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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镇委书记》第三十一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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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北京访军营刀下救弟兄
    范城找县委任上安官吏
    弄清事情的原委并不难。祸并非起于萧墙,而是起于杨垛。杨垛这小子是县计生委派到灌河计生办挂职的副主任,在灌河任职期间,总想揽权,大家并不买他的账,他就没有捞到多少好处,所以一直怀恨在心,刚返回计生委不久,就来了一耙子,把我手下几个管计划生育的人全部告上了。机关里出了一个白眼狼,他不高兴的人就都成了病鸭子。我心里很生气,早知这个家伙是如此德性,我到这里以后就把他交给计生委了。
    更叫我生气的是,管这个案件的副检察长竟是范金锁。我在县委办时,他在政法委,同楼同级别,又是老乡,称兄道弟,关系一直不错。我就恨恨地想,事前没有给打个招呼就下来办案,真如同大家说的,检察院里没朋友。看来不要说老感情,连我这个书记纱帽也没有被你们检察院放在眼里。没有当娘的不护孩子的,没有当头头的不护自己部下的,我绞尽脑汁,想把这件事情按下去。
    于是,我马上进城到检察院,直接找检察长尚友林同志。“老一”对“老一”,什么事都可以摊开说。听了买车的详细经过后,尚检表示,这几个年轻人实在太幼稚,就凭着对军队的信任,上了那么大的当,仔细想想,也不会有多大的渎职成分。既然是检委会定了,范检批了,总得查一下,如果没有问题,既可以对举报人有个交代,也可以洗白一下几个同志。
    有了这个基调,尚检把范检喊来,共同商量解决问题的办法。这范金锁大概心虚,脸上一赤一红的,直说书记老弟别介意,五六万对于一个乡镇计生办不是小数目,办渎职案正好够杠杠。
    我心里虽然有气,但同志们已经犯在人家手底下,心想不可动怒,就嬉皮笑脸地先和他开了一通玩笑,缓解了紧张空气。然后我们商量怎么查。范金锁的意见是,只有去北京找总根子,否则,不可能查清楚。
    我心里说,“醉翁之意不在酒”,你小子办案是假,想借机到北京玩玩是真的。又一转念,这样也好,无非是让计生办多花点钱,多“渎点职”罢了。俗话说,养女不说饭钱,办案不说经费,为了一块钱的案子花上个万儿八千的也不足为怪。这样一来,不在灌河地面上搞地震了,是个好事儿,免得闹得沸沸扬扬,上上下下人心浮动,让杨垛那个奸诈的小人得计。于是,同意亲自陪同范检去北京走上一遭儿。
    不到北京不知官小,我们到北京折腾了一个星期,什么也没有搞到。去“总后”——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,真正是“后”门深似海,拿着县一级的介绍信,人家连大门都不让进。我们又去了西城卫戍区,车留在外边,由一个战士带领,进大门,穿过柳林,走过花径,在这么一个大花园式的营房里,走了二十多分钟,才走到一个比较差劲的院落,出来了一个指导员接待,一口云南普通话,与范检的范城土话对得干瞪眼,直着急,没有听得懂几句有用处的话。碍于军政关系,人家把我们几个土包子客气地送出大院。后来,我们决定去军事法庭,了解案件处理情况,结果要找的人一个也找不到,问询了一下,才知道军队发生的案子,一般不与地方打交道,这也许是家丑不可外扬,怕自毁长城、有损人民军队形象的意思。
    总之,越查下去,范检就越泄气,开始,我俩每天都要喝一瓶二锅头,后来增加到每天一瓶半,最后两天干脆达到两瓶。越喝我俩越亲热,我就问他:“金锁哥,老弟咋得罪你了,你查我灌河的案子,连个招呼都不给打一下?”
    他舌头硬着,白拉个眼珠子,说:“老弟,我朝你生气。当上书记了,就看不起弟兄们了,咱闺女出门时,想请你到场给个光彩,把你安排在第一席,结果你只给礼送到了,人没有到,叫哥我多没有面子!要知道礼到人不到,不如隔墙搁哇。从此,我一直觉得咱老家的老乡中,虽说就咱俩厚,可就你不够意思。”
    我恍然大悟,是有这么回事儿。因为那时刚到灌河,整天就是忙,这件事情就做得有点差距,覆水难收啊。现在人家金锁兄争这个礼儿,虽然小肚鸡肠,倒也更显得我在他心目中有重要的位置。于是,所有气恼冰化雪消,只有解释和赔不是的份儿了。
    说透了,更加没啥。范检说,案子是检委会定的,按照法律程序,最后得有个结果。我力争来个不诉处理,请兄弟一定放心。这几天,我他妈的算看透了,人跟人就是不同,在北京这地方上班,门楼头高一点,王八蛋也能当上大爷!不查他妈的×了,玩一阵子回去。
    当一把手的,说穿了,就是管人的。手底下百十号人,升迁去留,晋级调职,都操纵在你的手里。有时,连婚丧嫁娶也得过问,不然,你就不成为一个称职的当家人了,大家敬畏你的一个重要因素,无非就是你能够管着他们。
    干部队伍中,最看重的是进步了。进步就是晋升的代名词,为了“进步”,人们的办法很多,节日啦、喜庆啦、长疮啦、害病啦,都给大家向书记表忠心、上心意的机会。风气已经不正,扭转乾坤不是一个人的事情。你在位置上明白了这些,就不是一个糊涂蛋,处理起这类事情就会不温不火。手下人都希望进步,也得分个轻重缓急和条件机遇。对手下的每一个人,他的工作表现如何,当头头的,心里要有一杆秤,因为全体人员心里都有一杆秤。
    眼看来到灌河两年多了,一条念念不忘的工作,就是多争取提拔几个人,人才越拔越旺,大家有了希望就会更加努力工作。一把手跑组织部门勤一些,就可以吃到尖碗。以至于县委办的弟兄们“咬槽”说,现在老主任不肯回娘家了,光走组织部的门子了。
    在我上任一年多时,听说县里要从女干部中选一批副科级组织员,我就抓紧把计生办的副主任陈兰云给报了上去,一炮打响。接着,春亭出了事儿,我给吴书记、徐县长、副书记、组织部长讲清,并征得他们的同意,新的镇长一定要在灌河现任班子成员中选拔。所以,大家都把组织书记左平奇当成了镇长接班人,宣布春亭到县里工作后,大家就开始戏称“左镇长”了,平奇开始脸红心跳,拒绝这么称呼,见我笑眯眯的一直处于默认状态,同时在分工上调整了他的主要工作,让副书记井春跃开始操心组织人事方面的事情,这情况更趋于明朗化。平奇尽管没有越位,我确实一度把他当镇长使用了。
    在当年年底考核时,我一方面把考核组的同志们灌醉,一方面要求他们给我好好向上汇报,多给我推荐人。都是在大院里出来的,我又一直是县委书记身边的红人,说话就占位置。我说他们:“你们下来考核基层,成事不足,败事有余。提拔谁到不了你们当家,有损谁肯定能够办得到,所以,我要求弟兄们上天言好事,千万别给我扒乱子。”大家说,贺书记放心,我们会按你的意图办的。
    女副镇长鲁新慧,已经在灌河干了两届,眼看到期,按照用干部的规矩,要么把她调到其他乡镇去,要么就退下来。她本人家在灌河,年纪又轻,男人、孩子都不能带走,一说起前途就想哭。我对考核组说,最好讲清情况,给予保留副镇长的职务,因为作为一个女镇长,是一个忠诚无私、埋头工作的典型,本人又没有政治野心,当一辈子副镇长也是好样的,特殊情况特殊处理,不必拘泥于干了多少届。
    其他几个党委委员,也都是一个强过一个,凡是能够重用的,调成实职可以放他们走,不然,就留下来,继续培养。然后,又根据推荐情况,圈定了方新亮、郑玉山等七八个人,特别交代了必须提拔的几个人,才放下心来。
    大面上做了工作,私下里仍然得对几个关键部位、关键人物另做工作。如人大主席孔祥明已经到了退下来的年龄,并且身体一直不好,没有上班,就需要做些安抚工作。孔祥明是个党性观念很强的老同志,一辈子为党和人民的事业出了大力,家里却没有摆脱贫困。到了这时候,他的心态很不错,说一切听从党组织的安排。
    人大主席是正科级,安排谁应当算是提拔。至于安排谁,我和孔祥明也商议一下,因为左平奇眼看要提成镇长,我俩都倾向让宣传书记井春跃干,春跃如果不干,再考虑让武装部长郑春发干。
    那个时候,正在一线的干部,到人大、政协任职,一度是在邓小平同志复出之后,老同志退下来时的安慰剂。卖响针的曾经唱道:“肚子大,头发白,你不下台谁下台”,“老干部,你别怕,不是政协是人大”。现在已经变了,年轻干部也可以在党委、政府没有实职位置时,到人大、政协临时储备一下。
    与春跃工作和交往两年多了,我对春跃的看法越来越好,这个同志有肚量,能容人;有能力,会办事;有思路,会筹划,有着举重若轻的大度,确实是个难得的帅才。我向上边举荐了几次,由于种种原因,暂时不可能得到重用,我就想把他先提拔成正科级,徐图渐进。可这件事,春跃却不领情,我在春跃家里,两口子对我很不客气,他老婆抱怨我:“大哥你不要把春跃往火坑里推!”一句话,差点把我噎死。我立即同着他们两口子给已经成为县委书记的徐泽厚打电话,把春跃调下来,还任他的组织书记,人大主席让郑春发上,两口子这才放心,始知道“大哥实在不是要往火坑里推他”。
    通过这件事儿,我还领了一个教:不要以自己的心度人,在人事安排时,有时就是有些人根据自己需要不识好歹,好心成为驴肝肺的。
    对于左平奇的使用,我心里早就打好了谱子。平奇这个人,为人公道正派,在同志们中间很有威信,工作也踏实肯干,抓落实不折不扣,当个镇长绰绰有余。若就地提拔、就地使用他,肯定顺手,但对他的成长不利。他已经在这里工作了好几年,难免有些垫根。让他换换环境,到别的地方去当镇长,起点就是乡镇一级人民政府的最高长官,面貌焕然一新,形象就一定会好一些。但这些想法我却从来没有向平奇透露过,所以当平奇知道镇长非他莫属时,就什么也不问,只埋头工作。等组织部部长打电话来征求我的意见时,我对部长说了上述意思,部长表示同意。到县委就要来宣布的头一天晚上,平奇才知道要调他到另一个乡镇去。虽然大家都舍不得让他走,他自己也不愿离开这里,听了我对他前景的分析,只有激动的份儿,哽哽咽咽地说:“实在舍不得离开你老大哥。”
    副镇长郑东方,是一员虎将,工作与喝酒一样,“小孩鸡鸡顶碾盘——硬对硬”。人也机灵能干,许多棘手难缠的事情,交给他准能漂亮完成任务。刚到而立之年,爱家却不恋家,几年里,很少在家里连续停上几天的,一天不工作就着急。他老婆是一个温柔贤惠的女人,全力支持他的工作。在修公路中,一连几十天,摸爬滚打在工地上,差一点把老婆孩子给忘了,老婆止不住有点想他,给他打电话,想让他回去一下,正赶上他喝醉了,拿起电话就骂:“×浪了,自己想办法解决,不要烦老子,这么忙,除了天塌地陷了,就别叫我回去!”这不是为了事业献青春又是什么?这样的好弟兄,一定要关心他,也一定要重用他。“一将成名万骨枯”,当头头的有朝一日爬了上去,正是这些同志当轿夫给抬上去的!可是,当想把他升上半格的时候,就遇上了操作的困难,配备的副书记职数已经满员,没有办法,我就多次跑组织部门,终于利用挂职这种不占指标的办法,任命他为党委副书记,解决了这一难题,消除了我的一块心病。
    副镇长赵豫的调整大出我的意料,从来没有考虑让他调出去,他本人也没有一次向我提出要走的意思。却在换届前宣布调他到其他乡镇去工作。他就赶紧找我,说什么也不愿意走,求我无论如何想办法做做工作,再给他留下来。我到县里一问,才知道他调走完全是怪他自己,考核组的王喜昌说:“在考核时,赵镇长喝醉了,对我们说,在乡里已经转了十来年,也不给往县直调一调,至少也得叫离家近一点。我们就把这个要求给汇报了。”
    这个同志,是一个不可多得的好干部,不跑不要不送,一步一步地熬到这个位置;已经转了三个乡镇,县城除了工作关系没有熟人,为了把他女人调进县妇幼保健站,他一点办法也没有,我就亲自找关系给他跑,终于跑成了。在镇里又安排他抓比较肥厚的计划生育工作,要求调走真的不是他的本意。但到了此时,除了说明喝酒误事之外,没有其他更好的解释。我专门在计生办开了一个赵豫副镇长、鲁新慧副镇长办交接、迎送的茶话会,看着赵豫哭丧着脸与鲁新慧喜气洋洋的脸,我说:“这次赵镇长是‘两调(掉)’——调走了,掉泪了;鲁镇长是‘两留’——留任了,留镇了。”这也算是一个贴切的总结。
    屈指一数,三年里一共提拔了包括平奇、春跃、东方、万通等十几个正副科级干部,这在全县是破记录的。进步快了,大家的情绪就理得较顺。干起工作来,是一台好戏。所以,邓中坤来任镇长后,不到一年,又赶上了换届改选,“两会”更是一顺百顺,我这个主任委员,一气呵成把两个代表大会主持到底,班子成员大都是满票当选,连个花絮都没有。
    正是:部下有毛病,不足为怪;当官不顾人,十足混蛋。
    毕竟不知后事如何,且看下回分解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