斗时想了些什么?也想到了老婆离婚的问题吗?他们有没有使肩关节不痛的诀窍?他们所受的痛苦更沉重啊!因为那时正是武斗吃香的时候,现在已经收敛多了。每一个乐极生悲的人都要后悔,新近衰败的革命家范子愚也后悔了。最先后悔的就是关于武斗,架飞机,踏上一只脚。其实这些斗争形式并不是他首创的,但他同样受到一种创造了罪孽的良心责备的痛苦,后悔着不该搬起石头最后砸在自己脚上。

  他住进这间囚房已有一个多月了,刚进来时并不以为然。反复回忆自己造反以来的全部经历,想来想去以今天的标准是功大于过,功过抵消还有结余,应该得到某种酬谢。却为什么只记过不记功呢?他不相信毛主席会同意这样做,凭着运动初期的经验,料想这又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,毛主席会要打救革命功臣的。因而他并不怎么怕,甚至预见了保卫部长和联合宣传队的人明天将要倒霉。要他写检查材料他不写,问他为什么不写,他说:“没有什么可写。”于是,又架了一次飞机,接着架了好几次飞机。架飞机是不好受的,他决定采取战略退却,以保存有生力量,伺机反攻。他开始写了,而且写得很多,把所有经历过的事都写上去。不加分析,不戴帽子,像写造反日记一样客观地将事实记录下来。这当然是不符合要求的,为了这,又架了两次飞机。他的态度再次硬起来,因为飞机架惯了,肩关节也锻炼得可以了,搞来搞去,不过如此而已,可怕的变得不可怕了。

  与此同时,联合宣传队组织了少数积极分子对范子愚家里进行了一次突然袭击。就像以前查抄方鲁的家一样,不过要比那次查抄仔细一百倍。铺盖卷起来了,被子都拆开看了,小孩用过的尿片撕开了,衣柜的木板缝里用竹签通遍了。至于书籍、废纸和笔记本,不管是范子愚的还是邹燕的,所能见到者全部收集起来,用木箱装上,贴好封条,送到保卫部待查。其实负责翻查那些东西的人也并不是保卫部的人,而是刘絮云。为了那些东西,刘絮云关在一间不许外人进去的临时保密室里整整工作一了半个月,但她要查的那个叛徒交代材料并未能找到。

  想找的没有找到,意外地发现了一样有用的东西。在一块写着电话号码的小纸片的反面有几个这样的字:上而横摆着“打倒”二字,下面竖写着“文化大革命的旗手”。“打倒”的“倒”字右侧还有一个“彭”字的左半边,刘絮云认为这个半边“彭”字是多余的,便把它裁去了,剩下的字正好勉强拼成了一条反动标语。所以说是勉强,是因为上面二字横排着,下面的字竖排着。横竖是不要紧的,只要那些字拼凑起来能得出需要的意义就行了。于是,拍成照片,放成原样大小,复制好几张,拿一块小黑板将照片钉上,把发现过程写上。

  又要架飞机了。这一回来势特别凶猛,有点类似在植物研究所斗彭其的情况。与会的群众是真正的愤怒了,因为他们看见了照片,感觉范子愚欺骗了他们,就由于他,使所有造反群众戴上了受蒙蔽的帽子。范子愚被架到会场时,“坚决镇压现行反革命分子”的口号声如雷劈顶。人们跳起来了,冲上来了,小礼堂的屋顶几乎被声浪掀开了。

  “范子愚,这是你写的字吗?”有人把小黑板摆在范子愚面前。

  “这……”范子愚一看,哑了。

  “说!”

  “我……我……”

  “说!”

  “字……字……是我写的。”

  “好啦!铁证如山,供认不讳。把现行反革命分子范子愚押下去!”

  “不!不!不……”范子愚说不清话了,只好大哭起来。

  “坚决镇压反革命!”

  口号声严严地压住了哭声,谁也听不清他在哭。

  这次斗争会时间最短、前后加起来不过十分钟,就像在梦中踢着一块石头,短促地惊醒了一下。十分钟的斗争会对范子愚来说应该是不值一提的了,但正是这十分钟的斗争会改变了他全部思维活动和整个精神状态,在大声嚎哭中几乎撞到墙上把头碰碎了,幸而有人拖住。谁知道那几个字是在什么时候、什么条件下写的呢?闲着没事就喜欢拿支笔这里画画,那里画画,鬼知道画了些什么!心里可从来没有想过要写条这样的反动标语,为了什么?达到什么目的呢?实在是没有道理,是魔鬼缠身,是天要降灾于你。阶级斗争是冷酷无情的,想解释,想求饶,都是没有用的。联合宣传队已命令他把书写反动标语的动机、思想活动和阶级根源写出来,这回可不敢再硬了,再硬就要带手铐了,只能来一个认罪态度较好,争取宽大处理了。自从反动标语被揭发以后,联合宣传队再一次发动群众检举反革命分子范子愚平常的反动言行,又出现了一个大字报和小字报的高潮。凡是可以公开张贴的就写成大字报,内容特别反动或牵涉旁人的就写成小字报。邹燕没有办法,只好又把文化大革命初期揭发过的关于范子愚说“政治政治,不正也不直”的话重新抄成大字报,贴出来搪塞。经过将近两年的造反,在“现在这年头,谁也管不了谁”的条件下,范子愚的反动言论还能少得了?一个晚上就贴满了小礼堂。其实,最要命的内容还不在大字报上,而在不予公开的小字报上。如有一张小字报揭发范子愚“恶毒诬蔑江青同志……原夫……电影……某某某……怎么怎么……”这一条可要了范子愚的命,跟原来已经查出来的反动标语联系在一起,他的反革命罪行已不是孤立的,而是有内在思想联系的了。

  罪该万死的范子愚真正害怕了,开始认真考虑老婆将跟谁去,孩子的出身成分填什么的问题了。这不仅是个人的生死关头,而且将决定子孙后代的命运,他不敢再抱侥幸心理,决心想一切办法来解除危难。他日不食,夜不眠,面容憔悴,身体瘦得不成样了。

  有一天,他提出要回家刮刮胡子,经两个看守人开恩,陪同他回到家里。他一进门就寻找自己的孩子。孩子在幼儿园,他要邹燕马上去抱回来。他颤颤抖抖打开一个抽屉,发现东西都不在原来的地方,知道是抄家了。找了半天才把刮胡刀找到,在脸上横一下,竖一下,没有条理地胡乱刮了老半天才把胡子刮净。

  邹燕把四岁的孩子抱回来了,范子愚扔掉手里的东西,扑向门口,接过孩子来紧紧地搂在怀里,一边亲,一边把眼泪揩在孩子的脸蛋上。孩子不知发生了什么事,害怕起来,哭着要妈妈抱,妈妈也在流泪,并已泣不成声。两个看守人心肠软下来,没有硬催范子愚快走。范子愚打开柜子这里寻那里找,找出了小半瓶桔子汁。他让孩子坐在自己腿上,用小汤匙一勺一勺喂给他吃。一边喂,一边掉泪,拿汤匙的手激烈抖动着,不能控制。由于手在抖,桔子汁滴了一些在孩子的身上,他又用湿毛巾仔仔细细擦干净。小半瓶桔子汁全部喂完了,放下瓶子又亲孩子的脸,还叫孩子不停地叫爸爸,叫了几十声还要叫。孩子的衣服有一粒纽扣开了,他给他扣好;孩子的小腿被蚊子咬了一个小疙瘩,他用手指蘸着自己的口水给他擦了又擦,摸了又摸……

  怎么办呢?总不能让你就偎着妻儿不走了,你还得到你的囚房去。看守人在催了,不能再磨时间了,他又把孩子亲了一轮,紧紧搂着,抱去送给邹燕。邹燕接过孩子,望着丈夫,丈夫也望着妻子,泪如雨下,心如刀纹,谁也没有做声。望着望着,互相都望不见了,只剩一个泪影,转脸离开。出门时,范子愚回头喊了一声:“再见了!”

  当晚,邹燕写了一张醒目的大字报贴在礼堂大门正中处。标题是:“警惕反革命分子范子愚玩弄自杀阴谋”;下面的内容便是他回家刮胡子的一系列反常表现。那位以“大老粗”为荣的最革命的排长最先看到这张大字报,不屑地用鼻子哼了一下说:“自杀?知识分子就爱犯这些毛病。自杀了活该,自绝于人民。”

  过了几天,自杀事件并没有发生,人们也就不特别注意了。就在这时,范子愚采取了行动。上次回家刮胡子的时候,他趁人不防将一块刀片装进衣兜里了,拿回囚房以后,又转移藏到《毛主席语录》的塑料封面夹层里。这天天将亮的时候,他趁两个看守人坐在走廊上聊天,门又正好关着的好时机,偷偷从床上爬起来,将被子伪装成仍像有人睡着的样子;拿出刀片来,将纱窗一格的左、下、右三方划开,从窗格里钻了出去。

  他决定,是死是活就在此一举了。首先去找江醉章,想用叛徒一案威胁讨好双管齐下,看能不能有点效果,使他出面周旋,将大事化小,小事化了。如若不成便再不回来了,投河、卧轨、悬梁,自杀的方法有的是。连绝命书都已写好装在身上准备着。他跑到高干招待所,正好有人开门,因不认识范子愚,只听他说有急事要找江主任,便放他进去了。

  江主任听见有人这么早来敲他的门,满不高兴,磨了半天才穿好衣服,趿拉趿拉走出来。把门一拉,他大吃一惊,心里咒骂道:“这具死尸怎么跑来了?”

  范子愚还像过去一样,行了礼,不等允许便挤进门来坐在沙发上。

  “你怎么到这里来了?”江主任脸色不悦地问。

  “我要找主任谈谈。”

  “你们文工团不是正在搞运动吗?擅自偷跑出来,这不对呀!”

  “没有办法,我多次提出要见江主任,他们都不肯,只好这样做了。”

  “他们知道你到这里来了吗?”

  “当然不知道。”

  “要告诉他们一下,免得人家着急呀!”江醉章说着,顺手拿起了电话。

  范子愚机敏地走过去按住电话机说:

  “主任,等一下,我要说的话不长,但不能有外人干扰,您听我说完了再打电话吧!”

  江醉章只得将电话放下。

  “你要说什么?”他问。

  “汇报一件小事。”

  “什么事?”

  “我在北京遇见一件怪事。”

  江醉章暗暗吃惊,知道他要讲叛徒的事了,全力以赴做好应付的准备。

  “我在北京一所大学里住了两天,”范子愚密切注视着江醉章的表情说,“看到一个叛徒的交代材料,里面提到您的名字。”

  “讲什么?”

  “说同他一起写悔过书的一共是三个人,其中一个就叫江醉章。”

  “胡说!”江醉章暴跳起来,“我根本不认识什么北京哪个大学里的人,我历史上从来没有被捕过。”

  “那上面说,被捕的地方是在上海,当时是为了搞学生运动。本来抓了五个人,只有三个人写了悔过书,这三个人目前都活着。”范子愚不慌不忙地说。

  “同名同姓的多得很,谁知那个江醉章是谁。”尽管他气壮如牛,而语气总是硬不起来,“你可不要乱讲,扰乱了阵线你要负责的,这关系到严肃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。”

  “就是啊!”范子愚转变口气说,“我当时就想,这个叛徒江醉章肯定不是我们的江主任。但是,为了把这个情况告诉您,免得将来一旦误会到您头上来了,您一点思想准备也没有,我所以把有关的部分抄了回来。”

  “拿给我看看。”

  “您听我说呀,”范子愚胸有成竹地接连说下去,“我从北京回来以后,非常谨慎,守口如瓶,对任何人都不露一字。早就想把那个东西交给您看看,但没有机会单独见到您的面。有时在路上遇见了,我那个东西又不在身上;而且,路上也不便谈这些事。跟您约过两回,您总说工作很忙,没有时间,所以一直搁下了。前一段,我预感到文工团要整风了,我是头头,有可能挨整,并且可能要抄家。为了不让那个东西落到别人手里去,引来不必要的麻烦,我偷偷把它背下来记在心里,抄来的材料一把火烧了。”

  “是烧了吗?”

  “烧了。”

  “那就算了,不要再提起它,完全是同名同姓的误会。”

  “我知道,决不会胡说八道的。”

  “你要跟我讲的就这个事吗?”江醉章看看表。

  “还有。”

  “快讲吧!他们会到处找你的。”

  “我说。”范子愚稍微思考了一下,“主任,现在他们给我加的罪名您知道吗?”

  “我不了解,他们没有向我汇报。”

  “简单地说是这样:一条是所谓书写反动标语,那是牵强附会扯到一起的;另一条是有一个人揭发我,说我议论过江青同志的私生活。这一条完全是假的,我根本不知道江青同志的个人历史,连半个字都没有听说过。那个揭发的同志肯定是记错了人。主任,我现在背着冤枉,有话不许我说,我是不甘心的呀!我想请主任跟联合宣传队说说,让他们实事求是一点,您看行吗?”

  “这……”江醉章紧急思谋着对策,“这个联合宣传队不是我们政治部派的,运动直接由兵团党委领导,我虽然是一个常委,只怕人家还是要听陈政委的呀!”

  “主任,”范子愚好像并不着急的样子,从从容容地说,“身上背着冤枉的人,晚上连睡觉都睡不好,尽做恶梦,都是奇奇怪怪的。你看怪不怪,昨天晚上我做了一个这样的梦:梦见我跟一个好朋友同路走,走着走着来到一条河边上。河里水流很急,往下一看,眼都花了。河上面只有一根独木桥,我那个朋友说不要两个人一起走,他先过去,我后过去。他因为怕不小心掉下河去把命送了,就把命交给我给他拿着。后来他过去了,一过去就回头把独木桥拆了,还要我把命扔给他。我正准备扔,旁边不知怎么突然跑来一个老头子,张着大嘴像要吃人的样子,对着我大喊:‘蠢猪!他过河拆桥,你抓着他的命还要扔给他。快给我吧!扔到我嘴里来,我一口就把他结果了。’我当然不愿意背叛朋友,就跟那老头子打起来,打着打着就打醒了。一醒,我就到您这儿来了。您看怪不怪,简直跟神话一样。”

  “怪,怪,真怪。”江醉章很不自然地随口应付着。

  “主任,”范子愚再一次提出,“既然是宣传队听陈政委的,那您就把真实情况向陈政委反映反映吧!别让我冤枉到死啊!”

  “呃……这样,”江醉章态度和蔼地说,“你这个情况……当然……要实事求是。这样好吗?我把邬中同志找来,你当着我和他的面把真实情况详细讲清楚,让邬中同志记一记,他是党委办主任,上传下达的工作是该由他做。到时候我跟他两个先后去找陈政委谈,两个人谈的情况一样,作用要大一些。你看这样好不好?”

  范子愚想了一下,看不出这里面有什么阴谋,便同意了。

  江醉章拿起电话拨了一个号码说:“是邬中同志吗?……哦!我是江醉章,我想请你到我这里来一下。……范子愚天不亮就一个人跑到我这里来了,谈起他背了冤枉,我认为他那些情况值得重视。他们文工团连门都不让他出,还要偷跑出来才能见到我,你看这像话吗?所以请来一下,越快越好,行吗?……哦,哦,好,我等着,在二○九号。”他放下电话,对范子愚说,“他就来了,你等一等。”说完便走进盥洗室去洗脸。

  范子愚没有任何表情地呆坐着,好像江醉章的命果真操在他手上,正在静等他付出代价将命索回去。

  江醉章洗漱完毕,穿上皮鞋,问范子愚说:

  “你是没有吃早餐的吧?”

  “没有。”

  “我去跟服务台讲一声,让他们多送一份早餐来。哦,不,还有邬中,他肯定也没有吃饭。”江醉章说着,懒洋洋地走了出去,并将房门带上。

  范子愚仍旧坐着静等,等着等着,心情不安了:“为什么邬中还不来呢?从他家里到这个地方并不很远,就算他需要洗漱也用不了这么长时间哪!是不是吃饭去了?不会吧?这里有急事,他是军人,不会那样拖拉的;况且江醉章在电话里讲了越快越好,他应该来了。江醉章呢?他只到服务台说一声,怎么去了这么久?有鬼!有鬼!”范子愚一下子变得十分紧张,身上战栗起来。因为他很清楚,如果这一着失败,他立刻就得去死,不能让别人抓回文工团去。“看来没有希望了,上当了!上当了!完了!”他从心里发出了几声绝望的悲呼,僵硬地站起来,脸色惨白,目光无神,突然一转身,扑向房门,准备拉开门向死亡奔去。正在这时,门响了。

  “笃笃!”

  范子愚刹住脚步,发愣地听着。

  “笃笃笃!”

  他战战兢兢地往后退缩。

  “笃笃笃笃!”

  他往前走了一步,想开门,又迟疑不前。

  “笃笃!笃笃笃!笃笃笃……!”

  他终于拿定了主意,走去把门闩拧开。

  嘭!门被推得撞在墙上,外面站着凶神恶煞似的“大老粗”排长,后面跟上来一大群人,像饿鹰扑鸡,立刻将范子愚打翻在地,用脚踏上,掏出一根绳子,把他当作死刑罪犯五花大绑起来,拼命地用劲,咬牙切齿地扯紧再扯紧。只听见范子愚一声声发出惨叫,同时有拳头和皮鞋踢打的声音。

  他被拖回文工团去。小礼堂早就坐满了人,一个个发出狂暴的嘶叫,谁也不敢把嗓子控制一点。接着举行的不是什么斗争会,而是一场踢打会。其中最卖劲的是与他观点不同的人和平时有隙未能弥合的人,还有一种是领受了特别旨意的人。谁也不敢制止,谁也不能抵挡一下。邹燕则根本不在场。斗争很快就完了,但踢打还没有结束。当把他拖回原来那间囚房以后,两个因失职而挨了恶骂的看守人憋不住火了,也冲上来给了几拳头,然后提起他往床上一扔,像扔下一个大冬瓜,声音不脆,无弹性。

  他不动了,早就不曾喊叫了,有人担心他已经死去或快要死去,忙把捆绑他的绳子解开。解了绳子还是不动,有人伸手在他鼻孔外面探了探,摇头证实还没有死。

  人们松了一口气,抬起头来,无意中看见墙上有一条过去范子愚亲笔写下的标语:“用生命和鲜血捍卫毛主席!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