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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生命册》第九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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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你知道什么是“各料”么?或者引申为“各色”?
      这是平原乡村的一句土话。是匠人们对树木材质的一种表述,特指那些长势不一般,却又特征明显、不易加工(咬锯)的树木。又引申为对人的一种个性化的蔑称。
      你无法想象,一个“各色”的人,他要走的路是多么漫长。
      自梁五方失踪后,村人们每当蹲在饭场吃饭时,都要议论一番。有的摇着头说:这货,太“各料”,你看他傲造的。欠收拾!有的说:是啊,你看他张狂成啥了?扁他是早晚的事……有的说:人家工作队是干啥的?专治这一号!还有的说:犟,犟呗。哼,你是鏊子锅?这儿有铁锅排!你是红头牛,这儿有钢鼻就!你不服?不服试试?!有的说:鸡巴哩,就他本事大?就你尿得高咋的?欠收拾!……人们议论了一段,也就罢了。
      梁五方失踪了很长时间。曾经有一段,村里人谣传他跑新疆去了。有的说,他在新疆阿尔泰那边摘棉花呢;还有的说,他跑兰州那边去了,在兰州城里给人打家具,不少挣钱……后来,梁五方终于有消息了。
      当梁五方重又出现在人们面前的时候,还是让人们吃了一惊:他是被人押送回来的。他身后跟着两个民警,八个县里的治安联防队员。
      那天,当他出现在村东小桥上的时候,那情形就像是几个人在扪一只跳蚤,或者说像是一群人在捉一只身上炸了毛的猴子,只见他上蹿下跳,暴跳如雷,声嘶力竭,边走边喊着口号什么的……几个人上去都按不住他!当他走得更近些,人们听见他声音嘶哑地喊叫着:……杀了我!杀了我也不服!
      那年夏天,我常常看见梁五方被人五花大绑地捆着,一次次地从小桥那边走过来。他是被遣送回来的。他又上访去了。他不服啊。
      最初,他只是到县里去上访、申诉。站在县政府的门口,手里拿着他写的一叠纸,拦路喊冤,要求复查……后来,他又去了市里,仍是站在市政府的门口,手里举着一个“冤”字,又常常被人轰走……就这么一次次地上告,却终无结果。见县、市都告不赢,他扒火车直接去了省里。再后,又去了北京。
      那时候,梁五方每次上访的结果都是被遣送回来。可他还是不服,犟着一脖子的青筋,又跳又嚷的,说:我不服。死也不服。后来绳子越捆越紧,一次一次五花大绑地让人捆着给押送回来,他就老实些了。每当他让人押着从小桥上走过时,连村里人都习以为常了。村里人伸手一指,说:看,五方回来了。快叫老蔡。
      负责遣送他的民警,每次都把他押送到大队部,尔后说:蹲下。五方翻翻眼,也只好老老实实地蹲下,等着老姑父签收。次数一多,负责押送他的民警就对老姑父说:蔡支书,这人你得严加管制,别让他到处乱跑了!北京是首都,能是这号人说去就去的地方吗?……说着,又扭过头,瞪五方一眼,说:老实点!
      老姑父说:是。那是。放心吧,我们一定严加管教。尔后,他也扭过头,对五方说:可不能再跑了。
      等交接完毕,民警走了的时候,老姑父也好言好语地劝过他。老姑父说:五方,你这样可不行啊。你没看现在啥时候,你跑跑就解决问题了?这是政策。你懂政策么?……
      老姑父说话时,五方就老老实实地蹲在那儿,一声不吭。等老姑父说完了,他可怜巴巴地说:老蔡(村里人,就梁五方喊他老蔡),能给口水么?红薯也行。
      老姑父看他一眼,说:饿了?
      五方说:饿了。
      老姑父说:几天没吃饭了?
      五方说:三天。
      老姑父叹口气,上前给他松了绑,说:你等着。
      可是,花花眼的工夫,梁五方又不见了。
      一年又一年,梁五方的气焰是在上访的途中一点点磨损的。没人见过梁五方餐风饮露的日子,也没人知道梁五方是如何一站一站地扒火车到北京去的。人们只见他一次次五花大绑地被押送回来……有时候,他穿着一件花衬衫;有时候,他光着脊梁,头发长得吓人,身上勒出一道道血印;有时候,他赤着脚,冬天里还穿着一条单裤,冻得哆哆嗦嗦的,人瘦得像狗一样。可人押回来不久,他就又跑了。
      曾有人看见他站在城关的一个陡坡处,手里掂着一根绳,给拉煤的架子车往上拉坡儿,拉一个坡度给一毛钱;还有人看见他站在游街的队伍里,被警察押着,脖里挂着一把锯和一个“投机倒把犯”的牌子;九爷的儿媳妇从城里回村串亲戚,也对人说,她碰见梁五方了。她去派出所给孩子办户口,见梁五方在铁西街派出所一个柱上铐着,趿着一双烂鞋,两脚都是冻疮……说得一村人泪津津的。
      还有人说,梁五方被送去“劳教”了……
      有一年,在一个下雪的日子里,他那么心高气傲的一个人,竟然跑到我上高中的学校里,伸出手来,说:丢儿,借我五分钱。他知道我是个孤儿,手里没有多少钱,不到万不得已,他是不会向我伸手的。当时,我怔了一下,说:五分钱你能干啥?他说:我买两张纸。会还你的。我说:还申诉呢?他只是轻轻地嗯了一声。
      那时候,他戴着一顶破草帽,背着铺盖卷,那伸手的动作分明就是一个乞丐。我看着他的眼睛,他眼里已没了当初的暴烈和激动,只有星星点点的火苗儿亮着,我甚至在他眼睛里发现了一丝游移。那游移藏在痛苦的火苗后边,被一层风霜和污垢遮盖着,嘴里念念叨叨的,一脸的茫然。可他还是要申诉的。他是个一条道跑到黑的人。他已申诉了这么多年,他必须申诉下去。不然,他还怎么活?
      还有一年,临近国庆的时候,在大队部里,我听见公社书记老曹在电话里破口大骂:老蔡,是老蔡么?蔡国寅,你王八蛋,支书还想不想干了?老姑父说:怎么了大书记?你不能骂人哪。我……老曹在电话里说:快国庆节了,你狗日的不知道?你那个梁五方又日白出去了!赶紧给我弄回来!老姑父说:人在哪儿呢?老曹说:县收容所。赶紧派人,给我捆回来。我告诉你,看紧了,可别让他到北京去了。
      这一年的九月二十八日,是老姑父带着两个民兵亲自把他从遣送站里接回来的。回来后,就把他关大队部里,由民兵分三班看守……梁五方这次回来,口音有了很大的变化。当民兵们逗他说:五,又去哪儿日白了?他竟操着普通话说:北京。
      尔后,不等人们问他,他就说:你们这些毛孩子,见过啥?我告诉你,知道中南海门朝哪儿吗?上过天坛吗?去过故宫吗?游过什刹海吗?知道人民大会堂有几根柱子?天安门有多高?吃过北京的冰棒、喝过北京的酸奶吗?
      一群民兵围着他,说:说说。说说。
      五方说:有烟么?给点根烟。
      于是,民兵们赶忙给他敬烟。他看了,说:八分的?不吸。
      这时,老姑父走过来,喝道:五方,县里都挂上号了,还不老实?
      五方说:老实,我老实。当支书的,给弄枝“彩蝶”。
      在时光中,一个称呼,就是一个人的生命状态。
      当一个人的生命状态发生变化时,对他的称呼也随之而发生变化。
      梁五方在建“龙麒麟”的时候,曾经有过很好的口碑。可后来人们对他的称呼变了。他在全乡、全县似乎都有了些名声,是坏名声。当人们说到他的时候,已不再提他的名字了,只说那个“流窜犯”或颍河的那个“流窜犯”,又进京了。
      在一级级的政府大院里,人们一提到他就摇头……那时候,梁五方这个名字,只出现在一级级政府的公文里。这时候的梁五方,成了一个“上诉人”。仅一个“上诉人”梁五方,就给邮局增添了多少麻烦啊!
      听老姑父讲,一年又一年,他的申诉材料从不同的邮局、用不同的纸张寄到北京去,尔后又经一级级政府签收盖章后批转回来。有的批着:调查处理。有的批的是:严加管制。有的写两个字:查办。有的是写一“?”,再划一圆圈。有的仅仅是加盖一公章,不作任何解释。尔后贴上邮票又重新寄回来……这些材料经过千里之行,经过一个个办公桌,一个个邮递员的手,最后都一一经公社签收,在公社秘书的办公室里靠墙堆放着。老姑父去公社开会时,公社许秘书曾指着他身后的那面墙说:老蔡,你看看,一面墙,都是那个“流窜犯”的材料。老姑父还在厕所里见过几页,那也许是许秘书一时找不到手纸,匆忙间撕了两页,擦屁股用。
      甚至于在无梁村,也没人再提梁五方的名字了,人们几乎是把他给淡忘了。一年又一年,偶尔说到他的时候,人们的口吻是一再省略的。原来还叫他五方,或是用较亲近的口气叫他:方。现如今人们一提到他,只取中间一个字:五。人们会用淡淡的、略含贬义的、有几分滑稽的儿化音说:五儿,又窜出去了。
      你知道么,那捆人的绳子也不仅仅是绳子。那时候,在人们心里,这就是“作奸犯科”的标志,或者说是生活中的“另类”,是让人鄙视的“坏分子”。当一个人一次又一次被人用绳子捆着押回来时,人们看他的眼光也就变了。
      再后来,当他一走过小桥,人们就说:五儿回来了。
      一九七五年,梁五方他娘去世时,他仍在上访的路上……家里人等了他三天,实在等不及就葬了。早些时候,五方他娘也曾苦苦地劝过他,说:儿呀,认了吧。胳膊扭不过大腿,咱认了吧。可他不听劝。现在,他娘死了,他也没能见上一面。
      可是,突然有一天,村里人在他娘的坟前发现了一包荷叶包着的肉煎包,还有燃过的三枝烟的烟蒂儿,这时人们才知道,他回来过。偷偷地。
      后来,随着形势的不断变化,当人们再把他送回来的时候,就不再捆了,只是几个人押着他,把他送回村里。可他仍旧像捆着似的,显得很滑稽:他走路两只胳膊紧贴着身子,头往前探,动作僵硬,身子佝偻,脖子梗着,往前一蹿一蹿地走,就像根本没有手一样……在小桥上,村里人一看见他就笑了。
      他也笑。嘴咧着,那笑竟有些贫。
      人们说:五儿,回来了。
      他挤挤眼,说:回来了。
      人们说:还去么?
      他回头看看,满不在乎地说:去。去。
      人们说:五儿,吃上北京烤鸭了?
      他说:眼吃。眼吃。
      那时候,老姑父和他,常常蹲在大队部门口谈心。老姑父递上烟,递上水,苦口婆心地说:五,你是爷,你是祖宗,咱别再去了吧?你说,那北京能是咱去的地方么?去一趟让人捆一回,你脸上好看?再说了,这人世间,谁还不受点委屈?
      梁五方说:老蔡,你也知道,这么多年了,我是为了啥。上头咋也得给个“政策”呀?他要是给我个“政策”,我就不去了。
      老姑父说:现在不讲成分了,你还要啥“政策”?
      他说:还没给我平反呢。照你这么说,我这些年白跑了?
      老姑父说:那不就一张纸么?
      他说:那可不是一张纸,那是“政策”。你得给我落实政策。
      最后,老姑父甚至哀求他说:五儿,我也干不了几天了,我服了你了。你说咋落实,咱就咋落实,你别再出去了。
      他狡黠地一笑,说:你说了不算。
      老姑父说:你怎么成“滚刀肉”了?
      他说:我就是“滚刀肉”。
      这一年,又快到国庆节的时候了,一到国庆临近,就为了这么一个“流窜犯”,一个县的官员都心惊肉跳!县委书记亲自把电话打到了镇上,要求“严防死守”,千万不能让这个“流窜犯”再到北京去了。那时公社已改成了镇,镇上曹书记又打电话把老姑父骂了一顿,说你给我盯紧点,连放屁的时候都要跟着……尔后曹书记仍不放心,亲自派人把无梁村的干部和梁五方一起“请”到镇上,在镇政府的食堂里摆了一桌酒菜,现场办公。待梁五方酒足饭饱,曹书记说:五儿,还跑不跑了?
      梁五方说:不跑,不跑了。有烟么,吸一棵。
      老曹吓唬他说:五儿,可不能再去北京了。你要再去,我整死你!
      他说:不跑。你放心,不跑。
      这时,老曹给他点上一枝烟,语气缓下来,说:五儿,你那事,该解决解决,最后还是咱这儿解决,你说是不是?
      他说:是。我听你的。
      老曹说:你那富农的问题,不是已经解决了么?现在成分取消了,不讲成分了,你还闹啥闹?
      他说:还没给我平反呢。
      老曹说:成分都取消了,又没给你戴帽子,平啥反?好,平反,我现在就给你平反。这行了吧?
      他说:我那三间瓦房呢?我的自行车呢?……
      老曹说:房子,房子的事吗?这个,这个……好,给你解决。老蔡,他的房子呢?退给他。
      老姑父很为难,说:现在地分了。那房子多少年了,漏雨,都快坍了……
      老曹一挥手,说:退给他,回去就退。至于,漏雨么,修修。镇上给点补助,这总行了吧?我再说一遍,你可不能再去北京了!
      他说:不去了,再也不去了。
      可是,当天晚上,他又跑了。
      国庆节那天,国家信访局一个电话打到省里,省里又打到县里,县里打到镇上……一级级的,都愤怒无比:那个“流窜犯”又跑北京上访去了!该解决的问题,为什么不解决?!老曹气坏了,站在镇政府院里拤着腰大骂老姑父:蔡国寅你个王八蛋,我撤你的职!
      据说,就为这个“流窜犯”,临近退休的老曹被当众免职了。县里下了决心,派干部专门到北京国家信访局门口去堵他,同时派人四下去找……可是,北京太大了,一直忙活到大年三十,人们才在长城上找到了他。那时,他正坐在八达岭的一个垛口处看风景呢。
      夕阳西下,风哨着,一个年轻的副镇长看见他就哭了,说:你,你可真……祸害人哪!
      他说:我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,怎么了?不能来?
      那副镇长说:爷,你真是爷,咱回去吧。
      他说:等等,我还没吃饭呢。
      那副镇长说:走,先吃饭。先吃饭。
      他说:有酒么?二锅头就行,小二两的。
      那副镇长说:放心,弄,给你弄。说着,两人架着他的胳膊,搀着他一个台阶一个台阶往下走,生怕他再跑了。
      这一年,他整五十岁。
      梁五方的问题是在他五十五岁这一年得到“彻底解决”的。
      这时候,他已经在这条上访的路上走了三十三年,走成了一个弯腰驼背的小老头了。他一脸的沧桑,背着一个铺盖卷,见人就低头、鞠躬,尔后规规矩矩地往地上一蹲……不管谁看到他都会顿生怜悯之心。据说,县里一个新任女书记看见他竟然掉了泪,说:老人家,你放心吧,我一定给你解决。彻底解决。
      这个分管信访的女书记姓林,名叫林岚。她调来不久,就看了一大批上诉材料,其中就有梁五方的……梳着剪发头的女书记,是个雷厉风行的人,她说话是算数的。这一年的秋天,她亲自带人到无梁村现场办公,解决梁五方的问题来了。
      女书记领着县、乡、村三级干部站在无梁村的场院里,让人当众宣布了对他的平反决定(其实他已无“反”可平),推倒一切不实之词云云……尔后,又带人来到了梁五方曾经被没收的那所瓦屋前。
      如今,乡下人也都盖了新房。周围一栋一栋的全都是二层、三层的贴了瓷片的楼房,独有他这所破瓦屋夹在一片楼房中间,显得那么破旧、逼仄、凄凉。这所三间的小瓦屋早年曾经当过生产队的仓房,如今已坍了一半,风刮雨蚀,院子里荒草萋萋,一片破败……看了让人心酸。女书记站在院子里,看着梁上的蜘蛛网,良久,说:王书记,这房子已经不能住人了。你说,怎么办?你要是不能解决,我来解决。
      镇上的王书记赶忙说:放心吧,镇上解决,马上解决。
      女书记说:好,我给你十天时间,够么?
      镇上的王书记说:够。十天之内,完不成任务,你撤我职。
      女书记说:那好。尔后转过头,对梁五方说:老人家,房子重新给你盖,照原样盖。你满意么?
      梁五方嘴里嘟哝着,喏喏地说:那啥,还有自行车、缝纫机啥的……
      不等女书记回话,镇上王书记马上说:一并解决,乡里一并解决。
      这时候,女书记又从兜里掏出三百块钱,递给梁五方,说:老人家,这么多年,让你受委屈了。这是我个人的一点意思,收下吧。
      于是,县、乡两级干部也都纷纷掏出钱来,三十五十,一百二百的,一共凑了一千五,全都给了梁五方……
      女书记临走时,又反复交代村里,要照顾好老人的生活,村干部们也都满口答应下来。尔后,女书记问:老人家,这样处理,你还满意吧?
      梁五方塌蒙着眼,说:满意。满意。
      可是,当女书记离开村子时,县信访局长悄悄地走到书记的车前,小声说:林书记,这人可是个滚刀肉,你再给镇上交代交代,我怕万一……
      女书记说:滚刀肉?不会吧?要相信群众。
      县信访局长喏喏地,不再说什么了。
      听老姑父说,这一次,梁五方的确在村里安安生生地住了几天。等房子原样盖好后,村里人轮番来看他,有的说:五,听说你这回补了不少钱?闹吧,闹闹也值!有的说:马庄有一个转业军人,是从城里押送回来的,一家伙补了几十万,户口还转到城里去了……有的说:听说北乡有一主儿,告响了,一家伙补了一屋子钱。每天醒来光剩数钱了!有的说:五,说说,你补多少钱?一年一万,怕也得几十万吧?!有的还出主意说:五,要是真没给,你得讹住她。天天去找她。蹲她家门口!……
      众人都说:对对对,就讹这女的。这女人面善,好说话。
      村人们川流不息地来了,又去了。大多是问钱的。他大哥五斗曾让他的一个侄子给他端过两顿饭,在屋里坐了会儿,咳嗽了一阵,叹口气,走了;他二哥五升也让儿媳妇送了两回饭,接着就试探着问他补了多少钱?说这些年也跟着他背“成分”的害,补了钱能不能先借他用一用(五升早把塞了他一嘴驴粪的事忘记了)?……梁五方一声不吭。
      老姑父也对他说:五儿,你不有手艺么?
      他说:手艺?
      老姑父说:当年,盖“龙麒麟”,你名头多响呀……这年头多少盖房的?拾起来吧。这年月,有门手艺,比啥都强。
      有人见他扫了扫院子,尔后从旧物什里找出一把锯来,试着在一块旧木板上锯了几道,可锯着锯着,手抖,竟然锯歪了……就此,他把锯一丢,又走了。
      不久,北京方面又打来电话,说怎么搞的?那个流窜犯又到北京上访来了……
      据说,县里的女书记听了汇报后,气得直拍桌子:这人怎么这样?太不像话了!当面说得好好的,该解决的都给他解决了,还想怎样?他还要脸不要了?!……良久,她问:这人真是滚刀肉?
      县信访局长说:滚刀肉。
      女书记说:他精神上不会是有什么毛病吧?
      县信访局长迟疑着说:……不像。我已跟他打过多年交道了,是个肉刺儿,不好对付。要不,送精神病院?
      女书记摇摇头,深吸了口气,说:不管他,让他告去吧。
      可是,国庆节很快又到了。临近国庆前,北京搞社会治安大清查,梁五方再一次被人遣送回来。在县信访局的院子里,信访局长一看见他,气不打一处来,说:五儿,你真是给脸不要脸呢!你说说,你一个农民,书记现场办公,亲自出面给你解决问题……你还想咋?你他妈是人吗?还有点人性吗?你他妈红口白牙答应得好好的,咋又日白到北京去了?你信不信,我立马把你送看守所,好好捆你一绳!
      梁五方在地上蹲着,像是聋了一样,任你说任你骂,一声不吭。
      信访局长怒不可遏,指着他说:你说,你还想要啥?自行车、缝纫机……啥没给你?你给我说个道道儿?!
      梁五方蹲在那里,等信访局长脾气发完了,就势往铺盖卷上一坐,耷蒙着眼,喏喏地说:……那啥,我媳妇呢?
      信访局长愣了一下,问:说啥?他说啥?
      接他回来的副镇长说:他说,他媳妇跑了……得给他找回来。
      信访局长说:他他他,媳妇在哪儿呢?
      副镇长说:打电话问了,早跟人结婚多少年了,孩子都一堆了,都有人叫奶奶了……
      信访局长跳起双脚,破口大骂:啊呸,日他妈,老子不干了!
      梁五方却不紧不慢地说:局长,你看你,我都不急,你急个啥。别急嘛,别为我气坏了身子,不值。
      年轻的副镇长气呼呼的,嘴里嘟哝说:就他,一路上,太爷一样,还要酒喝呢。
      梁五方说:哎呀,一个大镇长,就二两酒,小二两。也值当说?
      此后,梁五方就成了一个流浪者。
      他常年在外,到处流浪。偶尔,也找我借过几回钱,不多。
      他还在告呢。在常年的上访队伍里,他成了一个老上访户。在省、地、县三级信访部门都混成了一张“熟脸”。政府部门的人一看见他,就说:五,又来了?他说:我又没有个家,政府就是我的家。你要是给我安个家(他指的是“女人”),我就不来了。永不再来。再来我是孙子,你吐我一脸唾沫。
      听老姑父说,房子退给他以后,他曾经偷偷地去看过李月仙。李月仙后来嫁到了孙刘赵村一户姓孙的人家,现在已儿孙满堂了。他戴着一顶破草帽,装成一个瞎子,拄着一根竹竿,直接摸到了李月仙的婆家。他站在院门前,低着头,喏喏地说:这位大姐,盛两口吧?李月仙头发白了,眼也花了,两人面对面,竟没有认出他来。只是看他可怜,就说:你等着,我给你拿块馍。可是,当李月仙转过身,他突然说:大姐,门楼不低呀。我给你看个相,后走(指改嫁)的吧?李月仙一怔,说:你咋知道?等着。你等着。给我算算。可是,当她让儿子拿着两个馍、端着一碗水从屋里走出来时,那要饭的却不见了。李月仙的儿子回头说:妈,人呢?李月仙赶忙从屋里追出来,愣愣地在门口站了一会儿,说:刚刚还在呢,这人?……突然,她像是有了什么感应,急匆匆地追到村街上,喊道:唉,这主儿,你等等……远远的,只见那草帽在街角处一闪,又不见了。
      听说,后来李月仙也托人打听过他。两人本是要见个面的,原是经李月仙娘家哥约在镇上的那家包子铺里。可三十多年了,镇上的包子铺早已拆掉了,连当年风光无限的“龙麒麟”都已扒掉,冲成了一条柏油马路……李月仙想想就落泪。再后来不知怎的被孙家的人听说了,孙家老老小小一大家子,一齐给李月仙跪下,一声声叫娘、叫奶奶……并且放出话来:他只要敢来,打断他的腿!李月仙只好作罢。
      那一年,当我在北京火车站碰上他的时候,他已穿得比较整齐了。手里提一人造革的黑包,身上有棉有单,还戴着一顶蓝帽子,新的。他在熙熙攘攘的人群里穿来穿去,看见单个的女士,就凑上去,追着人家小声说:算命么?那女士是个穿西装裙的白领,人长得很漂亮,这白领女子翻眼看了看他,说:不算。他就一直追着人家的屁股说:大妹子,算算吧。你啥都好,就婚姻不顺……那女的站住了,说:你咋知道我婚姻不顺?他说:你面相里带着呢。算算吧?那女人说:看你那穷酸样。我说过了,不算。你别再追了。你再追我打110了。
      这让人哭笑不得。命运如此多舛的一个人,他还给人算命呢。当时,我曾经暗暗笑他。那会儿我想,命相这东西,在大学里我倒是看过几本书。就人的八字而言,很难框定一个人的一生。不然,同年同月同日同时生的人那么多,为什么命运却截然不同?所以,一个人的命运,既有先天的因素,也有后天的机遇和努力,很难一概而论。如果他真的会算,就该给自己好好地算一算才是。
      在火车站,在熙熙攘攘的人群里,当我看见他的时候,他还有些不好意思,似乎是想躲的。尤其是当我看见他拦住人算命的时候……可毕竟是一个村出来的,还算是长辈,我不好也装作不认识。何况,时光已把他熬成了一个小老头。当我站在他面前时,他讪讪地笑了。我也笑了。他说:爷们,我这儿有条儿,老蔡的。于是,我笑了,请他吃了顿饭,就此也知道了老姑父去世的消息……他说,老姑父成了一棵树。这是个“秘密”。
      这天,当他喝了两小瓶二锅头之后,话就稠了。他眯细着眼,贴近我的耳朵,偷偷地告诉我说:我知道的秘密多了。想听么?……他得意地说,不瞒你,就凭着这个“秘密”,他一连诈了蔡思凡三次。
      我给你说过,老姑父的三女儿原名蔡苇香,有了钱当了老板之后就改名为蔡思凡了。蔡思凡女士现在也算是狡兔三窟,她在省、市、县三地都有自己的房子和办公地点。一天傍晚,梁五方在县城一个新建的思凡小区里找到了蔡思凡。他戴着一顶草帽,看见蔡总从一栋小楼里走出来,就迎上说:香,小香。我这儿有个条儿,老蔡写的。蔡思凡最不喜欢人们提过去的事情,理都不理他,只管“嘚儿、嘚儿”地往前走。他马上改口说:蔡总,不认识了,我是你方叔啊,我这儿有你爸写的“条儿”……蔡思凡这才停下来,说:哟,五叔啊,我还当谁呢?我爸给你写条儿了?他说:是。你爸早几年写的。他的字,你总认得吧?不料,蔡思凡接过那张“白条儿”,看都没看,“呸”地朝上边吐了一口唾沫,随手往地上一扔,说:他写个“白条儿”,你就来找我?我不认!
      梁五方没办法了,就追着说:……人无远虑,必有近忧。我可不是吓你,我看你脸上有煞气呀。蔡思凡说:是么?……蔡思凡最早是从“脚屋”里走出来的,什么人没见过?接着,她说:五叔,缺钱花了吧?他说:不不。我是看你有灾。应在一棵树上。我来给你说个破法……蔡思凡看了他一眼,说:五叔,我忙,就不陪你了。这五百块钱你拿着,下不为例。说完,从包里抽出五百块钱,放在他手里。坐上车,扬长而去。
      第二次,在市府大街122号,蔡总蔡思凡的办公室里,梁五方骗过了保安,又进来了。蔡思凡一见他,鼻子里哼了一声,说:五叔,又来了?他说:蔡总,人无远虑,必有近忧。我可不是吓你……蔡思凡拦住话头,说:五叔,你信不信,我现在就可以叫保安,把你扔出去!他往地上一蹲,说:信,我信。那棵石榴长得很好,就是有邪气。蔡思凡望着他,摇了摇头,说:我还没见过像你这样的……他说:闺女,说实话,手头有点紧。借俩花花。到时候政府赔了钱,我一准还你。蔡思凡说:多少?他说:我不多借,万儿八千就行。蔡思凡说:你把我当银行了?他说:蔡总,这对你还不是九牛一毛?我会还你的。那费(封口费)你不都“费”了么?买个心静。蔡思凡说:那是谣言,你也信。他说:我知道是谣言。你说,一棵石榴,咋会有血气呢?是吧。谣言。回头我画道符,给老蔡上炷香,不让他缠你……
      在饭桌上,梁五方告诉我,正是这句话,把蔡思凡吓住了,给了他一千块钱。临出门时,他又勾回头说:我这道符,保你三个月平安。
      他附在我的耳边,悄悄地告诉我说,你别看她口气大,心里怵着呢。
      第三次,在省城的一个家具批发市场上,蔡总蔡思凡正张罗着给新开张的家具店剪彩呢,梁五方又来了。这次,没等他开口说话,蔡思凡便笑眯眯地迎上去,说:五叔,来了。走走,到我办公室去……说着,一把把他拉进了楼上的办公室。尔后关上门对他说:五叔,我这会儿忙,你稍等片刻,行么?他说:你忙。你忙。你这大门朝向不对呀,这叫凶煞聚会……蔡思凡说:你先喝点水,我一会儿就回来。说完,关上门“嘚儿、嘚儿”地下楼去了。
      过了一刻钟,门开了,蔡思凡领着三个派出所的民警走进来。蔡思凡说:刘所长,就是他。于是,派出所的民警拿出手铐,厉声说:站起来!蔡五方一下就站起来了,下意识地伸出两只手,规规矩矩地让人用手铐铐上,这才说:政府,我,我犯啥错了?派出所长说:你涉嫌敲诈,走,到派出所去。梁五方边走边说:香,乡里乡亲的,你咋这样呢?我手里有你爸的“条儿”。
      蔡总说:哼,我看你是吃顺嘴了!
      三天后,蔡思凡大约有些不落忍,毕竟是乡亲,再说……于是,她给派出所长打了个电话,让人把梁五方给放了。尔后,她又给镇长打了电话(现在的老板跟政府官员都熟),让镇上的人把梁五方从省城接了回去。
      可是,没过几天,梁五方又找来了。他仍是戴着一顶草帽,背着铺盖卷,两只眼珠往白处翻着,往蔡思凡的门前一蹲,伸出两只手,说:蔡总,你有钱有势,还把我铐起来吧。反正我也没地方去。
      蔡思凡说:你进来吧。
      等蔡思凡把他让进门后,就那么看着他,一句话也不说……她身后站着四条汉子,个个都是一米八以上的个头,膀大腰圆的。
      一刻钟后,梁五方自己背上铺盖卷走了。据他自己说,他走的有些慌张,出门绊了一跤,差点把门牙磕掉!他背着铺盖卷直接去了信访局。进门就喘着粗气说:我还得依靠政府。我只有依靠政府了……这话有些突兀,说得信访局长一怔。
      梁五方低声告诉我说:丢,我只对你一个人说,要是哪一天我死了,或是从河里漂上来,或是让车撞死在路上……那一准是蔡总害的。
      我有些吃惊,说:蔡苇香?
      他说:就她。现在名改了,叫蔡思凡,赖种。
      我说:你怕了?
      他喘着气说:你不知道。我还没见过这样的。她、她吊梢眉,一眼的黑煞气。她会杀人的,她真敢……
      我问:到底怎么了?
      他说:她的眼毒,太毒了……她真敢哪……她一眼的黑雾,那黑刺一亮一亮,就像是蚂蚁窝。真的。她爹,老蔡,肯定是她杀的……丢儿,你要信哪。
      小时候,在村里,我也曾有过这样的感觉。可是……我说:一个村的,不会吧?
      他说:你想啊,她娘俩咋对老蔡的,这村里人都知道……
      我问:那棵石榴在哪儿呢?
      他说:我会找到的。找到我告诉你。尔后他又说:爷们,再给点“信息费”吧。这秘密,我就告诉了你一个人。
      后来,他突然又很认真地说:丢,你这么有钱,逛过按摩店么?就那个,那啥……
      我惊讶地望着他,说:你逛过?
      他说:不中了。春才下河坡。完蛋了。
      在我们的家乡,还有一句广为流传的民间俗语,叫:“春才下河坡——去球”。
      这是一句只有本地人才能领悟的土话。春才是一个人的名字(他现在仍然活着),这以后我会告诉你的。
      “春才下河坡——去球”的本意是:春才在河坡里把他的生殖器割了。这个具有悲剧性的人生故事,却在我们的家乡产生了一种带有喜剧意味的荒诞。后来引申为完结、完蛋、彻底……的意思。这句歇后语人们通常是笑着说的,只要有人说“春才下河坡”……那么,下边的话就不用再说了,这就表明一个人、或是一件事的彻底失败。
      这也是我们家乡人的最大优点:那就是用戏谑的口吻,微笑着面对失败。
      在这里,我要说的是,梁五方的结局也是颇具喜剧色彩的。
      在颍河镇,梁五方作为一个“专业上访户”,是极为出名的。三十八年来,如果把他走过的路略微统计一下,按最低路程每天二十公里计算,他至少也绕地球七八圈了!这个数据本是可以进世界吉尼斯纪录的。如此“伟大的行程”,在当地政府官员的眼里,却是一件让人头皮发麻的事。当地政府的官员们一提到他,就连连摇头,说:他要是有一点理,他能告到月球上去。
      特别是最近几年,他老了,眼花了,手抖,字也写不成了,上访的时候也不再提那么多的要求了。他说:他啥也不要了,就要一个家(女人)。他希望政府能把他的女人给找回来,给他安一个家。可是,偏偏这件事是政府无法解决的。早年改嫁到孙刘赵村的李月仙如今已儿孙满堂,已是人家的奶奶了,怎么也不会再回来跟他过日子了。所以,无论是县里,还是镇上,都不敢答应他,只有任他继续上访。
      可是,每逢过年过节的时候,县里的官员们还是有些紧张,生怕他在北京那边闹出什么影响来。于是又不得不一次次地派人去安抚他。如今的梁五方年岁大了,腿脚也不是那么灵便了,上下车都要人扶着。每每,县里和镇上的官员把他从北京接回来,给他几个钱,送到村里,好言好语地对他说:老人家,这几天,就这几天,可不能出门了!他很配合,说:放心吧。北京这几天人多,查得严,咱不去。见他态度好,那位常去接他的副镇长说:老头,二锅头给你买了十瓶,小二两的,够用吧?他说:够,够了。就是蛋疼。副镇长笑了,说:想那事了?他摇摇头说:春才下河坡……就此,双方达成了一种默契。
      等过了节,再出去的时候,他拄着一根棍,甚至还专门到县信访局弯一下,报告说:我去了啊。这时候,反而没人理他了。他挨着办公室的门,一个个进,进去就说:我去了。我可去了。还是没人理。他很沮丧。
      据说,梁五方常年在市面上溜逛,他拄着一根棍,一边上访,一边也靠卖嘴挣些小钱。有时他拦路给人算卦,挣点卦资什么的。有时他也会装瞎子,翻着白眼,伸手跟人要钱……一年下来,也够个吃喝。
      有一次,在县城的大街上,梁五方正拄着根棍在街上走,身后喇叭响了,有一辆黑色的轿车开过来……梁五方回头一看,是县里那位女书记的车,他竟然记住了她的车号。就此,他身子一歪,坐地上了。司机按了几声喇叭,女书记在车里坐着,抬头一看是他,脸色立时就变了,十分生气。这时,坐在前边的司机拉开车门,说:王八蛋,这是讹人呢!林书记,我叫人把他弄走。女书记看一街两行熙熙攘攘的,全是围观的人。沉默了片刻,说:算了。把他扶过来。等秘书把他扶到车上,梁五方嬉皮着脸说:老天爷,我可找到政府了。能坐坐书记的车,值了,我这一辈子值了……看女书记一脸严肃,他心里还是有些怵,叹一声,喏喏地说:我要是不犯事,闺女也有你这么大了……女书记扭过脸望着他,久久,说:老人家,你叫我怎么说你呢?……今年多大了?
      他说:六十有二。
      女书记沉吟了一下,对秘书说:回办公室。通知信访局长来一下。
      等信访局长赶到书记办公室,就见女书记两手抱着肩膀,皱着眉头,在屋子里走来走去……信访局长进门报告说:林书记,你找我?
      女书记说:梁五方的问题怎么还没解决?
      信访局长怔怔地,苦着脸,不知道该怎么说……
      女书记说:我是说,他还有啥要求?
      信访局长忿忿地说:他就是个滚刀肉。他要的多了,过去一张嘴就要赔他多少多少钱,狮子大张口!现在,他又说他要一个家!
      女书记说:给他一个家。别让他跑了,影响太坏。
      信访局长带着哭音儿说:他是胡搅蛮缠。说是要个“家”,其实是想要个女人,我上哪儿给他找女人?
      女书记说:是啊。这是个问题。可他这么大岁数了,无儿无女,怪可怜的……这样吧,不能任他胡来。女人找不来,家可以给。
      信访局长怔怔地,不知该怎么办,说:这,家……
      女书记说:这样,跟颍河镇打个招呼,把他送福利院。给他个养老的地方。
      信访局长看书记态度坚决,也只好去办。在颍河镇,谁都知道梁五方是滚刀肉,难缠的主儿。镇上的干部本来还想推掉,可书记亲自打了电话,也只好办了……当信访局长办好了手续,带人带车要把梁五方送福利院的时候,他还不去。他说:你饶了我吧。我习惯了。我一个人走走。
      局长说:不行。这次是强制性的。你告到天边也没用。
      我最后一次见到他,仍是在镇上的福利院里。
      我还听说,这个福利院是蔡总蔡思凡投了资的……
      我记得先前去看过他一次。那时候,他还显得有些呆滞。那是九月的一天,秋阳高照,梁五方坐在阳光下的一张椅子上,跟几位流哈水的老人坐在一起……我说:五叔,还认得我么?
      他仍是怔怔的,嘴里喃喃地说:麒麟,龙麒麟……
      我说:五叔,是我呀?我把那株石榴买下来了。
      他说:来了,车来了……
      我说:五叔,别装了,我是丢……
      他说:政府,老实,我老实。
      我看着他的眼睛,他的眼睛里已经没有“星星”了。
      后来就不一样了。后来,在梁五方六十八岁的这一天,我再次到镇上的福利院去看他。他坐在阳光下,正在给人算命呢。在这个福利院里,院里院外,停满了车,都是来找他算命的……我看见梁五方,五叔,静静地坐在那里,就像是岁月一样,挺吓人的。可他不时眨蒙着眼,给人说着什么的时候,一时,又很神秘地笑了。
      难道说,这就是涅槃?那么,我要问,六十八年前,他来到这个世界上,到底是为了什么?我不知道。
      在这里,我还要告诉你,在我进城之后,梁五方每次找我时,手里都拿着一张“白条儿”,那“白条儿”是老姑父写的。我曾收到过老姑父的许多“白条儿”,有的写在烟盒纸上,有的只有二指宽,每张“白条儿”的第一句就是:见字如面……我怀疑,后来的那些“白条儿”,很可能是伪造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