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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风声鹤唳》第八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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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第二天早上他们起得很早,在庙门口聚集。向导和两头驴子已站在庙墙下。军官和老彭说话,梅玲和玉梅走出来,玉梅一手提她的行李,一手拿自己的铺盖,他们看到梅玲戴着毛边帽,耳罩低严在双耳后面,不觉笑出声来,她没有化妆,但是皮肤仍然很光滑,整个人看起来就像小孩穿大人的衣服似的,灰棉袍男女通用,但是她丰满的臀部一看就知道是女人,尤其她又站得直挺挺的。
  “我看起来如何?”她微笑着问大家。
  “像富家的儿子么?”老彭说,“我想你可以混得过去。”
  玉梅忙着把东西放在一头驴背上,她的臂腿都属于乡下劳动妇女的一型,结实、黝黑而坚硬,她帮忙用绳子捆行李,动作也很快。
  军官向老彭指引道路:“走山路到夏宫的寿山,别往城市走,一直向东,在大学附近穿过铁路,在码头镇过夜,离开夏宫后,一路都是平地,很好走,这段路日本人不多。但是一靠近河西务,就要小心些了。向导会带你去见我们的同志。但是你必须一路和我们自己人在一起。”然后他要向导带回河西务同志的口信。“如果是急信,就接力传回来。”他又说。
  “什么接力?”老彭问道。
  “我们有一套完整的信差系统。一件消息可在二十四小时内传到五十里,一根特殊的棍子会随口信送出,指明消息应该在某时刻到达某一地点,通常都做得到,村民自动逐城传过去。”
  现在一切都准备好了,大家扶梅玲爬到那头没有装货的驴背上。老彭和玉梅走路,后者带了一个小布包,里面装着她的衣服和梳子,除了破旧的被褥,这是她唯一的财产了。
  他们开始走下了石阶。驴子在路滑的石道上挑路走。梅玲觉得驴背扭来扭去,有些害怕,身子愈来愈往前倾,最后整个人趴在驴的双肩上。
  “喔,我要摔下来了。”她大叫说。
  她穿了腿鞘,不过现在她腿露了出来。
  “石头路上驴子不会滑跤的,”老彭说,“不过你得往后坐——并且要把身子遮好。”
  梅玲很不好意思,小心翼翼把棉袍遮好。
  道路一山连一山,放眼望去尽是高大的山脊,驴夫照例是最好的伙伴,他们快快活活聊天,又能对一切玩笑置之,他们的事业就是赶驴子,赚一顿饱饭,到达某一个目的地,接受来临的一切,晴雨不改。他们的肌肉和驴腿一样走惯了山路,像岩石一样的健康、坚硬而黝黑,也像一切靠阳光和空气滋长万物,充满了生机。刮伤或瘀伤会自然痊愈。他们随驴子前进,足尖开展,稳稳地踏在岩石上。他们的生活像西山一样贫穷,忧虑也不比山中的树木多。
  “西山很大。”梅玲惊叹说。她在平地生长,只见过孤零零的小山。
  “你以前没见过大山吗,姑娘?”驴夫问她。
  “没有。”
  驴夫和向导不觉嘻嘻笑起来。
  “你见过大山吗,玉梅?”梅玲问道。
  “还有更大的,在长城附近。”
  玉梅和驴夫一样,现在正得其所哉。她开始把梅玲当做新潮派的女学生之一,那些人的言语态度她都无法了解,但是第一次携手散步后,她发现梅玲比较像她以前见过的太太小姐们。她羡慕梅玲的毯子、手提箱、梳子和精巧的玩意儿,现在她以身边的行李为荣,也以东西的主人为荣。她在驴子身旁疾行,专心看护行李,不让东西滑下来,挂在驴子身旁的橘红色黑条毯子似乎深深迷住了她。梅玲看到她沉默又羡慕地注视着那条毯子,不时用手轻摸两下,喃喃自语一番。充满砂砾和岩石的路似乎一点也难不住她。她以自在、快活的步子行进,又快又稳,不断就近和驴夫讲话。以乡下姑娘来说,她不算难看,只是牙齿没长好,不能完全被嘴唇包住。她的头发梳成一个旧式的圆髻。梅玲骑着驴,想到她的情况,就问她:“你能跟得上吗?”“这不算什么,”玉梅答道,“如果有扁担,我还能扛行李哩。在军中我得背铺盖走。”然后她开始聊起来。“小姐,我是乡下女孩,我不懂庙里的那些女学生。我叫李小姐‘小姐’,她很生气,不准我这样叫。你不介意吧?”
  “不介意。”
  “我能了解你,但不能了解她们。她们讲的简直像外国话。我说‘老婆’她们都笑我,我问她们该怎么说,她们说一个人的太太要称为‘妻’。我说我从来没听过,她们说是我不识字的关系。我说‘老婆’有什么不对,她们说这样是瞧不起女人。我说‘太太’呢,她们说的我根本听不懂,一直说我‘封建’。‘封建’是什么?”
  梅玲无法向她说明“封”就是“潘国制度”,只说是“保守”或“老派”。
  “那她们为什么不说‘老派’呢?郑大哥和他太太在那儿的时候,我叫他郑大哥,叫他太太郑大嫂,她们说我不应这样叫,要叫他‘同志’。我不明白我们农家的话有什么不对。大家都是叔叔、婶婶、大哥、大嫂——全世界都像一家人。郑大嫂走后,我就没有一个人可谈了。我是听你叫那位先生‘彭大叔’,我才敢叫你‘小姐’。”
  “你知道,”后面的驴夫表示意见说,“现在他们叫年轻的女孩子‘先生’。连女人也可以叫‘先生’了。”
  “我就这么说嘛,”玉梅又说,“我说女孩子‘出嫁’,她们说这样也不对。我说‘杯子破了’,她们说‘杯子被人打破了’。我说杯子破了就是破了嘛,她们说了一些我不懂的话,又说外国人对‘破了’和‘被人打破’分得很清楚,我生气了,就说我何必管外国人说什么呢!我一辈子都说‘杯子破了’,如果她们不喜欢中国话,她们可以不说。我再也不敢和她们说中国话了。”老彭很感兴趣,就问她:“她们教你‘出嫁’要改用什么?”
  “李小姐说,我应该说‘结婚’。我问她理由,她说现在男女平等,我说‘出嫁’就表示男女不平等,是女人嫁出去,我应该说‘结婚’,表示男女结合。她们之间和我老是谈‘女权’,‘女权’是什么?”
  “女人的权利——和男人平等。”梅玲解释说。
  “她们也这样告诉我,我以为‘拳’是‘拳头’哩,我就说:在乡下,你不必谈起女人的拳头。我们乡下女人的拳头向来很大,可决定我们和男人不平等。”
  听到这句话,大家都笑了,包括向导和驴夫,笑得最厉害的是老彭和梅玲。
  “你和她们在一起多久了?没来这儿之前你在什么地方?”梅玲问她。
  “我们一直跟游击队走,三周前我叔叔才跟孙将军的志愿兵到南部去打仗。我替士兵烧饭、缝衣服。”
  “其他女人也跟你在一起?”
  “那可不?谁还有家,女人既不能留在村子里,而没有女人也就不成家了。日本人一来,女人就先走。如果日本人过去了,男人就来叫女人回家,如果日本兵把家烧了,男人就来参加女人的行列。”
  “你是说难民还是讲游击队?”
  “没有不同啦,”玉梅说,“难民和游击队都是被逐出家园的人,如果他们能打仗,就算游击队。他们不想走远,谁不想重返自己的田园呢?有办法的人用武力保卫家乡,妇女和老人都跟他们走,等他们必须逃命,他们就变成难民了……我们怎能生活在如此般的世界里?如果他们回来了,往往发现家园被烧,牛、鸡、猪全不见了,只有老狗还在。我们经过昌平的时候,看见路上布满鸡毛、鸡爪和鸡头,不小心还会踩到内脏。还有家畜的尸体、猪脚、羊头,有一次我看到一头牛的头部和肩膀——真怕人——血肉都发臭了。日本人吃不下整只家畜,就丢在路上——简直滥杀滥糟蹋嘛。如果肉还没臭,是好肉,我们会切下来煮。你想我们乡下人的感受?那是我们的鸡、猪,他们不是——偷我们的吗?有些农夫被迫将未熟的谷物割下来,因为田里是藏枪手的好地方,然后等他们毁了作物,日本兵就把他们枪杀。喔!如果我们活不下去,谁不加入游击队呢?”
  “嗬!”有一个驴夫说,“由这儿到天津,整个乡下都充满我们的自卫团体——我不知道有几万人。有些团体比较大,像孙殿英的游击队,裘奶奶的组织和八路军——这些装备比较好。还有些留在村子里,有枪的人就拿枪出来当义勇兵。现在谁不恨日本人?嗒——嗒嗒!”他鞭打着毛驴。
  现在他们走出一个山头,再度能够看到北平的原野和城墙。天上云层密布,不过远处的城市那一边却有太阳照耀着。他们看到五里外的夏宫,还有一道绿水环绕着柳树间的乡村。远处的北平像一座公园,盖满翠绿、姹紫和金黄的颜色,宫殿和塔楼的屋顶也在阳光下闪闪发光。
  梅玲跳下来看手表,才十点钟。玉梅由驴背上拿出自己的被褥,铺在一块岩石上,对老彭和梅玲说:“老爷、小姐,你们若不嫌脏,就坐在这上面。对你们来说石头是太硬了。”
  “我们没关系。”老彭说。
  玉梅失望地收起被褥。
  “看那边,”老彭指着城市说,“发光的圆屋顶,那就是天坛。”
  梅玲静坐着,睁大眼睛看远方。她这样坐了几分钟,直到向导来叫大家出发。
  老彭扶她起来,平静地说:“博雅没事啦。”
  梅玲抬眼看他,为他已看透自己的心事而发窘。
  他们下山后,路很好走,只在通清华的林荫道上看见几个傀儡警察。他们吃了一顿麦饼和面条当午餐,就横过铁路,向通州的方向走。梅玲不时跳下驴背,改用步行。他们来到码头镇一家农舍停下时,天已经黑了。
  这是一个游击队领袖的家,他曾在军中当过上尉,大家还叫他“队长”。他在河西务战役中断了一条手臂,奉命在家乡地区组织游击队。驴夫把行李卸下,将毛驴拴在院子里,就到一家酒店去用餐。老彭、梅玲和玉梅都累了,一锅红糖煮蕃薯也只有饿着的人才能吃得津津有味。主人现在是农夫打扮,人很诚恳,坐下陪他们喝上一杯。他姓上官,是罕有的名姓,他说他是上官云祥将军的亲戚。他谈起附近的情形,对河西务之役津津乐道,那次有两旅中国兵被炮火和炸弹消灭了。美女当前,他似乎比平常更爱讲话。梅玲已经把帽子脱下,乌溜溜的卷发披落肩上,双眼在模糊的灯光下闪闪发光。
  “惨啊!真惨!”他说。“没看过那一仗的人搞不懂我们怎么那么容易地就失守了。他们应该看看我军的尸体,成百成千堆在河岸上。这种战争还能叫失守吗?我们输了城池,但可没输这一仗。敌人的卡车、坦克和步兵连穿过河西务。我们得坚守河西务,好保卫公路。我们只有两旅人,后援又断了。我们明知会输,还是打下去。敌人轰大炮,铁鸟也在空中飞翔。炮弹太密了,躲都没有用。没有一个人退缩。两个钟头后一旅全军覆没,后来另一旅也完蛋了。如果这还不算打仗,我简直不知道打仗是什么了。你能说我们失守吗?我们的弟兄硬是不肯逃。我从未看过一天死那么多人。冠县也一样。整营人死光了,却没有一个人逃走,真是血肉敌钢铁。你还能说我们军队没有尽力打吗?”
  现场并没有人说士兵不尽全力打,但是队长继续反驳他想象中的苛责。
  “我们挡住了敌军的侧翼,使涿州的我军能够安全撤退。我昏迷不醒一段时间,等我醒来,天已经黑了,我挣出同伴的尸体堆,一路由战场爬回来。”
  第三天,向导奉命回去,驴夫也不肯再走了。“河西务是坏地方——日本兵太多啦,”有一个驴夫说,“我靠这头畜生维生。万一日本兵或保安队把它收去,我怎么办呢?我该向谁去讨价钱?”但是老彭答应给驴夫每人五块钱,看在这笔大钱的份上他们同意走到河西务。队长说他们可以在午饭后再出发,而且出乎他们的意料之外,他竟说要陪他们走。
  “你们若有钱,我可以安排保安队一路送你们到天津。”他说。
  “怎么可能呢?”梅玲问道。
  队长大笑说:“他们只要钱。你们可以搭他们的船直下大运河,不必走路。”
  “那你又何必亲自来呢?你不能派一个向导跟我们走吗?”
  “我要去办事。你们若有兴趣,好戏在后头哩。”
  “你是说打日本人?”梅玲问他。
  “还有谁呢?”队长怀着高兴、不要命的表情,用正要说出大秘密的得意口吻说。“我们要去救几个女人。”
  “什么女人?”
  “中国女人哪。还会有谁?离这边三十里有一个村庄。日本兵抓了十个女人,用铁线穿住她们的耳朵,排成一串,带出村子。过去在这条路上,村民常玩一种把戏:散漫的日本兵会到村子里要女人。村民交出几个妇女,带敌人进屋,等他们污辱我们的妇女,我们的年轻男人就夺枪杀死他们。所以他们不敢再这样了……喔,这次这十个女人被带出村子,三天前架到日本军营去,她们的丈夫和她们都很害怕。村里的族长来看我,要求枪支。我问他们日本兵有多少,他们说一两百人左右。我叫他们静候观望,昨天他们报告说,有连兵向南迁,女人还在那里,留下五六十个日本兵。你们今天晚上会看到一些行动,一种流血的行动,旅长的侄女也在里面哩。”
  他说话当儿,梅玲的脸色红一阵子,玉梅咒骂说:“鬼子他娘的!”
  “但是日本兵不会再回来吗?”老彭问他。
  “会,”队长静静说,“他们会烧村子。不过这是战地的生活。你若不杀敌人,敌人就会杀你,到了这一地步,谁还有时间考虑后果呢?”
  老彭关心他所照顾的两个女人。
  “你们会平安无事,”队长说,“战场距村庄有十五里。只需等我们的人回来,听听消息,然后赶快上路。两位小姐应该好好改妆一下。”
  “我不改妆。”玉梅说。
  午餐后,他们马上出发,穿过无垠的玉米、小麦田和泥土屋,傍晚到达那个小村子。
  四处闹哄哄的,邻近的村庄集结来三百个男人。大家都拿着木棍、铁钳、长柄叉和斧头。大约有三十个人带了大刀,是二十九军撤退时留下的。他们正站在刀石附近磨刀子,磨刀工大吼说:“白刀进,红刀出。来,我免费替大家磨。”有几个拿大刀的人臂上挂着“敢死队”的字样。老彭听说这些人大都是被俘女人的丈夫、兄弟和儿子,还有几位志愿军。有十来个人穿着日本兵身上剥下来的沙棕色制服。十五六个青年携带步枪,包括有老式的滑膛枪。
  队长走过街道,民众一阵欢呼,他比别人高出一个头,左边空荡荡的袖子一路拢来拢去。他召集各村兵勇的负责人,叫大家到庙场集合,集结在一起。然后他随敢死队到王旅长家,敢死队青年大都是族长的孙儿或侄孙。一行人在大庭院里解散聊天,梅玲和玉梅则被带到屋里去。
  族长年过六十,留着稀疏的白胡子。他是地主,也是村里的仲裁者。村里很少人和他没有亲戚关系,他的话就等于法律。今天晚上他宴请敢死队和邻村的长者。打从帝制时代起,他就不曾募集村民打过这样的仗。这有如家族战争的前夕。他来到聚集的院落,欢迎队长,并说:
  “罗大哥呢?他怎么不在这呢?”
  有人回答说,曾在街上看到他。
  “去找他来。”
  “你最好还是请他来吧。”一个亲戚说。
  “好吧,拿我的名帖说我请他来。”
  大家告诉老彭,罗大哥是村里的英雄。据说他参加过南到山东,北到蒙古的战役,当兵、当强盗很多回,简直没办法区别他是哪一种人了。在曹锟的时代,他曾通过义和团朋友的推介,在军中教武,至今他还自称为教练。曹锟死后,军队四分五裂,罗大哥变成“红枪会”的一位头领,这是农夫对抗军阀的自卫组织。他在“红枪会”绰号“响尾蛇”,但是村民一向尊敬他,总是叫他“罗大哥”。据说他有一次在街上杀了一条狗,带到客栈,逼掌柜替他切片煮熟。那是一条小狗,他一餐就吃完了,不过村里的少年都传说他独自吃下了一整只大狗。
  罗大哥不久就出现了,对于这项邀请非常高兴。他的外衣搭在背上,露出光光的胸脯和膀子,他进入庭院,对大家微笑,也等大家还礼。他的裤管在脚跟扎紧,上部罩着宽宽的红腰带,紧紧绑在臀部上,完全是义和团的打扮。他走向族长,笑笑说:“你没有忘记罗大哥。”
  “我没有忘。我看你不在,马上派人找你。”
  “但是你不需要我啊!日本龟已经困在瓮里了,你有三百人了。去抓瓮中之龟吗。他们逃得掉吗?你为什么还需要我呢?”
  “当然需要。”老人说。
  “我在街上看到四五十个带大刀的伙伴。日本人最多只有五十个。五十把大刀杀五十个日本人用得了多少时间?不是只有一对一吗?这样才能过瘾吗?老罗可不过瘾。”
  院子里的人大笑。
  “日本人有手枪和机关枪,”队长说,“你要不要步枪?”
  “不,谢谢你。手枪也许管用,步枪肉搏时又有啥用呢?眼明手快,大刀方便多了。如果我的弟兄在这儿,十个人只要半顿饭的工夫就可以将他们全部解决。”
  “好吧,你跟大刀队去,”队长说,“事后我答应送你一把好枪。”
  “响尾蛇”听过队长的名声,愿意参加他的队伍,就用绿林英雄的老话说:“好吧,既然上官大哥看得起我,我今天晚上要好好表现一下。”他对族长说:“老伯,准备三斤好酒,我亲自把你侄女带回来给你,否则我就不叫响尾蛇。不过有一个条件,掳来的牛肉罐头都算我的,我老罗已有三个月没尝到牛肉了。今晚你烫好三斤酒,天亮前我就把你侄女带回来,这样公平吧?”
  “如果你带她回来,我可以给你十斤好酒。”老人回答说。
  酒菜摆好,老彭、队长和各村长者都在大厅里用饭。年轻人部分在厅内吃,部分在院子里吃,妇人则在厨房里帮忙,屋内充满紧张情绪,亲戚们很少说话,只有各村长者、队长和老彭开口。
  “这要看我们用什么战略,”响尾蛇说,“敲锣猎虎,还是猫捉老鼠计。有了三百个人,我们可以放火把他们逼出兽窝。”
  “困难的是,”队长说,“我们必须救女人。我们用大刀,开枪只是引日本人出来。我们不知道女人关在哪里。”
  “这很重要,”一个妻子被囚的年轻人说,“在黑暗里我们不能误杀了自己的女人。”
  一个那天曾偷探敌营的十八岁少年说:“士兵都在以前是一所学校的大花园里。我问一个自卫队警察,他说女人锁在那间大房子内。”
  “救人比杀敌人更重要。”老彭指出说。
  女人弄好饭菜也出来站在门边,用心听着。梅玲和一位少女站在一块儿,她母亲就是族长的侄女,也在被抓之列。听说送去的女人只有一个闺女,其余都是已婚的妇人。男人的脸色都很不耐烦,很紧张。只有响尾蛇喝了老酒,兴高采烈的。他用手指敲桌面,开始唱一首北方哀调,是一句描写三国时代关公出奔的戏曲中的片断。
  长空里野雁声声啼
  一颗心跳到眼角边……
  这是京腔,调子很高。响尾蛇正在唱英雄关公的曲调。他绷起面孔,眼睛转来转去,自己一面倒酒一面说话,一面断断续续唱着。
  “我响尾蛇今晚有机会替国家和村里服务,你们看日本兵还逃不逃得掉。我和你们谈一笔生意,今天晚上打完后,春姑算我的。”
  “没有人敢和你争。”有人说。
  “这才对。没有英雄,就没有美人;没有美人,也就没有英雄。”
  大家告诉老彭,春姑是一个寡妇的女儿。她是送给敌人的女眷中唯一的未嫁姑娘。她们母女一起被送去,一方面因为她和男人随便惯了,一方面也因为这次打算用计,她们母女自愿前往。她们献出自己来救其他女人,村民对于寡妇母女的看法完全改变了。
  “唱骂曹歌!”有人叫响尾蛇唱,观众一致赞成。他又倒了一杯酒,咳嗽几声,准备唱。
  他一开始唱,脸色就变了。他是个十分不错的唱戏者,开口骂奸相曹操,声音起初带有学者的韵味,后来愈唱愈紧凑,愈大声,就露出自己的本音,他的拍子愈快,脸孔也涨红了,眼睛也发出愤恨之光。
  突然他打住说:“不,我不唱这个。”
  他的眼睛扫瞄群众。然后他开始唱“四郎探母”,是叙述一个流离的战士探望久别的母亲。大家都静坐着,他唱到“喔,娘!”的时候,那个十八岁的少年放声大哭,其他人也纷纷落泪。
  然后族长起身叫大家集合。他转向女人说:“我送他们出发就回来。整夜点着火,把一切准备妥当。叫医生来,整夜在屋内等候。”
  老彭要大家从庙里出发。他们分成三组,带枪的打头阵,带刀的是攻击的主力,拿代用武器的人分别埋伏和增援。他们还派遣一个特别小组负责解救女人。
  队长走上庙宇的台阶,简单指示几个要项:
  “记住三件事,”他说,“第一,要完全肃静。如果我们还没到就被敌人发现,我们就输了。第二,紧跟着自己的队伍。我会作信号,你们再呐喊攻击。第三,协助伤者撤退。混战中若有疑问,就叫‘老乡’,否则你们会杀错自己人。”
  天色完全暗了,开始飘着细雨。他们等了半个钟头,群众开始不耐烦了,但是队长坚持要等,因为他们得等到半夜敌人熟睡的时候才到达。大约十一点钟,命令下达了,他们冒着细雨,沿着运河岸出发。
  那天晚上全村没有一个人睡觉。老彭陪族长和医生坐了一整夜。大家劝梅玲和玉梅上床,村妇们则在厨房里烧火。外面雨丝不断。族长几次跑到其他人家去,看到灯火低燃,女人和大孩子们都熬夜等消息,等男人回家。
  五更天左右,第一批壮丁回来了,消息在凌晨传遍了全村。他们全身湿透了,又累又饿,鞋子也沾满污泥,但是脸上却挂着笑容。
  “怎么样?”
  “全胜!日本兵一个也没逃掉!”
  “我们的妇女平安吗?”
  “全部平安,她们随后面的人一起回来。”
  然后他们的脸色暗下来,说他们村里有两个青年被杀,还有人受伤。
  又有一批人慢慢回来,坐在地上。屋里和庭院乱哄哄的,女人端出一盆热水、面条、葱饺和一些高粱酒。男人们立刻谈论,叙述他们的战绩,纠正或补充别人的说法,女人则挤过来听,还问问亲友的消息。
  日本人像网中鱼,被逮了个正着。除了卫兵,他们全在一间大宅里呼呼大睡,那儿本是一富人的住宅,后来改作学校。攻击者扑到卫兵身上,默默地用大刀杀死他们,然后分几个方向冲进屋里。战斗七八分钟就结束了。很多日本兵一醒就被干掉了,连摸枪的时间都没有。有些人跳出窗口,被村民夺来的机关枪射中了。有些人想游过运河,却被岸上的一组人打死。奉命救人的小组凭女人的尖叫声找到了她们。除了春姑母女,她们都睡在一个房间的地板上。
  响尾蛇四处搜索,在暗夜里呼叫春姑。她被找到时,她说一听到枪声,就拖着母亲往外——越过墙顶,向边门跑去。“我抓起一根长柄叉,也不晓得是哪来的。一个日本兵正向我冲过来。‘你这个王八蛋!’我说,‘今天看我的了。’我在暗夜里乱刺一通,我想我叉中了他的咽喉。他像老鼠一般窒息了,呼呼直喘气。我感到那老狗的鲜血喷到我身上。”
  另外一个壮丁插嘴大叫大笑说:“是啊,忽然她骂我们:你们怎么不告诉我你们要来?她说,我可以在里面多杀几个。”
  这时候响尾蛇走进族长家,春姑母女跟在后面。他肩膀受伤扎起来,太阳穴也有一道伤口,被雨水冲干净了。
  梅玲好奇地打量春姑。她是一个年方二十二三岁的少女,面色黝黑,不难看,但是只穿了一件破旧的黑衣,衣服和手上都沾满鲜血。
  接着族长的侄女也跟她丈夫进来了。她女儿由厨房里冲出来,伏在母亲肩上痛哭。母亲揉揉眼睛说:“没想到我们母女还能再见面。”大家都很高兴,族长也乐得发抖。
  “老伯,我的十斤好酒呢?”响尾蛇叫道。
  “别担心!有一整罐哩!”老人说。
  “就算我现在喝得下整罐,也要请大家。”响尾蛇大吼,“记住,我还要牛肉哩。”遇救的女人被带进屋里,她们说出这几天的遭遇。
  “春姑真勇敢,”其中一个说,“她咬了一个日本兵。”
  “她用长柄叉杀掉一个。”响尾蛇说。
  “是啊,”那个女人说,“不过我是指两天前的一个晚上,有一个日本兵叫她替他洗脚的时候。”
  “怎么不呢?”春姑说,“想想我的心情,我跪在地上端着一盆热水,那个日本兵大笑。我抬头说:你笑什么?那个日本兵用脚踢我的脸。我怒火中烧,我继续帮那老狗洗脚,突然我再也控制不住了,就弯身咬他的小腿,他大叫一声。但是他有什么办法呢?他不会杀我,我知道,因为他要我陪他睡觉。他们的媳妇在家一定是跪下来替丈夫洗脚,再陪他们上床。咦,我是中国女人哪,如果他要我洗脚,他可得付出一番代价。”
  队长带伤患回来,已经天亮了,医生替他们洗伤口,敷上防毒的特殊药石,然后用新鲜的药草扎起来,他开了止血和强心的药品给他们。两位死者已经抬回家,大清早外面就听见他们家属的哭嚎。
  队长很累,把老彭的事情忘得一干二净,老彭则和梅玲、玉梅一起坐着,分享今夜的恐惧与欢乐。
  最后他走向老彭说:“你看见我们的同胞如何自卫了吧。”
  “万一日本人发现是谁干的,跑来报复呢?”
  “那就全看命运了。不过我们今天晚上缴获了不少武器和弹药,还有两挺机关枪。你和这两位小姐必须休息休息,今天下午就动身。等日本兵来,这个村庄就不是乐土啰。”
  下午队长安排了两头毛驴和一位向导带他们去杨村,送他们来的驴夫就回去了。
  到了杨村,向导替他们找了一条小船,安排自卫队警察的蒸汽艇替他们拖船,老彭付了五十元贿款。那天傍晚就到达天津。
  两天后,他们在报上看到他们歇脚的小村被烧的消息,不知道族长一家、响尾蛇及他的心上人春姑,以及全村村民现在的遭遇如何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