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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君子之道》二、有故乡的灵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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更重要的是,荣格指出,“集体人格”并不是形成于当代人们的有生之年。最早的种子,可能在“神话”中就播下了。每个古老的民族都有很多“大神话”,后面还会引发出很多“小神话”,这就是荣格所说的“梦”。

神话和梦,都会以“原型”(archetype)、“原始意象”(primordial images)的方式成为一个民族的“自画像”(self-portrait),反复出现在集体心理活动中。

这一来,“集体人格”就具有了长期稳定的象征意义。照荣格的一个漂亮说法,成了“有故乡的灵魂”。

顺着这个思路,中国人的集体人格也是有“故乡”的。那“故乡”,首先是神话,例如“女娲补天”、“精卫填海”、“夸父追日”、“嫦娥奔月”等等。每一个中国人的灵魂深处,都埋藏着这些遥远的“故乡”。当然,神话只是起点,“集体人格”的原型建立,是一个复杂的人类学工程。对于一般人来说,只须明白,文化的最后一级台阶,就是为灵魂找到故乡,或者说,找到有故乡的灵魂。

这个课题,连很多等级不低的学者也不明白。

我想起一件往事。

二十几年前,我还在上海戏剧学院担任院长,与一位喜欢读书的顶头上司汪道涵市长成了朋友,建立了一种“好书交换”关系,约定发现好书,签名互赠。有一次,我送给他一部北京刚刚出版的古印度哲学《五十奥义书》,他立即回送我一部台湾中正书局出版的《西方思想家论中国》。过几天我告诉他,我读了里边刘耀中先生写的《中国与荣格》一文,对其中一段记述很感兴趣。

这段记述,介绍了荣格在自传中写到的接受中国学者胡适访问的情景:

他们谈《易经》,胡适告诉荣格说,他不太相信《易经》,并说那该是一种魔术和符咒。荣格听到后,急问他曾经尝试过没有,胡适点头。荣格再问他,《易经》卦内的答案是不是真实的,对他有没有帮助。

这一连串的问题,使胡适很难受。荣格也开始意识到,中国当代学者已渐渐走向西方的科学境界,对他们自己的传统文化有怀疑了。

胡适认为《易经》是一种魔术和符咒,用的是西方近代科学思维。但他不知道,此刻坐在他眼前的这位西方公认的一流学者,却曾经深入研究过《易经》。我们不妨再读一段刘先生的介绍:

荣格为威廉的《易经》译本写了十七页的引言。荣格说,西方古代的科学与中国《易经》原则是共通的,但是与西方现代科学的因果律有很大的差别。因果律超越不过统计学,现代人比不上古代人的主观智慧。因果律把人的主观异化了,该是西方文明很大的毛病。

荣格并且发现,中国道家有“物极必反”的基本法则,远远超过西方人的思想。他指出,西方往往被“自我中心观”的魔鬼引导,而沿着所谓“高贵”的道路走向宗教经验将带来的硕果。于此,荣格观察到,道家的“物极必反”法则西方可以采用,唯有靠此,在西方互相冲突的人格和他们忘记了的另一半才会团圆,西方人士的痛苦内战才会结束。

——《西方思想家论中国》第176—177页

胡适比荣格小十六岁,无论从年龄辈分上还是从学术辈分上都不能与荣格比肩。他显然没有读过荣格为《易经》写的那十七页引言,所以那天说得太草率了。荣格一听就着急,而且后来还是不断着急,一再“劝告中国文明绝对不要跟西方跑”。

荣格在以上引文中论述到中国哲学时,作为对照,提到了自己非常熟悉的“西方互相冲突的人格”。你看,人格,还是人格,他离不开这个命题。他指出,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的根本差异,正在于人格的不同,这是他的学术基点。

汪道涵先生他们这代人受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很深,因此比较能够理解胡适对于《易经》等中国古典的隔阂,很不喜欢当时已经重新探头的“国粹”、“国学”等概念,隐隐觉得那是改革开放的文化阻力。我向汪道涵先生解释道,我也不喜欢“国粹”、“国学”等低级复古主义的提法,认为那是借用国家主义来实行排他主义,而且主要是排斥国内的其他艺术和学问;但是,从文化人类学的高度寻找民族生存的远古基因,与我们的现代化努力并不抵牾。让我高兴的是,汪先生虽然不熟悉荣格,却对弗雷泽(James George Frazer,1854—1941)比较了解,读过《金枝》,这就使我们讨论荣格有了基础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