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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啊!上海男人》第5节 上海的一日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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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我以为我与上海相识是近两年的事;在此之前,我与这个城市没有任何关联。

    直到我去龙华看古寺,在一个秋天的午后。古寺旁据说是烈士公墓,我从偏门进去。庭园空荡寂静,新植的小树在风里簌簌作响。淡淡的晚午阳光射在石壁上,使石壁上的刻字泛着一层红晕。

    蓦然看见柔石和胡也频几个人的名字,我怔怔然停下脚步。龙华?我难道没听过“龙华”的名字吗?

    1975年我留学美国。在图书馆里偶然读到一本美国学者关于龙华事件的著作;那是我第一次接触到不受国民党控制的文字,但是也只需要那么一次,国民党在我身上所灌输的整套政治神话系统全部崩溃。二十三岁的我,在台湾严格的思想管制中长大,对左翼文学和历史还没有任何理解,但是龙华事件对我所揭露的,一方面是国民党对异议文人迫害之残酷,一方面是国民党对我这知识青年的有计划的欺骗——我在台湾可不曾读过这段血淋淋的历史。那也是一个秋天的午后,我合起书本望向窗外,窗外白杨树的叶子在风中千千万片翻动,片片金黄耀眼,映着北美蓝得深邃的天空。我,再也不相信。

    十年后,我回台湾写《野火集》。人们问我的政治“觉醒”始于何时何地,我想想,说,“在美国,1975。”但我真正想说的是,“在龙华,1931。”

    可是龙华在我脑中一直是一个历史事件的名字,从来不曾想过那是一个具体的地方,在中国地图上有一个角落。直到1997年的秋天,午后阳光暂时停格在一方冷然无声的石壁上,漫步来看龙华古寺的我仿佛大梦初醒:啊,这个龙华,就是那个龙华。

    原来我的政治启蒙,始自上海。

    那个安静得只有风声的墓园,那片夕阳斜照的石壁,其实一直在那儿,等着我逐渐走近,最后发现于一刹那。生命里隐藏着脉络,脉络浮现了,你才知道,许多以为是偶然的东西,背后竟深埋着千丝万缕的因缘。

    我不断撞见那深埋的因缘脉络,譬如认识了音乐学院的陈钢。傍着一架钢琴,我问他是否知道30年代一首老歌叫《永远的微笑》:

    “我不能够给谁夺走仅有的春光/我不能够让谁吹熄心中的太阳/心上的人儿/你不要悲伤/愿你的微笑/永远那样”

    那是我母亲爱唱的歌。当我只有两个酱油瓶那么高,拉着她裙角跟她上菜场时,她唱这支歌;到现在她白发苍苍我得牵着她的手带她过马路了,她仍旧唱这支歌,唱的时候眼睛闪着我所熟悉的年轻的光芒。这样的一支歌,随时随地可以勾出我的眼泪来,它使我想起母亲的垂垂老矣,更想起那留不住的栀子花香少年时。

    陈钢两手搭上琴键,音乐像雨点打进池塘一样淌开。他说:“当然知道,这是当年我父亲写给我母亲的曲子。”

    他低着头弹琴。我难以知道他心情的流动,但是钢琴声使我晕眩,如立深渊边缘:一支歌,像一条河,也有它的流域。乘着歌声的翅膀,飞越海峡,穿过半个世纪的冉冉光阴、穿过深不可测的历史漩涡,我竟然来到这支歌涌动的源头,在上海一架钢琴边。

    于是我知道,我会认识上海而走近上海大概不是一件偶然的事,就好像我走向龙华的脚步,廿年前就已开始。每个城市有它的履历。这个城市,处在古老的泥土上却面对着大江大海,永远有豁出去的气魄;这个城市,挟着西洋的骨架却又紧紧系着中国的胸怀;这个城市,时时赶着现代的步伐但怎么迈出也总带着传统的负重。我爱上这个城市,难道不是因为我们的履历如此相像?

    而上海会接纳我这域外游子,又何尝只是偶然?在20世纪的中国文学史中,这个城市一直是个百川不拒的浩浩大海,吸引了无数出类拔萃的文人墨客也包容了无数消沉潦倒的革命志士。哪一天我在西区哪个里弄里租下一个“亭子间”开始过起日子来,也是再自然不过的事。上海的美好,就在它气度的开阔,开阔中蕴藏着无限的可能、疯狂的梦想的可能。

    所以我对上海有着憧憬。30年代末,在《上海的一日》大征文中,文化人曾经有过种种梦想,我憧憬中“上海的一日”大概是这个样子:

    就说是某一年的2月26日吧!这一天的上海晴间多云但无雨。梧桐已纷纷抽出新叶,空气里有春天的气息。人行道上卖花摊子不少,摊子边有卖乐的艺人,也许拉着二胡,也许是小提琴。行人走过,听一阵,丢下几块钱。

    这一天,有上千个外国学者在大学里讲课,有更多的外国研究生在这里求学。外国作家在和上海作家交谈,外国画家在画廊里看画,外国音乐家在演奏厅里表演,也有外国人在这里开各种各样的餐馆小吃。街上走着各色人种,黑人白人印第安人,而他们也自觉是这个城市的一分子。

    这一天,有好几场新书发布会,来自各地的作家与读者见面。这一天,上海有两百场演讲在进行,从绣花到烹饪,从庄子的和谐观到韦伯的基督教伦理,从同性恋文学到死亡学的探讨,不同的题目吸引不同的观众。同时,几十家剧场在演戏:地方戏曲、现代话剧、实验新剧、日本能剧、希腊悲剧……

    这一天,大大小小的沙龙里挤满了人;文艺青年在朗诵他半生不熟但绝对前卫的诗,半裸的观念艺术家在宣传他警世骇俗的构想,即将成名的哲学家在高谈阔论尼采“一切价值的重估”。这一天,好几个创新的杂志正在排版,两个对抗的先锋艺术宣言正要落稿,一本即将震惊文坛的诗集正在签约,一篇科学论文马上要改变世界。

    这一天,一场公开举行的政治辩论使教育会堂附近的交通完全堵塞。这一天,某个报纸的社论抨击时事尖锐凶猛,编辑室电话响到半夜。

    这一天,有几个作家得了奖,他们的《得奖感言》刊在报纸上。他们很高兴,虽然知道那页报纸马上会被拿去包油条或鞋子。

    这一天,我从里弄出来,在巷口“永和豆浆”买了个粢饭团——包了肉松榨菜的,边走边吃。晃到福州路,走进一家七层楼的书店,那书店门楣上有个木牌,上面刻着漂亮的草书:“我思,故我在。”我嘛,就在那牌子下等着。

    (原载1998年2月26日《文汇报·笔会》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