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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回头无岸》第2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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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车到广州,我没出站,直接转车去东莞,谢厂长的公司在东莞,我们的审稿会实际上是在东莞开,开完会之后再去深圳这个“中国改革开放的窗口”参观。我鼓动会议在东莞召开最后之所以得以成行,一个最重要的原因是深圳的魅力对大多数与会者起了作用,如果当时只安排在东莞开会,而不安排去深圳参观,是不会得到那么多人一致响应的。对我来说,关键是那张“边防证”,我当时把边防证看得很神圣,认为没有它我是绝对去不了深圳的,而得到它必须要经过单位保卫处,不是开会单位保卫处是绝对不会给我行这个方便的,在设计院,保卫处的人平常没有地位,现在好不容易逮到一个能显示自己权力的机会,哪能轻易放过?所以,是绝对不会给我们行方便的。
  在“中国改革开放窗口”参观结束后就自由活动了。我的活动首先是找张一民。
  张一民和我是中学同学,虽然不是一个班的,但我们都是学校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成员,而且都在乐队,关系不错,闹地震那年,他家没地方建防震棚,在我家防震棚里住了整整三个月。后来由于上山下乡我们各奔东西,恢复高考后又天南地北求学一方,谁知四年后,居然又分配到同一个设计院,关系自然又进了一层。
  张一民的下海是悄悄进行的,好像院里没几个人知道。我偷偷地帮他搞到机票,又用自行车替他推行李送他上路。那情景既像电影《地道战》里鬼子偷偷地进村,又像电影《戴手铐的旅客》中送战友。临别时,张一民说:我在深圳等你。我不知道他是不是自修过心理学,但这句话说得很到位,确实是我最最想听的话。
  那时候我也想过漂洋过海去当一等公民,于是在英语上很下了点功夫。我发现学英语的过程事实上也是了解英美文化的过程,当时《美国之音》向中国学习美国英语的年轻人灌输的一个思想就是“美国是个大熔炉”。美国是不是一个大熔炉我不知道,但深圳肯定是个小熔炉,她首先就将张一民给熔了。我找到“在深圳等我”的张一民,他冷淡得让我吃惊,连顿饭都没请我吃!当我提出要他为我先安排个住处时,把他吓傻了,吓得一句话都说不出。幸好我有退路,这个“退路”就是郑康平。
  前面说过,郑康平我并不认识,不认识没关系,邓工认识。邓工是我们院相对年轻的老同志,比我早十年进的设计院,但我们之间这十年是个断层,所以我们并不遥远。邓工脾气不太好,并且他认为脾气不好是一件很光荣的事,经常以耿直而自我欣赏,但自我欣赏多了别人就不怎么欣赏,如此一来,邓工在院里总体上说就表现为不得志。他经常说的一句话是:再过两年我就不干了,去深圳,我有一个好朋友在深圳当大老板。说者无意,听者有心,至少我就很有心,因为我高度关注着有关深圳这边的一切情况。
  我开始与邓工套近乎。邓工以前曾搞过一个三相电弧炉改造项目,项目是搞成了,但并没有引起院里面的重视,这自然又引发邓工大大地“耿直”一番。那时候我要靠稿费补贴家用,正好要写一篇关于钢铁行业节能方面的文章,于是就把他这个项目写进去了。捧着撒发着油墨香的《冶金节能》,邓工的“耿直”发挥到了极点,大声说:“这就叫墙里开花墙外香!”
  “耿直”够了之后,才发现作者就是墙里的同事。于是邓工拉着我的手,一切尽在不言中。
  邓工说,郑康平夫妇是他大学同班同学,由于家庭出身不好,海外关系复杂,文革中被整得够呛,连女朋友都差一点吹了。邓工家庭出身好,又是班干部,并且很讲义气,在郑康平最困难的时候,给了他很大帮助与鼓励。改革开放后,郑康平的海外关系反而成了资本,现在由他舅舅投资,在深圳搞了一家钢格板公司,郑康平出任总经理,发了。郑没有忘记邓工,多次写信或打电话邀请邓工来深圳共谋发展,邓工一直没去,不是不想去,也不是故意“翘”,他对我说了真心话:等混上高级职称就去。
  我等不及高级职称了,我愿意去。耿直的人往往也确实很义气,邓工拍了拍胸脯,说:老兄的事情我邓某人包了。话虽然这么说,但是为了万无一失,我还是用自己擅长的方法作了必要的铺垫,具体做法就是在《冶金参考》上赶发了一篇“钢格板占据工程材料新领域”的文章,一方面为郑康平做一次免费的广告,卖个人情给他,另一方面也避免他将来会以我对钢格板一窍不通来拒绝我。这时候,江苏一个乡镇企业恰好孝敬给我一条红塔山香烟,我立刻充当二传手,借花献佛,拿去孝敬邓工。邓工的老婆看着有人送来高级香烟,顿时觉得自己的丈夫在设计院出人头地了,对他的态度也好了许多。带着这个好心情,借着红塔山的天高云淡,邓工认认真真地写了三张纸,把我说的无可挑剔。有了这三张纸做尚方宝剑,再加上那篇文章做我的敲门砖,我有理由踌躇满志。
  离开张一民,我去见郑康平,左手拿着敲门砖,右手握住尚方宝剑。但不知是郑康平怕敲门砖还是怕尚方宝剑,反正他是吓得不敢见我。不见我没关系,我可以坐在小厅里面等,一直等到下午两点了,我也拿出“耿直”的劲来,趁人不注意直接闯进去。郑康平确实很忙,我闯进去时他正在做百忙之后的短暂睡眠。
  “郑总您好!”
  郑康平醒了,马上在大班椅子上坐直。“马鞍山院的邓工让我来看看你。”我说。
  “噢,好好。老邓呀,邓庆生。”
  我很高兴,郑总果然记得邓工,说明邓工没吹牛。
  “这是邓工让我带给你的信。”我双手递上那封信,并且又敬上一盒宜兴紫砂茶壶,说这也是邓工让我带给他的。
  郑康平对茶壶似乎不感兴趣,接过去,嘴里说了声谢谢,就摆在了一边。对茶壶不感兴趣我不在乎,关键是对信,他对邓工的信也不感兴趣,连拆都没拆就放到了一边。我急了,说郑总您还是看看信吧。我只能这么说,我跟这个郑康平初次见面,不能自己吹自己,在可能的情况下,由别人吹自己总好过自己吹自己。
  郑康平在我的催促下勉强地看看几眼邓工花了大力气写的那封信,然后又把它丢在一边,说以后再看吧。
  “您最好现在看。”我强忍着气愤,但还是有点急了。
  “为什么?”他不解地问。
  “因为这是一分关于我的推荐信。”
  “推荐信?推荐什么?”
  “推荐我到您这里工作呀。”我说。
  “到我这来工作?谁说我这里要人了?”
  这下好了,既然是推荐信,那就更不用看了。
  我感到一种从未有过的委屈,几乎就要发作了,我这么远赶来,等了几个小时,拿了你同学的推荐信,还自己搭上一份礼品,连杯水都没喝,客气话都没说一句。
  “这么说是连考虑的余地都没有了?”我说。
  “我这里根本就不缺人,不但不缺人,我还要炒掉几个人呢!”
  “那好,”我说,“把紫砂茶壶还给我,这不是邓工给你的,是我买的。”
  “好好,”他说,“拿去,赶紧拿走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