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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倾斜的天平》“公家”的钱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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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蒲小元跟王天容的正式合作是从她帮王天容解决困难入手的。
    学文科的蒲小元认为,不管是以“BOT”方式建设的发电厂,还是通过国外贷款建设的妈湾电厂,这些大型的发电厂都在临港市的土地上,发出的电力都直接供应临港市的电网。同样,它们也都大量消耗临港市场上的煤炭。
    但当时煤炭属于紧俏商品,不是说搞到就能搞到的。这时候,蒲小元利用她在大同的关系,帮能源集团从大同搞到了煤炭。而帮能源集团搞到煤炭就是帮王天容解决困难。王天容非常想感谢蒲小元,或者说能源集团想感谢蒲小元。
    “这就见外了,”蒲小元说,“当初您可亲口说过,说我虽然下海了,但还是能源集团的人,说随时欢迎我回来,还说您永远都是我的大姐。怎么,说假话呀?”
    “不是假话,”王天容说,“还是这句话,能源集团是你的娘家,我就是你大姐,还是一家人。”
    “既然是一家人,”蒲小元说,“在力所能及的范围之内顺便做点事情,相当于女儿给娘家人做点事情,妹妹给姐姐出点力,还要谢谢?”
    王天容笑了,笑得非常开心。
    “行,不说谢谢。”王天容笑着说,“那么我帮你把这次的差旅费报掉,另外还有就是招待费。”
    蒲小元没有说话。
    王天容假装生气地说:“反正也是公家的钱,你要是不要,我也不会领你的情。”
    蒲小元还是没有说话,但是眼睛转了一下,仿佛有点动心。
    这时候,王天容把声音压低说:“你给我们的价格比市场价低,我不能让你吃亏。这样,你去友谊城买几件称心的东西,发票拿来我帮你一起报销。听话,要不然姐姐不高兴。”
    既然王天容都这样说了,如果蒲小元还不照办,那么就有点过分了。蒲小元觉得,即使是做好事,也不能过分,如果过分,对方就不舒服、不自在了。于是,蒲小元就真的跑到友谊城买了一件好东西,买完之后,就真的把发票和往返大同的车票、餐票交给王天容在能源集团报销了。
    王天容在给蒲小元的报销单签字的时候,注意到了一个细节,就是友谊城的那张发票是鹿皮大衣,这件鹿皮大衣的价值超过了车票、餐票和所有其他单据合起来的总价值。
    王天容一边签字一边想,现在的年轻人到底跟我们这一代不一样,叫她去买,她就买个这么贵重的东西。也好,这样我就不欠她的了。
    这就是王天容的性格,不愿意欠别人的。
    王天容担任临港市能源集团一把手的这几年,她经常麻烦过去在社科院的一些老同事,但是每次麻烦之后,她都及时把人情补上。只有把人情补上了,不欠人家的了,她才安心。事实上,凭王天容当初在社科院的地位和人际关系,就是不给任何好处,别人也会帮忙。但是一次两次可以,第三次还帮忙吗?并且王天容相信,即便是德高望重的老专家、老学者,对待无偿的帮忙和有偿的咨询,其认真的程度和负责的态度也还是有区别的。而专家们的负责态度和认真程度相差哪怕是一点点,对于自己,就相差很大。
    王天容认为,对于企业的发展来说,关键靠决策。正确的决策是第一重要的,一切成功首先是决策的成功。如果决策失误,那么下面操作得再好,也只能是把损失降到最小;而如果决策正确,只要操作不出大的差错,就肯定成功。所以,王天容宁可在决策的时候多咨询、多请教,即便花一点咨询费,她认为也是值得的。
    现在在蒲小元的问题上,王天容也是这样想的。虽然蒲小元报销的数目稍微多了一点,但假如下次电厂的煤炭供应再发生紧张,蒲小元肯定就会热情主动地帮忙,而能源集团对煤炭的需求是长期的,很难说哪天就不发生煤炭供应不上的问题。所以,王天容宁可让蒲小元多报销点费用,占点小便宜,也要为将来能源集团在可能的情况下多留一条路子。
    这么想着,王天容就非常愉快地在蒲小元的报销单上签了字。
    周末,蒲小元来看望王天容。
    说实话,王天容很高兴蒲小元来看她。丈夫和孩子都在北京,平常上班忙的时候,倒也没有什么感觉,而一到周末,王天容就想儿子。于是,就给北京打电话,但是儿子也大了,跟她好像也没有多少话讲。所以,一到周末,王天容就多少感到有点寂寞。
    王天容的这个情况外人不知道。因为在外面,王天容把自己装扮成了撒切尔夫人,或者不是装扮的,她本来就像撒切尔夫人,一副没心没肺铁石心肠的女强人的样子,谁也不知道她还会寂寞。外人不知道,蒲小元知道,所以,蒲小元周末就经常来看望王天容。有时候拉她去购物,有时候拉她去跳舞,还有时候就纯粹两人聊天。总之,王天容是欢迎蒲小元周末来“打扰”她的。
    这次蒲小元带来了一件礼物,一件非常昂贵的意大利产鹿皮大衣,一看就是友谊城买的正宗货。鲜亮而不反光,柔软而不失款形,暖和而透气,富贵而不张扬。一个字:好。
    说实话,这样的东西王天容是舍不得买的,也买不起。但是,好东西就是好东西,特别是女人,对好看的衣服天生有一种追求和向往,所以,王天容立刻就喜欢上了。
    喜欢,但并不代表想占为己有,无功不受禄。
    蒲小元说:“我觉得这件衣服非常适合您穿,所以就给您买了。”
    蒲小元说了一句天大的实话,好衣服当然适合人穿,不但适合王天容穿,而且适合任何女人穿。
    “不要不要,”王天容说,“太贵重了。不适合我穿。”
    “就因为贵重才适合您。”蒲小元说,“您为公司的事情经常上北京,还要出国,当然应该穿两件好衣服。”
    “那好,多少钱,我给钱。”
    “给钱您自己不能买呀,干吗要我送给您?”
    “不给钱我不能要。”王天容坚持说。
    “那我已经买了怎么办?”蒲小元说。
    “你自己留着穿。”王天容仍然坚持。
    “我能穿得了吗?”蒲小元说着,还往身上比划了一下。确实是穿不了。蒲小元是按照王天容的身材买的,她自己当然穿不了。
    “那你退掉。”王天容还是不让步。
    “退不了。”
    “不可能的!”王天容说,“友谊城的商品是可以退的。”
    “没有发票也能退?”蒲小元问。
    “没有发票?”
    “没有发票。”
    “发票呢?”
    “报销了。”
    王天容突然反应过来,这件鹿皮大衣就是蒲小元前两天作为费用报销的那件大衣,当时她还觉得蒲小元是占了小便宜,现在看来错怪她了。
    “那我就更不能要了。”王天容说着,还有点生气。
    “为什么?”蒲小元问。
    “你说为什么?”王天容反问。
    蒲小元停顿了一下,说:“您是不是觉得我不该报销这件衣服?”
    “那倒不是,”王天容说,“你为集团做了事,还替集团省了钱,应该报销。”
    “既然如此,”蒲小元说,“那么这件衣服是不是我的?”
    “当然是你的。”王天容说。
    “那么您为什么说‘更不能要’?”蒲小元问。
    王天容不说话了,两眼看着鹿皮大衣发愣。
    “你是不是觉得这衣服实际上是用公家钱买的?”蒲小元又问。
    王天容还是没有说话,她也不敢肯定这算不算是公家钱买的了。
    “是公家的钱,”蒲小元说,“但公家已经奖励给我了,就是我的钱了。就跟公家的钱发工资发奖金到我们手中一样。发到我们手上了,还能说是公家的吗?再说,即便是公家的钱,又怎么了?您穿衣服为什么呀?要不是为公司,您是那种讲究穿好衣服的人吗?”
    王天容的眼睛活了一些,仿佛已经认同蒲小元的话。
    蒲小元接着说:“同样是国有企业,石化集团那边每年员工都有礼服费,老总就更不用说了,每次出国都是公家掏钱一身新,凭什么您就不能有礼服费?”
    “那不一样。”王天容说。
    “怎么不一样?”蒲小元问,“他们不是国有企业呀?他们不属于投资管理公司领导呀?他们效益比我们好呀?他们贡献比我们大呀?”
    王天容不说话了。既然不说话了,那么就只能收下了。
    搞到计划内价格的煤
    这就是蒲小元跟王天容正式合作的开始。在这次“合作”中,蒲小元是一分钱好处没有得,而且还倒贴了钱。倒贴的不仅是一件意大利鹿皮大衣,比这多。可以说,第一次合作蒲小元完全是做了一次赔本买卖。
    为解能源集团燃眉之急,事实上,这第一批煤是蒲小元自己花高价从市场上购买的,然后再以略低于市场的价格卖给能源集团。当然,她也不是傻瓜,她这样做是有目的的,这个目的就是取得王天容的信任和好感,正式建立与能源集团的业务关系,着眼长期发展。应该说,蒲小元这样做其实是很有头脑的。
    因为当时中国社会生产资料的供应是“双轨制”。
    所谓“双轨制”,就是同样一件商品,有两种价格,一种叫计划内价格,一种叫计划外价格。计划内价格比计划外价格便宜很多,因此,谁能搞到计划内的商品,谁就等于白捡到了人民币。
    “双轨制”有一个很大的漏洞,那就是,如果有人能利用特权特批到计划内物资,比如钢铁或煤炭,那么他马上就发财,马上就成为老板。事实上,当时确实就有一些人能够特批到计划内指标,所以就真的发财了,真的成了老板。这些人当然不是一般的人,他们中的绝大多数都是当时的一批有实权的高干的子女。
    蒲小元出生在大同,生长在大同,但是她父母或父母的父母都不是高干,所以她没有办法特批到计划内煤炭指标,但是她又决意要跟能源集团建立商业关系,所以她第一批供应给能源集团的煤炭只好按计划外的价格购买,然后用略低的价格再卖给能源集团。不过,这样的赔本买卖只能在特定的时期特殊的情况下偶尔做一次。现在,她的目的达到了,虽然赔了一点钱,但是她终于跟能源集团正式建立了业务关系,并且取得了王天容的信任与好感。现在她要施展她的第二步计划,就是设法搞到计划内指标。
    蒲小元虽然不是高干子女,也不是高干子孙,但是她是大同本地人,既然是大同本地人,那么她就能摸到路。当时流行一句话,叫做“鱼有鱼路虾有虾路”。“鱼路”是大路,就是直接从中央拿到计划内指标,这对于蒲小元来说比较难办,或者说是根本走不通。“鱼路”走不通还有“虾路”,“虾路”就是各产煤地自己都有“自留地”,是为支持地方经济服务的。在完成国家计划指标之外,多生产出来的煤就是“自留地”,归地方上支配。并且上行下效,地方上也在“自留地”上搞起“小双轨制”。蒲小元现在就打“小双轨制”的主意,因为打“小双轨制”的主意属于“虾路”,相对容易一些。事实上,上次回来她已经打探出“虾路”来了。这个“虾路”就是她以前的中学老师李必恒。
    李必恒严格地说是大同本地的高干子弟,或者说是“小高干子弟”。“小高干子弟”李必恒曾经在矿务局子弟中学当过一段时间的语文老师,虽然没有直接教过蒲小元的课,但是蒲小元毕竟是文科班学生,而且是当时为数不多的几个考上大学的文科班学生,加上蒲小元自信自己出类拔萃地漂亮,估计这位李老师可能还会记得她。
    蒲小元估计得没错,李必恒果然记得她。
    李必恒由于是高干子弟,所以早就不当老师了,已经调到矿务局总调度处。仿佛语文老师这类的工作只能是平民百姓的子女做的,如果是高干子女做,哪怕是“小高干子弟”,当教师也就等于是受委屈了。受一段时间的委屈没关系,不能长期受委屈。所以,李必恒在蒲小元上大学的时候就从矿子弟中学调到了总调度室。
    实践证明,李必恒的调动是正确的,因为当他爸爸从矿务局副书记的位置上退下来的时候,他就被提拔为副处长。矿上曾经有人传说这是一种交换,但这种传说肯定不是真实的,至少不全面,因为李必恒后来又当处长了,而李必恒当处长的时候,他爸爸已经退居二线好几年了,拿什么交换?所以,关键还是靠自己,而不是靠交换。
    李必恒就是主要靠自己的努力当上矿务局总调度处处长的。
    蒲小元去找李必恒的时候,没有说找“李处长”,而是说找“李必恒”。蒲小元一说是找“李必恒”,守大门的马上就变得热情了,不仅直接把蒲小元带进去,而且到了里面马上就通报。
    其实蒲小元是说漏嘴了,如果不是说漏嘴,那么至少会叫“李老师”,而不会叫“李必恒”,因为“李必恒”是她们女同学背后的称呼,当面还是喊“李老师”的。背后称“李必恒”的原因是李必恒其实比他教的学生大不了多少,并且长得眉清目秀,像个书生。蒲小元她们喜欢对比她们大不了多少的眉清目秀的男老师直呼其名。
    蒲小元再次见到李必恒的时候,李必恒已经一点没有书生的味道,反倒像个杀猪的,整个人发胖了,脸盘变得贼大,胡子没刮,脸上酒气没退,像是刽子手上刑场之前抢着喝了一碗酒,或者像电影上的大刀会。
    蒲小元不敢认。
    “蒲小元,怎么是你呀!”“刽子手”叫起来。
    李必恒这样一叫,蒲小元就确信此人正是李必恒,而且果然还认识她,于是,就莫名其妙地有点激动,一激动,差点又漏嘴。
    “您好,李必……李老师。”
    “哈哈哈哈……”李必恒一阵大笑,问,“刚才你是不是说找‘李必恒’的?”
    蒲小元红着脸点点头,算是说“是”。
    李必恒自然又是大笑一阵。笑得非常爽朗,像领袖。
    蒲小元发现,李必恒不但形象变了,连说话的声音和笑声都变了。蒲小元记得,李必恒当年说话轻声细语,好像没有什么底气,而且笑不露齿,好像根本就不会这么大笑。
    李必恒笑足了之后,或者说是爽朗够了之后,说:“幸亏你找‘李必恒’。”
    “为什么?”蒲小元问。
    “如果你要是找‘李处长’或‘李老师’,那么肯定被挡驾了。”
    “是吗?”
    “没办法,凡是找‘李处长’或‘李老师’的,准是要煤的。我手里哪有煤呀!”
    “是吗?”蒲小元问,“那么我这次也是白跑了?”
    “怎么,你也成了倒煤的?”
    蒲小元一听,怎么这么别扭,真想回敬一句“你才倒霉呢”,但还是忍住了。
    “你不要见怪,”李必恒说,“这里都这么说,就是倒腾煤炭的意思。”
    “我不倒腾煤炭,我是政府采购。”蒲小元说着,呈上名片,自然还是“临港市人民政府能源管理办公室”那张名片。
    李必恒接过名片,认真看了看,说:“好,政府采购好,政府采购你直接拿着煤炭部的批文到销售处就行了,用不着找我。”
    “去过了,”蒲小元说,“刚刚去过。但是听说老师在这里当大处长,顺便来看一眼。怎么,当上大处长了连看一眼都不行?”
    蒲小元到底是从临港市回来的。在临港市的时候,大人物见得不少,现在回到内地,对付处长一级的官员还行。再说处长也不是什么大官,蒲小元要是不下海,在秘书的位置上熬几年,下来至少也是办公室副主任,跟处长也就差不多了。所以,蒲小元并没有把个“处长”看得多了不起,要不是为了“倒煤”,还难得理睬他。
    “厉害。”李必恒说,“到底是特区来的。好,中午我请你吃饭。”
    中午吃饭的时候,蒲小元温柔了许多。其实蒲小元只要想温柔,还是很会温柔的。
    “您变了很多。”蒲小元说。
    “是,变老了,变粗野了。”
    “那倒不是,”蒲小元说,“其实您现在这样子倒更像个男子汉。”
    “你基本上没变。”
    “一点没变?”蒲小元歪着脑袋问。
    李必恒向后仰了一仰,仿佛是调整眼睛的焦距,调整好了之后,说:“变了,长大了,变洋气了,变富贵了。”
    “老了。”蒲小元说,“难得你还记得我。我以为你不认识我了呢。”
    “怎么会不认识你,”李必恒说,“谁都不记得也会记得你呀。”
    “是吗?”蒲小元说。
    说着,脸红了,不知道是激动还是不好意思。大约是没想到李必恒这么快就能把话往那上面引。这时候见李必恒竟然面不改色,暗想,真是士别三日呀。
    “怎么不是,”李必恒说,“那年搞诗歌朗诵,你获得了第二名,后来整个年级文科就你一个人考到了北京,我这个语文老师难道还能忘了你?”
    蒲小元记起来了,高二那年学校是搞过一次诗歌朗诵会,她是得了第二名,而且那次诗歌朗诵会就是李必恒组织的。想起来之后,多少有点失望,因为她本来以为李必恒会说是因为她漂亮才特别记得她呢。
    “当然,”李必恒说,“还有,还有就是你漂亮,差不多是校花了,谁能不记得?”
    这下蒲小元的脸更红了,仿佛是自己心里想的秘密一下子被人家看透了。
    “你们当老师的也知道‘校花’?”蒲小元问。
    “老师不是人啊?”李必恒反问。
    “但那时候你给我的印象是非常老实的呀。”
    “我现在不老实吗?”
    “你现在老实吗?”
    蒲小元这时候给了李必恒一个媚眼。
    借着媚眼的提醒,李必恒提议:“喝点酒?”
    “好啊。”蒲小元说。
    蒲小元知道,光凭师生关系是不会搞到计划内指标的,哪怕是“小计划内”的指标。要想搞到计划内指标,还必须加上其他东西,比如加上钱,但李必恒现在这个样子显然不缺钱,小钱肯定打不动他,给大钱就意义不大了,两头一折扣,还有赚吗?所以,蒲小元决定加上其他东西。蒲小元觉得即使加上其他东西,只要能搞到计划内价格的煤炭,也不吃亏。蒲小元已经彻底想开了,女人既然想开了,那么事情就好办了。漂亮的女人只要彻底想开了,那么事情就彻底好办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