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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君子之道》八、君子不器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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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四个字,出自孔子之口,见之于《论语·为政》。

意思很简洁:君子不是器具。

当然不是。但为什么还要特别拿出来强调呢?因为世间之人,常常成为器具。一旦成为器具,孔子就要把他们开除出君子队伍。

这个命题有点艰深,但在刚刚说过礼仪之后,可以借着那个话题找到一个比较通俗的入口。礼仪虽然非常重要,但是如果人们成了礼仪的器具,只知像器具一样做出刻板的体态和手势,只知重复着完全一样的话语和笑容,那么,这就成了“器具之礼”,而不是君子之礼。因为,君子不器。

礼仪只是一例,由人变器的事情,到处可以看到。

我们应该见过不少这样的教师,年年月月用完全一样的语句和口气复述着同一本陈旧的教科书。虽然毅力可以称道,但未免太“器”了,因为他们让多彩的生命变成了复制之器。

我们应该见过更多刻板的官员,他们在会议上重复着上司的文书,在办公时扮演着自己的官职,连下班回到家里还不把架子放下来。那也“器”了,把活生生的血肉之躯,僵化成了官僚体系中的一个构件。

德国哲学家黑格尔(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,1770—1831)认为人世间最重要的是“这一个”,亦即独立生命的自我把持,因为人的生命不可重复。法国哲学家柏格森(Henri Bergson,1859—1941)认为生命的真实在于冲动和绵延,而机器化的行为只是喜剧嘲笑的对象。他们的种种理论,都与两千五百年前的中国哲学“君子不器”遥相呼应。

黑格尔和柏格森是在目睹欧洲工业化、机器化所产生的弊病后作出论述的,而中国古代提出“君子不器”却没有这种背景,因此更为难能可贵,更像圣哲天语。

中国古代文字的优点是凝练,缺点是多义。例如这个“器”字,概括了多少现象,却也可能歧义丛生。器具、器物、器皿,等等,表明了它的物化方向,但如果是器识、器宇、器质呢?显然又从物化转向了生命。老子所说的“大器晚成”,比喻大材须精雕,伟人须等待。也就是说,老子所说的“器”是一个可以慢慢增长和优化的活体。既然是活体,就与孔子所防范的非活体“器”,有方向上的差异。孔子所不喜欢的“器”,永远成不了老子所说的“器”。因此,他们两位其实都在倡导活体。

“君子不器”,在当代思维中又可引申为“抵抗人的异化”、“防止全面工具化”等等。人,总是要找回自己。即便什么时候机器人大幅度地替代了真人的工作,对人的坚守还会持续。

机器人再精巧,也不能成为君子。这是中国文化在人格意义上的最终节操,可能会坚守到最后。

这把事情说远了。如果放到日常生活中,“君子不器”的教言主要会给我们两方面的帮助:

第一,尽量不要成为器物的奴隶。管子所说的“君子使物,不为物使”(《管子·内业》),说明了君子对于器物的主动性。环视四周,现在有很多人过度追求器物之盛,其实早已远远超过生命的实际需要,这就使自己成了器物的奴隶。他们成天收藏、拼比着奢侈器物,琳琅满目,乍看是生命的扩充,其实是生命的奴化。而且,奴化了的生命还要伺候那么多冷若冰霜的“主人”。须知,哪怕是积器如山,堆物成城,也比不过你简囊远行的身影。

第二,尽量不要使自己变成器物。这比成为器物的奴隶更为严重,其实也更为普遍。这种异化过程,在开始的时候还很难自觉。当你在某一职业、头衔、角色上粘住了,僵化了,风化了,那就要当心。因为异化过程已经开始,与君子的活体渐行渐远。班固在《汉书》中说“君子直而不挺”(《汉书·盖宽饶传》)。我几次读到,都会为那个“挺”字哑然失笑。君子需要正直,当然不错,但再往前走一步,“挺”了,那就带有了刻意表演的成分。一直“挺”下去,就渐渐从有机体变成了无机体,最后变成了一种造型和雕塑。造型和雕塑是“器”,不是人。

由此我产生了一个有趣的联想。当今中国文化传媒界一直有一批数量不小的“大批判孑遗”,人称“伪斗士”,老是在整人毁人、造谣诽谤、诬陷无辜。我知道他们中有不少人早就想收手不干,而且越来越产生了法律上的担忧,但他们还是“挺”在那里。为什么?为的是想成为新时代的“匕首、投枪、迫击炮”。他们不明白的是,那些都是“器”,而且大多是“凶器”。

无论是不做器物的奴隶,还是不做器物本身,有一个最简单的防身术,那就是坚持做一个平常人,一个有体温、有弹性、不极端、不作态的平常人。这又与前面所说的“君子中庸”联系在一起了,可谓:君子因中庸而不器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