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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正午故事2:此地不宜久留》第35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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从那时开始,菅浩栋把心思都花在了电影上。他觉得这辈子就该干这个。聊到那次算命,他总结说:“老天知道你是什么命,出生的时候,你这辈子该干啥就注定了,只是你自己可能不知道。”菅浩栋自己是知道的。

迷上拍电影后,菅浩栋一直想知道,真正的剧组到底是怎么拍戏的。2012年,大二暑假,菅浩栋和常标坐上火车,第一次去了北京。临行前,在网上,他们看到一个影视城招聘群众演员,就忙不迭地报了名。临走时,菅浩栋问家里要了一千块钱。

影视城在北京偏僻的郊区。剧组收了每人三百块押金,就把他们带到了宿舍。和想象中不同,宿舍是低矮的临时板房,只有地铺,北京的夏天三十多度,板房里连空调都没有。十几个人住一间屋子,全是社会闲杂人员。菅浩栋觉得,像是进了传销组织。为了学电影,菅浩栋愿意吃苦,但白天拍戏时,他发现剧组也很不正规,就连盒饭也潦草得不行。待了几天,两人要求退押金,却被告知,必须做满一个月。他们意识到,可能上当了,这是个骗钱的假剧组。

趁着夜里,他们背着包,狼狈地逃了出来。身上的钱不多,维持不了太久,但没学到拍戏,菅浩栋不愿灰溜溜地回大同。焦躁地在北京逗留了几天,菅浩栋联系到一个在制片厂工作的远房亲戚,虽然多年没联系,但为了学戏,他厚起脸皮,请对方帮忙。亲戚介绍他们进了一个真剧组,任务是在片场看管枪支道具。除此之外,还有剧组的宾馆可住,标准间,有空调,菅浩栋觉得,一下子从地狱进了天堂。在片场,他一丝不苟地完成任务,借一切空闲观察着。待了二十天,该回大同了,剧组给他们每人五百块酬劳,算是回程路费。

此行菅浩栋除了见识到真剧组,还有一大体会——拍电影非常烧钱。回到大同,他已经读到大三,采矿专科班马上毕业,没过几个月,山西的大小煤矿就来招聘了。菅浩栋想接着拍电影,不想去煤矿做工人。当初他从中专升到大学,就是因为不想挖矿,折腾一圈,更不想走回头路。也在此时,他开始构思下一部电影,一部不被团委书记审查的,反映农村现实的剧情片。

可是拍电影需要钱。除了采矿,菅浩栋想不出其他赚钱办法。起初他犹豫着,迟迟不参加应聘,直到过了春天,招聘的企业越来越少,班里同学已经签了大小煤矿,家里也催得紧,菅浩栋只好妥协。他开始毕业实习,并和位于长治的潞安煤矿签了劳动合同。

2013年夏天,菅浩栋离开大同,第一次到长治。潞安煤矿盘踞在长治远郊,像一头沉默的黑色巨兽。矿井外面刻着四个大字:安全为天。菅浩栋吃饱了饭,换上黑色制服,戴上口罩、安全帽和矿灯,背上器械,坐进缆车,竖直下落,向着地下453米的黑色世界摇晃而去。

煤矿无处不在,似乎是菅浩栋生来就躲不过的囚笼。在菅浩栋老家河曲县,也遍布着大小煤矿。他的父亲下井二十多年,半生辛苦,却很早也要求儿子去读中专学采矿——在他们看来,生在山西的小村子,就是该吃下井挖煤的饭碗,天经地义。老家坪山村里,因为挖煤,地势已有下陷,煤挖完了,没有活儿干,村子里年轻人争相外出打工。

如父亲期待的,菅浩栋终于成了煤矿工人。但他不喜欢“工人”这个身份。临毕业前,一个学妹曾和菅浩栋有过一段恋爱,但来煤矿之后一个月,对方提出了分手,理由是父母不同意。除了工人身份,菅浩栋也在意自己的大专学历。他说,在矿上,专科生就是工人,本科生就是干部,永远不一样。

潞安煤矿在郊区王庄,交通闭塞,坐公交到市中心要一个多小时。刚来工作,有人就在网上建了个“王庄煤矿青年男女交友群”。菅浩栋被拉进群,但他从不发言。下井回来,睡醒了,室友张瑞强最喜欢的事情就是拿着手机一直“摇一摇”,终于摇到了一个女朋友,直到谈婚论嫁。但菅浩栋不管这些,自顾自写剧本,跟网上朋友聊电影。他不打算在煤矿和任何女孩发生瓜葛,“我只是来赚钱的,没打算留在这,要是和人好,那不是坑人吗?”下井回来,躺在床上,他喜欢听崔健的歌,《一无所有》、《出走》、《假行僧》。其中,《假行僧》里的一句,正是他的想法:“我不想留在一个地方,也不愿有人跟随”。

他的业余时间用在电影上,有时在群里聊剧本,有时是一个人去网吧,逢假期又去过一次北京,几次大同。无一例外,都是去找拍电影的朋友。他很少去市里,少有的一次,是崔健的《蓝色骨头》上映那天,菅浩栋去了市里电影院,他记得清楚,全场只有三个观众。他的一切活动几乎都围绕着电影。

在矿上,菅浩栋一周三班倒,下井的时间分别是中午12点、下午6点和午夜12点,每次要待12个小时。有时,他下井前买一点火腿肠和方便面,饿了就吃几口,越快越好,吃慢了,吃进去的煤尘就多。井下的一切是黑色的,煤尘统治世界,相隔一米,两个人只能看见头上的矿灯。下井时,菅浩栋背着几样器械,长的接近五米,短的也有两米,加在一起百十斤重,扛在肩上直打晃,像喝醉酒的人走不了直线。在井下,菅浩栋给矿壁打眼。采矿车往前推进,菅浩栋跟在后面,往墙上凿出两米深的眼,把长矛一样的铁管插进去,砸上铁网,避免矿壁坍塌。

菅浩栋第一次下井是2013年9月,从夜里12点干到第二天中午,他回到宿舍,母亲菅采连打来电话,他张开嘴,攒攒劲,努力说了一句,妈,我好累。菅采连一听就哭了。

菅浩栋连哭的力气也没有,倒头就睡。工作第一个月,有人作业时掉了手指,工作两个月,一起应聘的有人辞职走了。但菅浩栋不能走,为了攒钱,他一直坚持了15个月,经常每个月下井23天以上,在潞安煤矿,这是年轻人里少有的高出勤率。每个月收入是六千块,菅浩栋都分成两份,三千留给自己花,三千转给母亲保管。

2014年底,他攒下了四万多块钱。那个时刻终于来了。菅浩栋从煤矿请假,离开了长治。

在山西省河曲县坪山乡,年轻人都在往外走,菅浩栋却回来了。他给新电影取名《光盲》。电影说了村子里一个盲人的故事,他在外打工多年,回到村子时却发现乡野衰败,土地因煤矿而塌陷,自己的老宅已成危房,无所适从。

故事主角的原型叫菅广顺,六十多岁,年轻时在工地上砸伤了头,成了盲人,只好去太原学按摩,一干就是四十年。但眼盲的菅广顺却是村里少有见到了大世界的人。早年,菅浩栋还小,每到春节,总喜欢去找回家的菅广顺聊几句,从他口里,想象从未见过的远方城市。前几年,菅广顺从太原回了坪山乡。

这个故事在菅浩栋的脑子里盘旋几年了。自从去大同读书,每次回家,他见到的故乡日渐凋零,好像一切都被煤车挖走了。离家的时间越久,回家时,就越像个闯入者。菅浩栋担心,故乡终将消失,他能做的只有把一切拍下来。

剧组一共13个人,除了旧友常标等几个喜欢拍电影的朋友,还有几个编导专业的学生,听说有人自费在山村拍电影,坐上火车就赶过来了。十多个人在河曲县城汇合,坐大巴进了村。为了节约成本,菅浩栋把家里三间房子收拾出来,找出所有被子,十几个人挤在三个大炕上。剧组伙食由母亲菅采连负责,每天早晨6点不到,她就煮饭做菜,一天三顿。

2015年3月,《光盲》正式开机。第一天开拍,菅浩栋在家门口举行开机仪式。菅采连搬出结婚时的嫁妆,上了香,一边鞠躬一边祈祷,祝儿子一切顺利,梦想成真。

离开潞安煤矿,菅浩栋形如自己是“从监狱里逃出来的囚犯”,一年多的计划付诸实施,他沉浸在紧张和兴奋里。每次试听背景音乐,刚把耳机戴上,他就手舞足蹈摇头晃脑,像进入另一个世界。拍摄之初,他举起酒杯带着整个剧组喊加油,但心里满是忐忑。开机前一夜,他根本睡不着,担心电影会因各种原因失败——菅广顺是临时演员,又是盲人,如果中途不能坚持,剧情就全黄了;剧组都是年轻人,大学生为主,热情地参与可能只是一时兴奋,第一次合作,如果中间闹了矛盾,可能分崩离析;村里条件差,如果拍摄太久,城里来的人能不能一直坚持,也令人担忧。

电影的绝大部分情节都真实存在。除了菅广顺的本色出演,其他角色都是村民临时客串。大部分村民听说要演维权的情节,摆摆手就不接话了。菅浩栋不敢把真实剧情告诉村民,拍到哪儿,临时演员就找到哪儿。电影拍到一半,因为没有合适人选,他和父母也上阵了。几个场景都是在自己家里。有人劝诫菅采连,儿子瞎折腾,最后可能是一场空。菅采连嘴上笑呵呵应付,却并不理会他们:“我儿子不赌博不吸毒,想走自己的路,怎么就是一场空了?”

无论剧情设置还是镜头、音乐的使用,菅浩栋只按自己的方式来,剧组人员常有意见,但没人能说服他。“我不是固执。导演有自己的风格,我只是严格按照我的风格来。他们说的如果有道理,我自然会听。”但在片场以外,菅浩栋尽力地照顾剧组感受。他本来不怎么喝茶,这次为了缓解剧组压力,从北京特意买了茶叶,每晚泡上,整个剧组围着喝。

拍摄原计划二十天,但实际速度快得多,只用了十天,电影就拍到了结局。和主要情节基本写实不同,菅浩栋虚构了电影的结尾——盲人生病,到城里医院住了一段时间。当他病愈再回到村口时,却发现故乡已经搬迁,整个村子不知所踪,取而代之的,只有一片黑压压的煤矿。

菅浩栋用一个长镜头注视着这片土地:菅广顺下了面包车,拄着拐杖,一个人在电影字幕里落寞地走向远方。

“你相信命运吗?”讲算命故事前,菅浩栋先问了我这么一句。他直视着我,等待答案。我们当时坐在公交车里,前排乘客听见这个发问,扭过头来,瞥了我们一眼。菅浩栋不理睬这些。

这时,距离他的电影杀青已经三个月。虽然积蓄所剩无几,剧组解散时,菅浩栋仍给每个人发了两百块钱,作为象征性的酬劳。随后他带着素材,先去北京待了一个月,找朋友协助做后期剪辑。他住进北京褡裢坡的一间地下室,一个月租金600块。外面春光明媚,地下室里却冷得打哆嗦。后期初步做完,剪出的片子124分钟。朋友大都觉得太长,提议剪到90分钟左右,菅浩栋拒绝了,他认为许多缓慢的长镜头是必要的,“如果是画面来回切换,那么观众只是旁观者,只有我这样的长镜头,才能有代入感。”

菅浩栋对这部电影充满期待。依循着贾樟柯的模式,他决定把《光盲》送往电影节。他一口气报了九个国内外的电影节,光报名费就花了三千多块。其中,国外的电影节有五个:威尼斯、洛迦诺、温哥华、多伦多和釜山。他觉得,自己的优势是题材独特:“我拍的是农村纪实题材,通过农村盲人的眼睛看农村的变化,这个题材,此前我知道的,只有娄烨的《推拿》。”

如果真在国外的电影节上拿了奖,他可能得出国,但他还从没有办过护照。2015年6月,半年没上班的菅浩栋回到煤矿,为出国的这个“可能”做准备。

我见到他这天是周末。菅浩栋在煤矿已经待了四五天,办护照需要的户口手续差最后一个章没盖,但因为煤矿领导不在,手续卡住了。在微信朋友圈里,菅浩栋很郁闷:“想像《天注定》里大海那般拿着猎枪也来一场暴力。”躺在宾馆床上,他刷着微博,等待一个国内电影节公布初选名单。

在菅浩栋报名的九个电影节里,最早公布名单的是中国的“First青年电影节”,官方微博上,主办方贴出的公布时间是6月14日。当天凌晨12点刚过,菅浩栋正和我说着话,突然抓起手机,看了一眼微博,随后自嘲:“还没出来。他们说是14号,我还以为过了零点就有。”放下手机他又说,因为风格不合适,评选规则也不太合理,他对国内奖项不抱希望。但第二天上午,他仍不时看着微博。过了中午,我们去吃饭,一直话多的他沉默着,不再看手机。我问他结果如何,他说,名单一个小时前就出来了,没入选。“他们侧重的确实不是我的类型,”他一边说一边习惯性地抖腿,“还是等国外的吧。”

吃完饭,我们坐上公交车,去他的宿舍收拾行李。公交车上,菅浩栋半天不说话,但一开口就跟我分析落选原因:“我的题材有批判性,反映的是农村现状,对政府不好看,所以没戏。”分析到最后,他又重复了几句对国外奖项的期待:“看看国外的吧。”

宿舍里剩下的东西不多了,菅浩栋打开锁住的衣柜,把一台相机拿出来,拆开检查一下,又装好,塞进书包。阳台上还晒着晾了很久的两件衣物,他从晾衣架摘下来,在手上拍打着。迎着阳光,衣物上落下灰尘,他在手上团几下,也塞进了书包。阳台的角落里堆着下井的工作服,全被染成黑色。旁边放着一个军用水壶,包着塑料袋,也是通体黑色。菅浩栋拿起水壶,演示了一下自己在井下喝水的动作,告诉我,喝的时候越快越好,不然,嘴里全是煤尘。

临走时,楼层的管理员阿姨特意守在楼梯口,欲言又止,等我们下了半层楼梯,才朝菅浩栋喊了一句:“真走了?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