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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你要光荣还是梦想(我的人生笔记)》第八章 战争 人性 爱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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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战旗如画》这部作品在《啄木鸟》杂志连载,在编辑者的精心策划下,同时配发了一组评论,让我心存感动。作为一个写作者,都希望自己的作品被评论家和读者所关注。我的作品很少有人说什么话,原因不外乎有以下这么几点:第一,是自己的作品太一般,没引起评论家的重视,这一点非常合乎情理;其次,有的作品也一般,但非常被评论家“重视”,原因不说,大家也明白。我这个人从写作到现在为止,一直抱着顺其自然的心态,听说过许多评论家的名字,有的也在某种场合很荣幸地谋过一两次面,但都是淡淡之交,只甘愿当这些评论家的读者。有时候,读到某位评论家言之凿凿的评论,被深深折服;更多的时候,读到一些出自大名鼎鼎的评论家的作品时,我的脸都有时发红发热,生出许多虚汗来。我能理解这些评论家的苦衷,大家都不容易,都想混口饭吃,从那以后,关于对某部作品的评论文章,我就很少看了,匆匆地看一眼题目,和题目下显赫的名字,仅此而已。不是不想看,是不敢看。

《啄木鸟》的编辑者组织了几篇关于《战旗如画》的评论,编辑杨桂峰通过电邮发给我,我心怀忐忑地认真拜读了,受益匪浅。在这里,向三位老师和学长,致以深深的敬意。桂峰编辑嘱我写点什么,没有文体限制,于是就写了如上一些琐话。如对某位评论家老师有得罪的话,我深表歉意,但这是我的真心话。

言归正传,看了这几位老师、学长的评论,我深受启发,思考了一些以前没有想到过的问题,这些问题,不仅是写作上的,更重要的是对人生、人性的思考,的确受益;但对军人和人性的话题,我想说一说自己的理解和想法。

我一直不赞成对作家称谓的细化,比如说,我经常被冠以军旅作家的称谓。大家都知道,文学即人学,军人首先是我们人群中的一分子,因为职业的不同,他们被称为军人。但别忘了,军人也是普通人。真正能称得上职业军人的,在我们部队的序列里应该说少之又少。人并不是因为穿上军装而就成为了军人,应该是骨子里的军人情结,才决定这个人是否是真正意义上的军人。我在武行里摸爬滚打这么多年,对国人应该说是很熟悉的,在穿着军装的这些人中,有许多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军人,市民气或者农民气都太重了,正如知识分子的队伍里充斥着许多假冒和伪劣一样。我觉得是否是军人,首先看他的职业,更重要的是他的灵魂深处的内核。

在《激情燃烧的岁月》这部电视剧播放到现在,仍有许多热心的人和我探讨军人的问题,以及军事题材作品的出路问题。这类题材的作品并不鲜见,为什么没有引起广泛的共鸣?众所周知,一个是创作者的艺术观念问题,另外还是一个生活态度问题。艺术观念决定生活态度,也就是说,怎么去看待生活。也许我这两者解决得好一点,于是有了“父亲系列小说”,然后又有了《激情燃烧的岁月》这部电视剧。创作“父亲系列”小说的最初动因是觉得还生活以本来面目,替父辈们说些公道话,其实就这么简单。

说到这里,话题就回到了老康先生在《战旗如画》这部作品里提到的关于军人和人性的问题。早在《父亲进城》的发表,到《激情燃烧的岁月》的播放,也有些人想到过类似的观点,就是对“石光荣”这样的人从根儿上的不认同,因为他剥夺了褚琴的真爱,强取豪夺地把褚琴据为己有。这是典型的男权主人,是毫无人性并可憎的,应该受到批判和谴责。

我非常理解这些善意的指责和评判,包括老康先生的观点。我也思考过这样的问题,我也想很人性化地去处理这样的艺术问题。但艺术并不等同于生活,稍了解一点历史的人都知道,“石光荣”式的婚姻,在我们的历史中曾真实地发生过,还具有一定的普遍性。一部文艺作品的真实与否,就在于它是不是真正地尊重客观和历史。虚伪的作品是立不住脚的,“石光荣”们,包括《战旗如画》中的爷爷、父亲和“我”这三位男性的爱情观,以及他们和不同时期的三位女性建立起来的关系,都不能抛开历史的局限性。如果站在我们今天的高度,在以一个知识分子的情怀去关照生活的话,那么我们有许多的指责和不满。当我们成为了历史,我们的后人也有许多的不满和批评,这就是生活和历史。

在爱情的问题上,人性永远是自私的,爱情的方式也是多种多样的,爱情的终极结果是幸福,但更多的人总结幸福时,都在回忆这个过程,只有过程才是津津乐道的。在大千世界里,历朝历代上演了数不清、又疲乏不明的爱情故事,什么样是幸福的,什么样又是不幸的?个中滋味没人能说清楚,如果有个换算幸福的公式的话,那幸福又太简单了。

爷爷爱着小凤是一种幸福,小凤仍幻想着周家少爷也是一种幸福。生活不能重来,艺术也不能重来,如果爷爷没有通过暴力的手段把小凤据为己有,小凤仍和周少爷生活在一起,谁敢说小凤又是幸福的。周少爷说不定还会纳上三妻四妾的,新鲜的小凤在周少爷眼里也许不再滋润,甚至缺乏吸引力,而把自己的爱转移到别的女人身上,被冷落的小凤能说她幸福吗?现在毕竟有爷爷在坚定不移、海枯石烂地爱着她,虽然她不爱爷爷,但生活毕竟留给了她一份怀念的空间——周少爷。小凤的生活因此有了念想和盼头。世上的每个人,其实都生活在这种得不到的虚幻过程中,真的得到了,又不幸福了。这就是人性的弱点,也是人类不断进步的一剂兴奋剂。

生活的复杂造就了多彩的种种不确定性,这种不确定性才是迷离的人生和现实,让我们每个人生活在其中,期待着又一个日子的来临。有观众看过《激情燃烧的岁月》后问我,假如褚琴没有和石光荣结合,而是和枫继续好下去,甚至结婚生子又会如何?我一时不知如何回答,我明白问这话的人都是善良的,如果就故事本身的话,那又是另外一部作品了。

还有就《战旗如画》,老康先生指出了作品中的“父亲”嗜血成性的看法,“父亲”不仅杀敌如麻,还杀死了自己的警卫员。关于军人,那个年代的军人,我们也要客观地去看待,“父亲”那一辈军人在革命前、或者革命期间,他们的动机并不纯洁,目标也不坚定。虽然一入伍,组织就教育他们,我们要建立新中国,实现共产主义,但对那些大字不识一个的农民来说,新中国和共产主义对他们来说如天方夜谭;即便对于今天的我们,共产主义仍然是摸不到、看不清的一个名词而已。我们现在的努力,更多的是关注自己身边的生活,为自己一个又一个短期的目标努力、奋斗着。

那一代没有很高觉悟的军人,在一场残酷的、你死我活的战斗面前,谁能不怕死?就是在今天,当我们面对生死时,我想百分之百的人都会选择生。临阵脱逃在任何一支部队的纪律里,都是死罪一条。一方要战胜另一方,一支部队的凝聚力是至关重要的,如果“父亲”不杀死临阵脱逃的警卫员,那么在下一次的战斗中还会有人用这样的办法脱逃。这样的队伍还会有战斗力吗?没有战斗力的结局,当然又是另一种结局了,比如国民党的队伍。

应该说“父亲”在那样的瞬间作出这样的决定是英明的,因为“父亲”是职业军人,他知道什么事该做,什么事不该做。用局部的一点残忍换来更多人的人性——胜利了,就保存了实力,那就是生;如果失败了,那就是死,死的就不是警卫员一个人了,有可能是当时“父亲”所率领的一个连队。这么比较起来,哪个更人性一些呢?不仅“父亲”那一代的军人如此,包括现在的军人,假如在战场上临阵脱逃,那也是死罪,指挥员有权就地处决。这是更大的人性。我对这样的军人不能不用出色来形容他们。军人的这份职业,就是为战争而设定的,任何一支军队都希望胜利,但真正在生与死面前却是无法选择的,只能战斗到底。

我理解我们的知识分子是怀着巨大的人性情怀,站在历史的高度关注我们的社会和人性,我非常赞成。但有时考虑人性的角度是不太一样的,军队是国家的暴力机器,为了国家的存亡和一场战役的胜利,不能用简单的人性去衡量一切。我们一直提倡和平,只有和平才能最大程度地保护我们的人性、人权,但和平遭到威胁时,我们只能先牺牲暂时的人性,用非人性的手段去消灭“敌人”,换取自己的胜利,然后才会有和平。

关于《战旗如画》这部小说引发的一些话题,拉拉杂杂地说了这么多,我并不是想辩白什么,好像听不得批评家的一点意见,只是在某些问题、观点上的一些商榷罢了。老康的意见代表了一批人的想法,文无定法,观念更是多种多样,只有这样,我们的生活才能有序和健康。

再次感谢老师、学长对拙作的批评和指导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