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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鱼菱风景》第四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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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杨吉利已被削职为民,不再当政治队长;从高人一等,落到等外劳力,低人一头了。
    过去,嘴皮子开花,舌头尖子取贵;溜溜达达,十分到家,游游逛逛,工分上帐。丢了乌纱帽,就得下地卖力气,他可舍不得劳其筋骨,汗珠子摔八瓣儿:便自己落价,跟花甲古稀之年的老人一起遛马,每日只挣六分。拉了秧的黄瓜卸了任的官,杨吉利仕途失意,整天愁眉苦脸,忿忿不平,一脑门子丧气。
    花轱辘老头和锦囊大婶,自打杨吉利落生之日,就顶在头上,捧在手里,甘当儿子的牛马,把杨吉利娇惯得咬群抓尖儿,自命不凡,好出风头。他念中学,造反起家,回村以后,又以鹦鹉学舌,左嗓子唱小靳庄的高调儿,写诗成名;不费吹灰之力,扶摇直上,荣任政治队长,更不知天有多高,地有多厚,梦想平步青云,一步登天,当上“全民所有”,不吃毛粮,铁秆庄稼,旱涝保收,货真价实的长字号人物。明明是碟子里孵出的豆芽儿,却自以为是一棵栋梁之材的大树。
    杨吉利眉眼透着鬼头,其实不到家;前扑后咬得罪人找他,大学选拔学员,工厂招收壮工,全都没有他的份儿,还美其名曰工作需要,对他重用。连花轱辘老头和锦囊大婶都看出了其中有鬼,他却鬼迷心窍,还呵斥他的爹娘私字当头,没有公心。
    儿子走了背字儿,花轱辘老头和锦囊大婶只觉得满腹委屈,怨天尤人;生怕儿子一口气窝在心里,得了臌症,有个三长两短。轿车的骡子单喂,吃穿都把杨吉利供在上席,老少三辈拔头份儿;但是,杨家毕竟已经今非昔比,灶王爷和灶王奶奶虽是一家之主,却也不是金口玉言;两片刀子嘴的女儿天香,一身占全骄娇二气的儿媳妇于芝秀,都不给杨吉利好脸色,杨吉利吃口东西,也是打脊梁骨下去。
    花轱辘老头乘坐吉普车,指手划脚,穿村而过;就像宫轿行街,惊动了家家户户,男男女女都跑出门来观看,沿街一条人巷。
    “看见我家吉利了吗?”花轱辘老头从车窗里探出身子,逢人便问。
    “这是谁的汽车呀?”人们反问他。
    “是公安局的逮捕车吧?”有人跟他开玩笑。
    “这是他吴大伯的专车!”花轱辘老头眉飞色舞,“他吴大伯要找他谈话。”
    “你家吉利哪儿来的吴大伯呀?”有人迷惑不解,也有人明知故问。
    “就是当年土改工作队的吴队长呀!”花轱辘老头大声吆喝,“卧龙出山,老将出马啦!”
    吉普车带着一缕尘烟驶出村外,花轱辘老头心里明镜似的知道,儿子喜欢在河湾子的柳林中挂马,便又指引吉普车向河湾子驶去。
    从鱼菱村西口向南,运河甩了一个大弯;河湾和长堤之间,是一片茂密的柳裸子地,洒满野花,水边绿苇丛中鸣禽啼啭,罕有人迹,是鱼菱村外一个十分背静的角落。杨吉利遛马,跟花甲古稀的老年人话不投机半句多,使孤家寡人,独往独来;把两匹挂了驹儿的骤马拴在河湾子的大柳树上,自己钻入柳棵子地里,白沙地上铺开一张大花塑料布床单,不是睡大觉,就是看小人书,还常常在柳阴深处摆下赌场,招来几位酒肉朋友打扑克赌钱。杨吉利别无一技之长,只有在赌钱上玲珑剔透,手眼精明,十局九胜;所以他花钱大手大脚,一支接一支地吸过滤嘴香烟。
    吉普车在河堤上停下来,花轱辘老头跳下车去,走下河坡,只见柳棵子地上空,香烟缭绕,柳丛里吵蛤蟆坑似的吆三喝六;一架录音机播放着令人骨酥肉麻的港台歌星的流行歌曲。
    杨吉利跟他的朋友们正在狂赌。
    “吉利!”花轱辘老头叫道。
    没人理睬,只有港台歌星在嘻皮笑脸地打情骂俏:
    好花不常开呀,
    好景不常在……
    “警察抓局来啦!”花轱辘老头大喝一声。
    柳棵子地里一阵大乱,鸡飞狗走,抛下了港台歌星,几声抽泣,几声凄厉:“……今宵离别后,何日君再来?……”
    花轱辘老头捧腹大笑。
    “爹,谁打发您前来诈尸?”从柳裸子地中冲出一个花花公子,横眉立目地向花轱辘老头大发脾气。
    此人便是杨吉利。
    杨吉利三十一岁,生得细皮嫩肉,唇红齿白,不带一点农村的土气;他留的是大鬓角,嘴唇上一抹小胡髭,鼻梁上架一副贴着商标的蛤蟆镜,上身穿一件套头紧身尼龙衫,下身穿一条米黄色的喇叭裤,十足的港式派头儿。
    也许有人不相信,这副打扮,城里也并不多见,京郊农村怎么会出产这类角色?
    京郊农村的每个大队,差不多都有放映机,放映员到公社电影站租片子,每场只花一至五元;不到三夏三秋大忙时节,乡下人晚上收工,闲着没事,大队就放映电影,至少隔一天演一场。而且,大队部还有一台二十时的电视机,更是每晚都要开放。某些香港和国产仿洋牌的影片,以及花里胡哨、光怪陆离的电视剧,造就了杨吉利这一类的浮浪子弟。
    “你跟谁在一块打扑克?”花轱辘老头笑眯着眼睛问道。
    自幼把儿子娇惯得野腔无调,打天骂地,花轱辘老头被儿子当头棒喝,也是自作自受;不过,习以为常了,倒不觉得脸上挂不住。
    “北京来的哥们!”杨吉利脸上放着毫光。
    花轱辘老头一听儿子结交上北京的朋友,只觉得他家又多开了几条门路,忙问道:“他们都在哪儿上班?”
    “人家是争取人权自由同盟的。”杨吉利打开雕花镀镍的烟盒,抛给花轱辘老头一支,“这是人家刚送给我的外国香烟,您尝尝。”
    花轱辘老头听着耳生,追问道:“这是哪一行的单位,你怎么跟他们认识的呀?”
    “我前些日子进京,跟他们在民主墙结成战友。”杨吉利摇头晃脑,自鸣得意,“连外国人都佩服他们!”
    花轱辘老头倒吸了一口冷气,说:“吉利,京油子可沾不得呀,你别吃不着羊肉反惹一身膻气。”
    “您一个上老帽儿,懂得什么?”杨吉利不耐烦的挥手,“去,去,去!”
    “快跟我回家!”花轱辘老头一指河堤上的吉普车,“你吴大伯特派汽车来接你,要跟你谈谈话。”
    “您打哪儿给我捡来一个吴大伯呀?”杨吉利翻着白眼。
    “就是吴钩呀!”花轱辘老头的得意神气,不下于儿子,“人家又当上了报社的社长,大老远的从北京下来看我;你不是会写诗吗?正跟他对工,求他提拔提拔你。”
    “原来是那个老右呀,不见!”杨吉利嗤之以鼻,“二次革命一来,还得给他戴上帽子。”
    “什么,什么?……还要折腾呀!”花轱辘老头惊慌失色,直打寒噤。
    “眼下的这些政策,都是要使党变修,国变色,不折腾行吗?”杨吉利恶狠狠地嘶叫,“什么叫让农民富起来,分别是要使贫下中农再吃二遍苦,再受二茬罪!”
    “放屁!”花轱辘老头头一回跟宝贝儿子发这么大火,“我土埋大半截,穷够了!临死之前,非要富一下子不可!”
    他气昏了头,转身就走,上堤坐车,原路而回。
    “我警告你们!”杨吉利跳着脚,“不许跟吴老有勾勾搭搭,丧失阶级立场。”
    花轱辘老头气呼呼回到家,锦囊大婶急不可耐地问道:“怎么没把吉利接来?”
    “小兔崽子还是头上长角,身上长刺!”花轱辘老头听见墙那边吴钩大说大笑,急得在院里来回转磨。
    “我,还有一条妙计。”锦囊大婶牵着嘴角一笑,酸溜溜压低声音,“打发芝秀过去赔情,这把钥匙一定打得开那把锁。”
    “唉呀,这……这……”花轱辘老头面带难色,“咱们也太下作了。”
    锦囊大婶脸一沉,下令:“快去接芝秀!”
    就在这时,收了工的儿媳妇于芝秀,怀抱着从幼儿园接回的小女儿,风摆杨柳走进门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