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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玻璃虫》第四章 东游记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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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一
    我年轻的时候喜欢一种明亮的黄色。
    比柠檬黄深一点,又比橘黄浅一点。我有一件黄色的上衣,双层夹克,这是我最喜欢的衣服之一。
    穿着黑色的牛仔裤,理着一个奇怪的发型,一边非常短,另一边垂下来,盖住了半边脸。多年以后张尊还记得这个发式,每次他跟人感慨完了之后就说:林蛛蛛当年真是非常时髦啊,理着一个清汤挂面的短发。
    发型的确标志着我的精神状态和生活方式。
    那是专门为我设计的一种发型,我的女友方耘把她的两个搞美发的朋友弄到图书馆宿舍来,一男一女,男的左看一眼,右再看一眼,然后嚓嚓就把我的垂肩长发剪掉了。他边剪边说:保证好,你放心!
    然后我就穿着我的黄色上衣和黑色牛仔裤,顶着这头在全城独一无二的头发游逛在南宁的大街上。在深夜里我像一个骑车的女巫,在白天,我则像一株奇怪的向日葵。
    女巫这个词不是我说的。
    但我很喜欢这个称号,我觉得它不同凡响、先知先觉、诡秘飘忽,只有在电影里才会出现,在我年轻的时候我特别喜欢当某种生活里不可能有的人物,这比称我为博士或学者更要令我兴奋。
    女巫这个说法最早是李管说的,他是我早年的朋友中对词最敏感的人。
    李管当时在桂林,我在南宁。那次他正好到南宁开会。有一天傍晚,我到王红家看她给小孩洗澡,结果一进门就看到了李管。
    他劈头就说:林蛛蛛,昨天晚上我看见你了,头发挡了半边脸。我说:我怎么没看见你。他说:肯定没错,穿着你这件黄色夹克,单手骑车,另一只手插在裤兜里,半夜十二点,街上一个人都没有,特别像一个女巫,不是你是谁。
    在白天,女巫消失,阳光一照,她就变成了一株向日葵。
    现在我觉得我的衣服不再是那种难以描述的黄色了,它正是向日葵的颜色,在阳光下散发出炫目的金黄。葵花这种植物使我首先听到一阵歌声,"长江滚滚向东方,葵花朵朵向太阳,满怀激情迎‘九大’,迎‘九大’,我们放声来歌唱,我们放声来歌唱",在歌声中万人集会、欢庆、游行的场面像海水一阵又一阵地涌来,我们手持纸做的葵花,成为这海水的一部分。
    葵花是我们从小到大看得最多的花,它出现在银幕、舞台、墙壁、报纸、黑板、课本、信封、信纸、笔记本、像章、瓷盘、茶杯、脸盆上,并在我们的手上成为一种一开一合的道具,在游行队伍里,哨声一响,我们同时打开,葵花在我们的头顶一片金黄(如果我兴致不高,或者头晕,我就会觉得这片葵花是一片屎黄,屎黄当然是最难看的),哨子响两声,我们把葵花关上,一片黑脑袋重新露出来。
    在南方,在我们的小镇上,我很少看见真正的向日葵,那种有着宽大叶子、焦黄饱满的圆盘、并且神秘地绕着太阳转的向日葵,如果偶尔见到,我就会惊呼,并且停下来看上半天,我喜欢它那种动人的明亮。但在更多的日子里,葵花是一种简化了的符号,当它出现在信封上时,它是一个椭圆,周围是一圈小些的半圆,这使它看上去像一只蛋壳上沾了一圈虫卵,丑陋无比。这种图案铺天盖地,像泥沙一样多,在我八岁到十八岁,我完全丧失了对这种花朵的感受能力。
    直到凡高在中国出现,向日葵才获得了再生。它们身上的颜色一层又一层,神经质的筋络动荡不已,犹如寂静中一声响镲,纯黄的花瓣在炽烈的燃烧中生长,在这时,真正的向日葵才从泥土中上升,成为不朽的事物。
    在八十年代,我身穿黄色的上衣,微歪着头站立在旷野上的照片让我联想起一株向日葵,阳光强烈,天空湛蓝,我上身的纯黄在燃烧,头发在燃烧。但当我找到这张照片的时候,我发现我的身后并不是一片蓝色的天空,而是一片红色的壁画。壁画在一面山崖上,山崖从江水里伸出来,需要租一条木船才能到达。
    我侧身站在崖画前,身后是密密麻麻的红色的青蛙,这张照片大概摄于86年或87年,地点是广西宁明县。在我的旧影集中,我身穿黄色上衣的相片比比皆是,它们分别摄于广西的百色、隆林、田林,云南的文山、马关、麻栗坡、富宁,广州、深圳、珠海、北京,影集里一片金黄,就像无数棵生命力旺盛的向日葵,开放在祖国各地。
    由此我认识到,虽然我没有分到房子,我仍然应该感谢电影制片厂,它是我呆过的单位中最有趣的地方,它虽然没有给我房子,却给了我自由。
    有什么单位不用上班就能领工资呢?有什么单位总是让你看电影院里看不到的电影,而又出钱让你到祖国各地到处走动呢?
    我真是一个有福的人啊。
    一只电影虫子掉进了电影厂,就像一条蚕掉进了桑田里,桑田无边无际,又肥又嫩又大的桑叶就像海水一样无穷无尽,我吃完一张又吃一张,最后我会变成一条蚕精,通体透明,金光闪闪。这样的福份从天上掉下来,像一张面饼,叭的一下就砸在了我的脑袋上,这件好事我在图书馆干活的时候真是连想也想不到。
    我特别喜欢回想我到电影厂报到的那一天。
    推荐、考核、面试,像风一样吹过去,我口袋里放着图书馆的介绍信,骑上单车,呼的一下冲上了七一广场。那是十一月份,南宁最美好的季节,酷热已经散尽,凉爽袅袅婷婷,所有的树叶都呈现出一种深秋的墨绿,所有的墨绿都变得更加肥厚,完全是一派丰收景象。
    我走在大街上,就像一个农民走在收割的田野里,风是金风,露是玉露,满城的树叶都发出哗哗的喧响,它们一会儿把浅色的背面翻过来,一会儿又把正面的深色翻过去,这使满街的绿色深深浅浅,层次丰满。阳光在叶子上跳荡,绿色煜煜生辉,天地间一片辉煌,连世界上最丑陋的牛肚果(即木菠萝,外壳像牛胃,深棕色,有密密麻麻的凸刺)在秋天午后的光线下也变得像一面面金锣,在明亮的蓝天下当当敲响。
    朝阳路、火车站、中华路,往左拐,衡阳路、友爱路,在友爱路尾,这个城市的尽头,马路的左边,就是广西电影制片厂。
    淡黄色的大门,寂静而神秘,我穿过铁栅栏,穿过一大片空地,穿过花坛和收发室,一楼、二楼、三楼、四楼,四楼的左边就是文学部。
    整个文学部静悄悄的,只有一间办公室开着门,我探头看见部主任一个人正坐在办公桌前,我说:我来报到了。主任说:好,好。他带我到二楼财务科,把我的工资关系交给一个女同志,然后领我到图书室借书。主任说:这段时间你的工作就是读书,先熟悉电影,每个星期一上午九点来开例会,星期六下午四点来扫地,其余时间在家。
    然后就没事了。
    我又沿着友爱路、衡阳路、中华路、火车站、朝阳路七一广场一路飞车回家,满街的叶子再次沙沙鸣响,纯银的音色在晴空中化作漫天的清流,从我全身敞开的毛孔长驱而入,直抵我的五脏六腑,我的身体溢满了因膨胀而轻盈的气体,有一种力量将我往上托,我既在浪涛上,又在空气中,所有的房屋大楼、电线杆、交通亭、垃圾筒,所有的树叶,连同牛肚果,统统都在说着同一句话:不用上班了!每天都能睡懒觉啦!
    自由从天而降,朝辞白帝彩云间,泪飞顿作倾盆雨,便从衡阳到朝阳,李白杜甫和毛主席的诗篇像飞箭,嗖嗖掠过我的血液,发出噼噼啪啪的火光。
    到了星期六,我就兴冲冲地去扫地。
    已经有整整一个星期不去上班,我觉得不太对得起我的工资,于是把扫地当成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。想到厂里面积辽阔、荒草丛生、落叶满地堆积,我觉得要从四点扫到六点是很有可能的。
    我早早就到了,文学部三个办公室都关着门,一个人都看不到,我没有钥匙进不了,只好在楼道里徘徊,我徘徊了差不多半小时还没看到有人来,于是我又从四楼到一楼,从一楼到四楼,上上下下走了几个来回,还是没有人。
    已经四点过了,我有点着急,看到楼道里有一个半人高的大竹扫帚,拿过来就在楼道里扫了起来。扫了几下,又觉得一个人在这样一个陌生的地方扫地比较奇怪,有一种上不着天下不到地的悬空感。
    我疑惑着放下了扫帚,重新下楼。我走到办公大楼旁边的橱窗跟前,那是一个要塞,谁来都要经过那里。我打算等到有人扫地我才扫,否则我无法确定自己在一个新单位的行为。
    过了一会儿,来了一个文学部的同事,我向他打听包干区。他说,包干区就是你我脚下站的这块地方,没什么好扫的。说完他就到收发室看信去了。我左右看看,其他部门有人拿着扫帚陆续出来了,没有文学部的人,我内心感到无比孤独,如芒刺在背,有一种四面受敌之感。好在只是方寸之地,我几下就扫完了,我有些不放心,又去问别的部门的人。那人瞪着我说:你们文学部经常出差,包干区就那点。
    扫完地上楼,文学部的秘书才来。
    她告诉我部主任出差到北京去了,下星期一不用来开会,主任让她布置我看剧本并提出意见,但又没留下本子。她让我先看看书,等主任回来再说。这样我就可以回家了。
    这就是我第一次到电影厂上班的情形。
    后来我才知道,这种整整一个星期不用来的情况是经常发生的。不管谁当部主任,都会经常到北京去,主任一不在家就不用来开例会,扫地也是不用扫的,一年扫两次就够了,十一一次,元旦一次,你一次都不扫也不会扣你工资。
    有时候连着两三个星期都不用来上班,连你自己都忘了是电影厂的人,这时厂里却来了电话,说厂里发广柑橘子了,你快来拿吧,水果不能放。有时是白糖,一发就是十斤,有时是排风扇,一人一个。当年电影厂经济效益甚好,经常有东西发。我用自行车把一筐新鲜的广柑、橘子、芒果运回家里,整日睡大觉、写小说、谈恋爱,我边写小说边吃水果,每天要吃一两斤,这边刚刚吃完,那边又通知说厂里发水果了。
    那真是我一生中少有的幸福时光啊!这样的好时光再也不会有了。为此我永远都要感谢广西电影制片厂。
    假如厂里现在还能发得出工资,不但发得出工资还能给我分房子,而且不用坐班,假如有一天它说:林蛛蛛你回来吧!我一定会连滚带爬,昼夜兼程,像飞蛾扑火那样奔向它!
    当然,这只不过是我的痴心妄想。
    二
    我身穿黄色衣服的照片有一张摄于广州,那是一身黄色的连衣裙,我歪着头站在东方乐园的门口,面带微笑,兴致十足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