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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正午故事2:此地不宜久留》第39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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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从来就不对号嘛。”他挣扎。

“你是多少号,就坐多少号嘛。”藏人不急不躁,语气坚定,反复说着以上的话。占座的终于无奈让出了座位,一边往后面走,一边还在说:“从来就不对号嘛。”

发车时间到,有一个座位的人没来,票已经卖了,车老板说要等。一等半个小时,天渐渐亮了。等人凑齐,车开出汽车站,天已大亮。上了路,才发现比没出发的时候更令人搓火。这位司机的技术真是令人瞠目结舌。在日喀则市区平坦无比的好路上,这辆车开得颤颤巍巍,慢慢腾腾,连蜗牛都会急死。

在藏区的优质公路上行车,有一种令人失掉时间感的催眠效果,绿河黄沙雪山蓝天在侧,走上几个小时大同小异。下午三点,司机把车停在一个小镇,大家找地方吃饭。紫围巾和坐我旁边的藏袍阿姨,跟在我后面,黄皮袄的男人拎着一个大保温瓶走在前面。他们走进了一家餐馆,喊我跟着,并建议我跟他们点一样的饭,说这样吃上得快。三人都是藏人,交谈不说汉语,只和我交流时,才小心地吐出一些必要的汉话句子。饭毕,黄皮袄男人用他的保温杯,倒给我一杯开水。

车继续往前开,越开越高,越开越冷。天色渐暗,路两边开始有雪。藏房少了,人烟也稀了。到樟木前的最后三十公里,是从海拔四千米的聂拉木降到一千多,所以,越冷越是好事,意味着我们离目的地近了。

天色接近傍晚,视野深灰,雪大让路面全白,风也越来越猛,车厢冻脚。自从开始下雪后,“急死蜗牛”司机就开始把车开得歪歪扭扭,我暗暗对自己说“再坚持一会儿,过了这段下山就好了”。山路一转,前方山上出现几排前后交错站立的水泥楼房,似乎是个小镇子。那便是聂拉木了。

中巴爬上通向水泥楼群的一条路,慢慢两侧出现了小商店、旅店,车沿着盖满雪的细小马路开到一处加油站加了点油。然后,坐在车头跟着司机考察的车主人忽然对大伙儿说:“有住旅店的,住哪家说一声,我好给你们停车。”

此话一出,大事不妙。我赶快冲到车头去,差一点就要揪住他衣领子:“住旅店?!不走了?!”他瞄我一眼,轻描淡写地回了一句:“你看看这路,能走吗?我敢走,你敢坐吗?”

在紫围巾阿姨的介绍下,黄皮袄、另一位年轻人还有我,都跟着她和藏袍阿姨住进了雪域旅馆。三个女的住一间,三张床,一张小小的藏式立茶桌,一颗灯泡,屋里冷得和外面没区别。

行李放下,大家聚到隔壁的烤火房烤火。藏式旅馆的烤火房等于“大堂”,服务员白天待在这儿,要水要茶、交谈碰面也都在这儿。很大的藏式房屋,中心一架铸铁藏炉、大煤筐,四周摆了大大小小的椅子,房间三面靠墙也都是铺着藏毯的长座位,可以坐下十几人。火炉上坐着三四个大白铁皮和黄铜的水壶,红脸的服务员姑娘不断过来给我们加酥油茶。

一边喝茶,一边谈论明天的天气。那位年轻人说:“如果雪不大,明天可以走下去。”他就是坐在头排、坚持对号入座的那位,叫贡布,是四川阿坝的藏族。说到对号入座的事儿,他不好意思地说:“要是个藏人,我就让了,汉族人,还是个警察,就算了,警察还这样。”原来,对方为了要贡布让座,说自己是个警察。贡布长得很耐看,轮廓清晰柔和,他是大学生,藏文学院毕业了分到乡下教书,没去,跑到边境上来,跟着在樟木的叔叔做生意。

黄皮袄男人叫加措,仔细看长相也不赖,三十多岁,虽然风尘仆仆的,但从穿着上看也见过大世面。加措是甘肃的藏族,从甘肃到樟木,再从樟木到加德满都,再从加德满都去印度,他的弟弟和妹妹在德里生活,他计划和他们一起过春节。

说起汉话来,贡布的口气谦和缓慢,加措的普通话有地方口音、直率简单,显得有点笨拙。藏式房屋里,摆着一些藏人生活的常用器:做酥油茶的长桶,雕花的木柜子和木桌,供神用的灯。贡布和加措热心地告诉我每件东西都是干什么用的。我们找了一家牛肉面馆吃晚饭。

加措担心到了加德满都,办不成去印度的签证。问他为什么不在拉萨办?他说,在拉萨更难办。他们去印度很难,即便是在加德满都办,听说也有危险。问什么危险?他说:首先能不能拿到签证不一定,再者就算拿到签证入境了印度,但回来时在中国边境上护照上有印度签证,也有危险。所以,“很多人连从尼泊尔去印度的签证都不办,怕回来遇上麻烦,就在印、尼边境上给人一点钱,把人偷偷带过去。”

“这里发生的事情,说出来你们都不一定信,根本不是你们能想象的。”贡布接过话头。我说我相信。

贡布说:“别说内地人了,就是在藏人里头也是想法各种各样。像那些樟木边境的藏人,就对这些政策和手段没有意见,对一切都满意,为什么?因为给他们这种边境的好处比偏僻地区好:一个老师,在樟木的工资就至少四五千,大城市都不一定有这么高。所以,樟木的藏人和阿坝的藏人,态度就完全不一样。你听樟木的藏人,特别是那些在政府国营单位的人说话,就和新闻联播里没什么区别。我去内地,都没听过内地人这么说话。内地人讲钱,不爱讲政治。”

牛肉面味道相当好。在车上苦苦晃了一整天,痛痛快快地说上一会儿话,吃上了又热又香的牛肉面,心情似乎好了不少。几个人也不知不觉拉近了。

转天我早早地醒了,一边拍打沾满了土的旅行背包,一边想着今天走下山的事。但是推门一看,外面雪还在下,地面上积的雪已经没过脚踝、深到小腿。

路上有人用塑料编织袋绑在两腿和两脚上,大部分店铺都关着门,找可以打国际长途的地方都难。我想打给尼泊尔的朋友,通知他们不要从加都开车到边境上来了,大雪封路,过境时间待定。从聂拉木打到尼泊尔的手机上,每分钟五块钱。

回到房间,眼看快11点了,四位藏人朋友甚至都还没起床,显然他们认为今天是走不了。在烤火房又烤了会儿火,他们陆续出现,贡布和加措最晚,快下午1点钟才笑眯眯地晃进来,“反正也走不了,没事不睡觉做啥。”加措憨憨地一边说,一边笑呵呵地挠了挠头。

“这么大的雪,谁也没法走。”他们异口同声地说,并向我详细解释为什么走不了:出了加油站就是山路,就算不刮风光下雪,雪深了走起来都不安全,何况还刮这么大风、眼都睁不开,更甭提还得背着东西,苦力都不肯;而且,出了聂拉木,前头至少还有二十公里的路同样在下雪呢,其中几段每次下大雪都堆得三层楼高,就算推土机推,也只能推出一条中间道,两边雪还是有三层楼高,何况现在还没有推土机推,就是现在雪停了,人也过不去。

“走路,是走不下去樟木了,现在唯一的希望,就是看推土机什么时候推。”他们总结道。

不过,雪不停,推土机是不会推的。雪停了,还要看推土机想不想推,要是没什么首长经过,晚几天再推也是正常的。

既已如此,推土机成了我们唯一的希望。今天雪停,明天推,后天能走。所以在聂拉木要待“至少三天”。我坐在火炉旁,心里这么暗暗算着,把双腿双手尽量靠近气息微弱的火炉,低头全神贯注在压制心头升起的焦躁。想想昨晚睡的那个毛巾结冰、穿着棉衣棉裤、盖着两床被子仍打哆嗦的三人房,这个条件简陋得让人连要点热水洗脸都不好意思的烤火房,这个只有最最靠近才能感觉到一点儿暖意的炉子,除了忍耐,坐住屁股底下的这把小凳子,等着雪停、推土机出现,似乎什么也干不了,也没地方可去。

一脸沮丧,被几个藏人朋友看在眼里。为了宽慰我,他们围着火炉、半解闷半认真地讨论起“怎么才能走”来。

“这时候,只有弄架直升机来才行。”加措说。

“前几年有个当官的就困在这儿了,他们真的弄来一架直升飞机接他。风太大,不熟悉这边地形,连那个头儿带飞机都摔到山里了。”紫围巾阿姨说。

紫围巾阿姨桑姆,刚刚从樟木中学调到聂拉木,原来在樟木中学教过汉语,后来还当了校长。藏袍阿姨是桑姆老公的姐姐,叫曲珍,不会讲汉话,但能听懂一些,一直在旁边看着大家讲话,灵活柔顺的眼神非常专注。曲珍和桑姆都是五十岁左右,但都显得很年轻甚至有点小孩子气。

桑姆说,曲珍一辈子没有结过婚,到现在还是一位姑娘,她在桑姆老公家里的十个小孩中比较年长,很早帮父母照顾弟弟妹妹、带他们成人,不知不觉青春过去,虽然从那时直到现在,一直有许多人提亲,但她自己不愿意,说一个人过惯了,也不愿意离开弟弟妹妹们。现在不管弟弟妹妹哪一个家里需要人帮忙,她就住过去,吃苦受累的活儿都由她干,对这种“游牧生活”她很满意。作为一位老姑娘而不是妇人,曲珍阿姨明净的脸上始终有一种秀美而温顺的神情,既单纯又端庄。加措说:“曲珍阿姨年轻的时候,肯定是美女呀!”我们纷纷点头同意。

烤火房的小电视里,播着西藏台的“红色”节目,试着转了几个频道,几乎大同小异。偶尔一点娱乐节目,也照搬央视晚会风格。看我这么惊讶,加措和贡布说:“西藏的电视节目,就是这样嘛!想看电视,就是看这个,不然就没电视可看嘛!”像在聂拉木这样的县城,只能收到西藏的几个大同小异台,其他文化生活又几乎没有——旅店里,这样的电视从早到晚开着,过路住店的人无所事事,就一直盯着看,谋杀时间,也谋杀意识。

听到这儿,桑姆发言了。她的话让我们大为吃惊——在这个问题上,桑姆的看法“跟新闻联播一模一样”,连用词都一样——她就像小学生在背诵老师要求背的课文,而且因为背得好,桑姆的语气中有一种“优秀学生”的优越感和不容置疑,对“淘气捣蛋学生”加措和贡布所说的那些观点表示不屑一驳。

作为一个内地人,我也聊起中国发生的一些事,并非我们看到的那样。桑姆一边慢慢摇晃着身体、很认真地听着,一边开始困惑。她沉默了一阵子,似乎不知道该怎么反应,然后说:“就算这些事情都是真的,但是我本人当个好人,只办好事,总不会错吧?”她说,“离太远的事儿,不知道咋回事儿,也不知道谁对谁错,那我就在工作中帮助需要我帮助的人,我自己做个好人,不管别人干什么,这不管啥时候都是正理吧?”我们看桑姆这么认真,也不好再进行更复杂的讨论,都被她面有忧色又努力找到态度的样子打动,对她的问话纷纷点头称是。

夜幕降临,我们再一次聚在牛肉面馆里。大话题告一段落,一面喝着汤,困在聂拉木这个眼前的小麻烦又再次成为核心话题。

“如果不是等曲珍姐姐从拉萨过来,我前两天就下去了。”桑姆说。

“前天早上,我从拉萨过来,在日喀则拦越野车想搭车,也奇怪了,一天一辆都没搭上,我要是那天早到点儿,那天的班车也能赶上,可又没到那么早,结果就只能坐昨天这班。”加措说。最后,大家异口同声说:“这就是缘分啦,要是我们都早下去樟木,雪赶不上,人也碰不上了。”

第三天一早,雪停了。但是什么时候推土机来推?又是一个新问题。有人说,不给点钱他们估计不能这么快推;有的说等有交通部门的领导从日喀则上来,他们就会给领导推;有的说,估计过年前不一定推了。

到下午,推土机可算是出发了,那轰轰的声音听上去从来没有如此振奋人心。推土机出了门,大家心都稍安。贡布拿出他的笔记本电脑给我看照片。他家里八个小孩,大姐在北京工作,一个哥哥去寺里当了喇嘛。他指着阿坝一次重大法会上他哥哥拍的照片说,哥哥当了喇嘛以后变傻了,原来很聪明的。问贡布:变傻了不好?贡布想了想,说:也没什么不好,和尚嘛,是要傻一点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