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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你要光荣还是梦想(我的人生笔记)》第七章 栗振宇和石钟山的对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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石钟山(以下简称“石”)栗振宇(以下简称“栗”)

在目前和我有联系的作家当中,石钟山先生不但是联系最早的,也是联系最多的一位。几年前,正是《激情燃烧的岁月》在全国热播的时候,我和他通过一次电话。而此后的第二次通话,却又隔了一年之久,没想到电话接通后,石先生很快就说出了我的名字。此后,由于写作上的事情,我经常打电话去找他,电话中,石先生不但对我提出的问题,耐心细致地作答,而且对我的学习乃至文学理想,都仿佛对待自己的亲弟弟般关心。而其实,石先生两年多中,从来不曾与我谋面。石先生待人之宽厚、热情可见一斑。直到几个月前,我终于有机会到北京,见到了这位对我关心备至的作家、朋友和老师。

石先生的作品,如同他的为人,充满着浓厚的东北气息。豪爽却不失机智,粗犷却不乏细腻。他对人性的理解,对于文学的观念,对于生活的透悟,都始终洋溢着他积极的人生态度;而他对于英雄的观点,更让我深深感受到这位作家涌动在内心的创作激情。

人是生活的主体

栗:在您晚近的作品中,我比较关注你对旧女性的塑造,如《快枪手》中的秋菊、《关东镖局》中的杨四小姐、《横赌》中的文竹、《关东女人》中的麦花、《角儿》中的春芍等,这些人物各有个性,几乎构成了一幅绚丽多彩的东北旧女性的画卷,但同时我总觉得你在她们身上又都倾注了大致相同的气质,是这样吗?如果是,那么这个气质又是什么呢?为什么你会把视角停留在她们身上呢?

石:一方水土一方人。这些旧女性身上的特征是东北女性身上最具共性的东西。创作离不开生活,另外在我的潜意识里,也欣赏或同情这样的女性。她们的爱与恨,她们的幸与不幸,同时也是我对待生活的感受和看法。当然,在这些小说里还有那么多个性鲜明的男人,这些人物是我在创作中放大的角色,这样的角色和这些女人组合在一起才是一台精彩的演出。一台戏有众多角色,仅靠主角出彩是远远不够的,还需要配角也出彩,这才是完满的一台戏。在这些小说中主人公大都是男人,但读者往往记忆最深刻的还是这些不同命运的女性,往往配角强大了,才能突出主角的色彩和力量。这是写作上的着色问题。

栗:从您的作品看,您塑造的人物类型非常多,有和平年代的老军人、战争年代的军人、现代机关工作人员等等,请您谈谈对于“把人当人来写”这句话的理解?

答:把人当人写这句话,我想是对待人生的态度。我们都是人群中的一分子,但人又是什么,又有多少人能讲得清楚?说清楚的事便让文学去说,文学是最模糊、也是最接近复杂人生的一种再现生活的方式,文学即人学,这道理我们都懂。反过来说,典型的人学也是最好的文学。文学应该关注人的本体,否则文学会死路一条。当然,这种关注取自于作家对待生活的态度。你对生活冷漠,生活就会严肃;你对生活微笑,生活就还给你一缕阳光。毕竟人是生活的主体。

栗:您曾经在被采访时谈及自己对于写当代军人时的困惑,你认为自己产生这种困惑的原因是什么?有没有打算写写当代军人?

石:当代军人的困惑主要原因就是价值体现问题,这不仅是军人的问题,每个人都存在这样的问题。军人是什么?答案大家都清楚,军人是为了战争而特有的这么一个群体,战争是为了和平。有了军人才有了和平,和平时期的军人无法体现自身的价值,这是一对矛盾和困惑。建国以后,志愿军出兵朝鲜然后是中印边境的战争、珍宝岛自卫反击战、南疆战事等。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,甚至七八十年代,军人的地位在国人的心目中是至高无上的,进入80年代后,军人的价值和地位发生了根本性转换。军人的矛盾和困惑也就因此而生。

当代军人的作品我写了不少,长中、短篇都有,只是没有引起读者足够的重视,因为和平时期的军人不具备军人的典型性了,能引起轰动的因素基本上没有。这样的作品很难写,也费力不讨好,但我会一直关注着军人的当代生活。

不刻意追求一种风格

栗:从“激情系列”到“土匪系列”,在阅读了几十部您的作品后,我想大致概括您作品的风格:特征明显的人物性格、曲折生动的故事情节、干净利落的语言、真情洋溢的情感基调,不知道这样概括准不准确?或者说,在实际的创作中,您追求的是什么样的风格?

石:创作中题材的广泛是为了变换视角,用不同的角度去审视我们各阶层的人,在创作上也是尝试着换一种口味,就如同我们的胃口,同一道大餐吃多了,也有厌烦的时候,当然也是为了激发创作激情。但这种题材的变化和自己的生活还是息息相关的,我第一次转业后,当过公务员,干过电视编导,一切从生活出发,有了生活,有了感悟,自然就有了创作上的冲动。

在创作中刻意追求一种风格肯定会是失败的,应该说你适应什么样的风格。一个作家的生活经历和文化修养,决定了一个作家的风格。风格是在作家的创作中不经意流露出来的,而不是做出来的,这是很深刻的哲学命题。对人来说性格即命运,这句话同样适合作家。物以类聚,人以群分,作家的风格也是这样,说模糊点是天注定的。但主宰我们生活的是人而不是天。

栗:读您的小说相对比较轻松,我觉得这主要归因于您对语言的运用和流畅的结构安排,您在创作中是如何处理二者与主题的关系?

石:我一直认为小说一定要好读,好读的小说并不是削弱思想。文学就是文学,不要给她强加上许多她承受不了的东西,比如哲学、文化等等。文学即人学,把人写透了,自然就有了百味人生。人生又是什么?任何一个哲学命题都是人生的命题。世界上再也没有比探讨人的灵魂更深奥的东西了;而文学就是探讨人从哪里来又要到哪里去的问题。她和宗教不同的一点是,她演绎的是过程,而宗教告诉我们的是结果。把文学想透了,把人生想明白一些,就一知半解地知道文学应该往哪里去了,她要干什么、怎么干的问题了。所以,我一直以为,小说一定要好读,在好读中把你对生活和人的理解传达出来,仅此而已。

关于语言,我认为这是创作小说的一种工具,这种工具得心应手了,你才能顺利完成任务。语言的修练也不是一日之功,通过语言能看出作家的追求、性格和功力。我对语言的追求就是平实、准确,努力丰富,尽可能地把你的感情传达出来。

栗:20世纪以来,各种文学思潮不断出现,这对作家的创作发生了较大的影响,比如现代时期中的新感觉派、80年代的先锋派等等,在这种大的氛围下,您为什么对传统现实主义一直情有独钟?

石:这和一个作家的成长经历有关,更重要的是童年经历。什么样的土地适合种什么样的种子,什么样的种子开什么花、结什么果,这都是命中注定,无法改变的。如果想改变,那就是嫁接出来的果实,也可能梨不像梨,苹果不像苹果,我们只能叫它“苹果梨”。一个作家的生活背景,包括他从小长大受到的教育,喜欢的书目及他周围的人,对作家的成长经历来说都至关重要。另外不可忽视的就是民族的大文化。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,有许多作家都努力尝试过各种流派的文学创作,我欣赏这些作家的勇气。但实践证明,结出来的果实都有些水土不服。一个民族的文学不能脱离民族文化,否则就是一条死路。文学要进步,人类要发展,相互交融、渗透是正常的,但决不是彻底地断裂。这种交融和渗透应该是了无痕迹。

不要为文学担心

栗:有人说当今时代已经进入了读图时代,的确,相对于过去,现代社会读小说文本的人越来越少了,电影、电视、互联网对于传统的小说创作产生了较大的冲击,您认为作家们该如何面对日益丰富的文学传播手段?另外,在当今风起云涌的大众文化背景下,戏说文学、白领文学、快餐文学等文学样式充斥了我们的文化市场,军旅文学怎样才能在其中找到自己的位置?整个文学的前景如何?

答: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,全民疯读文学作品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。如果没有十年“文革”的压抑也不会出现七八十年代那种盛况。随着科技的发展,消遣渠道越来越多,阅读方式也不仅仅是纸媒体一家独揽了。文学的读者因此分流,这种现象很正常。上个世纪文学热不是正常的事,反而现在人们对待文学的态度才趋于正常。我认为这对文学是件好事而不是坏事,让读者和作者都少些浮躁,多些理智和心平气和,往往会催生出真正的文学作品。文学改变不了什么,但文学会给那些热爱生活、对未来有幻想的人提供一种或多种生活方式。这种方式就是对待生活的态度。最早的文学模式就是神话,现在演变为文学,她会教会我们认知生活的方式。任何一门科学,都需要幻想或设想,文学恰恰具备了这种功能。于是,文学就有了她存在的合理性和生存的土壤。不要为文学担心,过去存在的现在依然有,未来还会有。随着人们对世界认知程度的加深,文学也在发生着变化。

栗:当前军旅文学创作似乎存在一种边缘化的趋势,原汁原味的军旅文学少了,这表现在:许多军旅作家都把自己的部分精力投入到地方题材的创作;许多军旅文学作品看似是军旅题材的,但其中主要内容却基本和军旅无关,军旅文学的内涵在逐步解构。从您的创作来看,您似乎也有这种趋势,您是怎么看待这种现象的?或者,您认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军旅文学应该具有哪些必须的特质?

答:我承认有这种趋势,但我认为也属于正常的一种同化或解构。原因就是和平时期的军队的特性已被社会同化。君不见,在我们军队工作的机关人员,不论职务高低,每天8小时上班,上班时间才着军装,下班后穿便服,生活区和其它社区没什么区别。这就是和平时期的军人生活。就是基层部队也只是正常的执勤,没有剑拔弩张的战争态势,不可能要求军人去重复“狼来了”的故事。军人则只有在战争中才显示出他职业的不同,也只有战争才能令军人变得卓尔不群;而和平时期的军人只是一种职业罢了。风险程度远远小于公安干警或武装警察。不仅外军,我军也在强调职业军人这一属性。军人只有在战斗中才能体会出他真正的价值和意义,和平时期它就是和平的象征。

军旅文学的核心是英雄主义

栗:您认为军旅文学的内核是什么?军旅文学应该体现或者能够体现哪些审美特征?您认为当今军旅文学创作有哪些需要克服的弱点?

石:军旅文学的核心是英雄主义。只有“英雄”才是符合军旅文学的唯一审美标准。军旅文学这种提法没有科学性,我以为科学的提法应该称之为战争文学,只有战争才生产英雄,让人们为之感动、振奋或涕泪泗流。这是我们顶礼膜拜、为之颤抖的英雄。这样的英雄形象是任何一个民族都为之自豪的。

军旅文学(姑且这般称之)的弱点很多,不仅军旅文学,我想当今文学创作都有的共同问题就是:作品的格调,对待生活的态度等问题。描写鸡零狗碎的作品太多,那种阳刚正气的作品太少。这是一个作家的世界观的问题。心里没有阳光,人格委琐的作家又怎么能写出阳刚的文学呢。军旅文学更需要这种阳刚。当然这种阳刚不是概念式的,而应是从我们作家的血肉中喷涌而出的艺术形象。

栗:请您结合自己的军旅文学观念,谈谈对英雄文化和英雄主义的理解?

石:任何一个国家或民族,都有自己的英雄评判标准,不论如何评判,人们欣赏的习惯都是一样的。文艺作品承载了这种宣扬英雄的任务,因此,通过文艺作品接受英雄,走进英雄便成了我们的审美需求。

我们平凡的人对英雄都有着一种天然的渴望,希望有朝一日自己也成为英雄,这种情绪使我们的平常生活多了些亮色。因此,凡是塑造英雄、伸张正义的作品都能很快被我们所接受,并广为流传。中国的文艺作品不计其数,包括中国的四大名著中就占了三部,外国的文艺作品更是数不胜数。从古希腊神话到我们的“英雄儿女”,无不是英雄和正义的化身。

作为一个作家,从内心到灵魂应该多些正气,多一些英雄情结,去塑造我们心目中的理想式的英雄,让我们的生活多一些阳光和亮色。我庆幸自己是一名军旅作家,因为战争文学说到底是塑造英雄的文学。

栗:您认为什么叫“英雄史诗”?您又是怎样看待当今创作的史诗化追求的?

石:我觉得在某些评奖过程中,走入了一条歧途:追求历史的、纵深的、磅礴的、凝重的史诗特征,觉得只有这样的作品才是好作品。我们回过头来看,真正能够具备史诗特征的,像古罗马史诗那样的作品,的确可以称之为好作品,但这不是说,杰出的作品非得是史诗性的作品。谈到英雄史诗,我头脑中马上出现一种旋律,大气磅礴的、非常凝重的、给人感觉以力量的、以精神的音乐背景作为依托,不是流行歌曲,不是民间小调。我觉得,从中国神话中的《夸父逐日》、《女娲补天》等,和古希腊的神话比在力量上就弱了很多,其间主要是作为人本身的色彩淡了一些。中国总体上缺少史诗性的作品,特别是英雄史诗。

栗:我想作一下预测:在未来十年左右是极有可能在中国出现英雄史诗性的作品。这种预测主要原因是:首先我们这个民族是一个有着厚重历史的民族,在创作源泉上是非常丰富的。其次,当代中国作家和过去的作家相比,在文学素养和知识储备上已经完全具备了完成史诗性作品的能力。再次,相对于过去,我们现在所拥有的文学环境是十分宽松的,作家完全可以放开手脚按照文学的规律去创作。对于这种预测,您是什么样的观点?

石:如果说最近十年左右出现,我感觉有点悬。主要原因是长期以来我们对于英雄的认识不够全面,文学作品中类型化的英雄太多,另外我们在自省上相对缺乏,这是我们传统文化的劣根。要出现真正的英雄史诗性的作品,这需要作家、评论家的共同努力,而且我觉得是一个较长的过程。

栗振宇:1978年出生,1996年入伍,解放军郑州防空兵学院毕业,留校工作,现为陆军上尉、华中师范大学文艺学专业硕士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