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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要把金针度与人》宗教类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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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孟轲(约前三七三~约前二八九),字子舆,在战国中期,生在邹国(山东邹县)。
  孟轲自命是孔丘的传人一"乃所愿则学孔子也",他说:
  "由孔子而来,至于今百有余岁。去圣人之世,若此其未远也:
  近圣人之居,若此其甚也。"这是十足以圣人自命了。所以他的结论是:"如欲平治天下,当今之世,舍我其谁哉?"这又十足以道统自承了。虽然这样,在身分关系上,孟轲却只不过是孔丘的孙子子思的学生的学生而已。
  孟轲的地位是累积起来的。到了唐朝,韩愈推崇孟轲是直承道统的人物。到了宋朝,他配享到孔庙。到了元朝,他被封为亚圣。到了明朝,因为明太祖不喜欢他;吃了一点蹩,后来就一直风光,直到今天了。
  《孟子》一书共三万四千六百八十五个字,在内容上,理直气壮固多,理不直气壮也不少。中国人推理不合逻辑,受孟轲的影响应该不少。
  《孟子》在北宋以前只是子书,宋仁宗后,才升段为经书,真是愈来愈走运了。
  《孟子》中最精华的思想,乃是它的政治哲学。孟轲主张义利之辨,此利乃指自私自利,不是民生乐利,孟轲从不反对民生乐利,把两种利混为一谈的,不足以知《孟子》。
  董仲舒:《春秋繁露》
  董仲舒(前一七六~前一○四),号桂岩子,河北冀县人,是汉武帝时代的博士。他上课时候,要"下帷讲诵",他的学生,甚至要"传以见次相授业"(间接教来教去),"或莫见其面"。早年时候,他的专心,可以"三年不窥园";晚年时候,他"去位归居,终不问家产业,以修学著述为事",很受人尊敬。
  在这种师生关系中,一个学生害了他。有一次汉朝祖庙着了火,董仲舒写了稿子,发了议论,主父偃偷了这篇稿子,上奏汉武帝。汉武帝拿给大家看,董仲舒的学生吕步舒,不知道这是他老师的作品,大发议论;说这篇东西"大愚"。汉武帝一听,火了,于是把董仲舒关起来,论以死刑。后来虽给特赦了,但他再也不敢谈灾异了。
  董仲舒打着儒家的招牌,耍着阴阳家的把戏,用阴阳四时五行种种迷信怪说,逢迎主上,以期得君行道,结果却变成了统治者为虎作伥的帮凶,成了助长专制政治的第一罪人,也成了"罢黜百家,独尊儒术"的统一思想的第一罪人,这种跟统治者与虎谋皮的知识分子的迷梦,在梦醒时分,除了落得虎口余生外,什么都与春秋代谢了。
  韩愈:《韩昌黎集》
  韩愈(七六八~八二四),字退之,河北昌黎(唐朝的昌黎是今天的通县)人。他是唐朝进士,官瘾很足,可是时升时降,官运却不怎么样。唐宪宗听说凤翔法门寺的护国真身塔里有释逸文佛的指骨,特派宫人三十六名去奉迎,满朝大事铺张的时候,韩愈大表反对,并说东汉皇帝信了佛以后都短命。皇帝大怒,把他贬到广东潮州。到潮州后,他上表谢不杀之恩,并歌功颂德一番,所以只待六个月,就放回来了。
  韩愈是儒家思想的拥护者,他写《原道》,说道统"尧以是传之舜,舜以是传之禹,禹以是传之汤,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,文武周公传之孔子,孔子传之孟轲,轲之死,不得其传焉"。字里行间,严然以道统自任。他是公然主张"抵排异端,攘斥佛老"的,他在思想上的心态,是非常明显的)
  韩愈虽然在思想上不过如此,但在文章上,却卓然成家。中国文章自魏晋以后,一作文就是"四六体"——四句六句对偶而成的骈体文,满篇堆砌,矫揉造作,非常讨厌。韩愈出来,主张秦汉古文,"师其意而不师其词"、"唯陈言之务去",造成"文起八代(魏晋六朝)之衰"的局面。虽然他的文章,讨厌之处也不少,但比起八代的来,总算是进步了。
  朱熹:《朱子大全》
  朱熹(一一三○~一二○○),字元晦,人称朱子或朱文公,安徽婺源人。
  朱熹是宋朝理学的集大成者,他一方面在理学理论上建立大功夫,一方面在经典整理上施展细功夫,这样巨细不遗的全盘功夫,使他创造了"道统"的布局,而成为继往开来型的大人物。
  糟糕的是,他这些经典整理上的细功夫,实际上,并不是科学的、客观的研究,而是玄学的、主观的武断。他的许多著作,目的只是用来武断的以供创造"道统"之需。例如他不加辨别,就硬说《大学》是"孔子之言,而曾子述之",又说《中庸》是子思所作,等等等等,全是没有证据的胡说。但这种胡说,居然以《四书》的形式,挟"道统"以俱下,大大的影响了后代的中国人。对于、孟而言、对后代中国人而言,都给弄错了导向。严格说来,这真是一种罪过;难怪清朝大儒颜元要高呼"必破一分程朱,始入一分孔盂"了!
  朱熹又反对司马光的《资治通鉴》,他把"道统"延伸到史学方面,又强调正统说。他写了《资治通鉴纲目》六十卷来支援这种说法。总之,此公的头脑,实在有大多的歧途,但他又给后代中国人的头脑输入太多的错路,这真是不幸。
  僧祐:《弘明集》
  僧祐(四四四~五一八),本姓俞,原是江苏彭城人,后世居建业(江苏江宁),他从小就喜欢到庙上去,不肯回家,后来终于做了和尚。他跟"一时名匠"法颖做徒弟,研究佛学,"竭思钻求,无懈昏晓",成了名和尚。他收"白黑门徒一万一千余人",其中包括王公大人公主贵嫔,风光无比。
  在南北朝时候,佛教和反佛教之争,变成了热门,佛教遭到儒教和道教的夹击。僧祐站在佛门弟子的立场,编了一部《弘明集》来卫道、来"为法御侮"。在他编这部书的时候,为了对照,也收了反面的论文,于是这种反面的思想,也跟着借光,保存到今天。其中最有名的,就是范缜的《神灭论)。
  范缜(四五○一五一五?)字子真,他不信鬼神,写《神灭论》,勇于反对佛教迷信。梁武帝萧衍以帝王之尊,亲自写文章骂他,并发动朝野七十多人写文章围剿他,但是范缜不买账,他的论敌也承认"无以折其锋锐"。在这场大辩论中,可以看到许多中国人的思想水平和思想方法,所以这部论集,自然有它历史的地位。
  慧能:《六祖大师法宝坛经》
  慧能六三八~七一三),本姓卢,广东新兴人。他本是一个目不识丁的樵夫,因为听人念《金刚经》,有所领悟,就去找禅宗第五祖弘忍,弘忍先叫他打杂八个月,然后发现他有慧根,就把衣钵传给他。就这样的,他以二十出头的少年,就当了掸宗第六代的祖师爷。
  慧能是反对繁琐佛经的,他说"世人终日口念般若,不识自性般若,犹如说食不饱。"又说:"佛言随其新净即佛土净,东方人但心净即无罪,西方人心不净亦有罪(人夫夫心,不会打)。东方人造罪念佛。求生西方;西方人造罪念佛,求生何国?"
  他甚至认为习禅打坐、出家修行,都没必要,他说:"道须通流,何以却滞,心不住法,道即通流,心若缚法,名为自缚。若言坐不动,是只如舍利伸宴坐林中,却被维摩诘诃。""若欲修行,在家亦得,不由在寺。在家能行,如东方人心善,在寺不修,如西方人心恶。"这些言论,在佛教中,都是革命性的言论。这些言论的基础都在反对形式,重视精神上的明心见性、精神上的开启与顿悟。
  佛经本来就是大量抽象名词的排列组合,本来就缺乏明确的含义。慧能以后的禅宗,在冲破这种汗牛充栋上,很革命,但冲到后来,仍是用抽象代抽象,只是简化一点而已。所以,不论是口头禅或野狐禅,其禅则一也。
  佚名:《太平经》
  道教是纯粹中国的宗教,它托身在老子,把老子"太上老君"起来,但老子的思想,实在和它扯不上,真正跟它扯上的,是阴阳家和迷信家。这些大家们,从为秦皇汉武求仙长生起,就没老实过。到了后汉,张陵(道陵)先在江西龙虎山隐居,后在四川鸡鸣山修练,自称得"太上老君"秘传,行符水禁咒之法,得长生不老之术,著道书二十篇,是为道教定形之始。
  张陵的孙子是张鲁,"造作道书,以惑百姓。"张鲁以外,张修、张角也都是道教的元勋及人物。他们传教的道书:才能详知,但是一部叫《太平经》的,终于慢慢定形了。
  这部《太平经》,来源说是于吉得到的神书,原来只有两卷,后来你也加我也加,变成了一部一百七十卷的大书,成为道教最早的经典。虽然这部经典,并不为后来道教信徒所重视,但它的历史意义,极有价值。从这部黄巾之乱的圣经里,我们可以看到中国民间的许多思路,看到中国土生土长的民众怎样追寻、怎样迷信、怎样提出他们的呼声和要求。所以读读《太平经》,我们倒真可得"道"呢!
  葛洪:《抱朴子》
  葛洪(二八四~三六四),字稚川,丹阳句容(江苏江宁)
  人。他生于迷信世家,他的祖宗就仙里仙气的,他自己,又认到了一位仙里仙气的老泰山,又从老婆那边传到了不少"玄业"。葛洪为人,又丑又不善言辞,穿得破破烂烂,但是对信仰很执著、很朴实,大家称他做抱朴之士,他就著书,自号"抱朴子"。
  葛洪在石冰之乱时,曾有过一段武功。乱后,他"不论功赏,径至洛阳,欲搜求异书以广其学"。后来看到天下太乱,"欲避地南土";又听说交趾产丹,可供他提炼,就要求去做地方小官。皇帝认为太委屈他了,他说:"非欲为荣,以有丹耳。"就出发了。
  葛洪为人"博闻深洽,江左绝伦。著述篇章富于班、马,又精辩玄喷,析理入微"。他自述写《抱朴子》的原因是:"道士弘博洽闻者寡,而意断妄说者众。……今为此书,粗举长生之理。……世儒徒知服膺周、孔,葛信神仙之书,不但大而笑之,又将谤毁真正。故予所著子言黄白之事,名曰内篇,其余驳难通释,名曰外篇。"他在八十一岁时死去,所谓长生,也不过如此。死时虽然"颜色如生",但毕竟还是死了。葛洪的死,是中国长生理论家的最大幻灭。
  佚名:《山海经》
  《山海经》是中国的书里最怪的一部,自古就被看做一部荒诞不经的书,共十八篇,三万多字,传说是夏禹、伯益作的,其实不是一人一时的作品,而是战国后期定形出来的一部中国各地传说。
  《山海经》分山经和海经两大类,以河南洛阳为中心,向四方扩展成海内、海外、大荒等经。它的内容包括山川、动物、植物、矿物、药物、巫医、神祗、祭把、远方异国等等。叙述的方法很细腻,例如说天下名山,夏禹所经历的有五千三百七十座,走的路有六万四千五十六里,这样煞有介事的细腻方法,是一般古书望尘莫及的。
  《山海经)在《汉书》艺文志中放在刑法家之首,自汉朝到明朝,都被当做地理类的书,一直到了清朝,才被列入小说类,但是从民俗和神话观点上看,它倒有着极大的价值,显然不是什么小说。明朝胡应麟早就说它是"古今语怪之祖",它显然不是地理书也不是小说书。《山海经》中一大特色是它的巫术意味,例如佩戴一种鹿蜀怪兽的皮毛,可以多生贵子;佩戴一种柬施(反犬旁)怪羊的皮角,可以以恶治恶;吃下一种狌狌怪物的肉,可以健步如飞,都是有趣的例子。这都是民俗和神话的史料。
  佚名:《易经》
  不论是龟卜或筮卜,卜出来的结果,累积起来,每在新卜之事与所现之兆相同的时候,就可以就累积的结果来援用,不必再重复了。这种卜的方法,比以前方便,所以叫"易";因为流行在"周"朝,所以叫《周易》。
  因为《周易)只不过是卜筮手册,所以除了这个意义以外,原来没有别的。可是,在《周易》本文以外,后来冒出了《易传》,《周易》的本文叫"经",解释"经"的叫"传"。"传"该是帮忙解释明白的,但是《周易》的"传"却愈帮愈忙,于是问题就多了。
  《易传》有十篇,又叫《十翼》,就是十篇辅翼文章的意思。从汉朝到唐朝,大家对《十翼》都没有异议,认为是孔子作的。到了宋朝,欧阳修首先怀疑,现在证明非孔子所作,已是定说了。《十翼》包括:一、录上传(《周易》六十四卦,每卦有"象辞",就是断定这卦意思的话,《彖传》就是解释"彖辞"的话),二、彖下传,三、象上传(又叫"大象",是总论一卦之象;这种总论叫做"爻辞"),四、象下传(又叫"小象",是分论六支之象,支是八卦表示的形象),五、系辞上传(系辞是总论《周易》的话),六、系辞下传,七、文言传(文言是解释二卦经文的言语,是专说乾坤二卦的),八、序卦传(解释六十四卦为什么要排成这种次序),九、说卦传(解释八卦的方位、意义〔如乾、健也〕和取象〔如乾为马〕,十、杂卦传(解释卦名)。
  吕才:《阴阳书》
  吕才(约六○○~六六五),博州清平(山东聊城)人。他从小好学,"善阴阳方伎之书"。唐太宗时候,发生了音乐上的疑难,大家你一句我一句,扯不清楚。唐太宗要大家推荐专家来解决,吕才就被推荐上来。吕才又为唐大宗解决(三局象经)中的疑难,最后升到"太常博士"。
  唐大宗认为《阴阳书》流传得"谬伪浅恶"、"穿凿既甚,拘忌亦多",就叫吕才与学者十余人"共加刊正,削其浅俗,存其可用者"。最后新编成五十三篇,加上旧的四十六篇,一共一百篇,"诏颁天下"。这部一百篇的《阴阳书》,全文失传了,只在《旧唐书)中保存了"叙宅经"、"叙禄命"、"叙葬书"三篇(《新唐书》中也保存了,内容有出入)。仅从这三篇里,我们就可看到无神论者吕才,在反对迷信上面的努力。他大胆否定了卜宅吉凶的迷信、否定了命定的迷信、否定了阴阳葬法选日选时选地的迷信。这种前进与开明,求之古人,真是少见!
  吕才的多才,还不止此,他又作过"方域图"、"教飞骑战阵图"、"文思博要"、"姓氏录"、"隋记";参与"白雪歌词"、"本草"。他真是多方面的专家,在中国古人中,他有点像阿基米德。
  赵吉士:《寄园寄所寄》
  赵吉士(一六二八~一七○六),字天羽,一字恒夫,晚号"寄园主人",安徽休宁人。他生于明朝崇帧元年,清朝顺治时曾经中过举人。
  这是一本笔记,书名五个字中,有三个"寄"字,第一个"寄"字是他住处的名字,第二、三个"寄"字同义,第二个是动词,第三个是动名词做目的语用。他认为宇宙万物都有所"寄",譬如日月星辰寄于天、人的五官寄于面,所以他的家叫"寄园",他的笔记叫《寄园寄所寄》。这部笔记,是他人生如寄的一点成果。
  笔记是一种鸡零狗碎的札记式文体,在中国文学的地位很特殊,有记史的、有记掌故的、有记神怪的,内容十分复杂,涉及范围也很广泛。这本书也不例外。全书分为"囊底"、"镜中"、"倚杖"、"捻须"、"灭烛"、"焚尘"、"獭祭"、"豕渡"、"裂眦"、"驱睡"、"泛叶"、"插菊"等十二"寄",所记有正经的忠、孝、悌、义、正气、廉介,有孔丘所不语的鬼、怪、人妖,有指正"习语"、"称谓"错误的文字,以及官场洋相中使人"乐然复笑,笑之中有箴规焉"的幽默故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