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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君子之道》二、天下名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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君子重名。

最能说明这种重视的,是孔子的这句话:

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。

《论语·卫灵公》

用现在的话说:君子的恨事,是离世的时候自己的名声还不被别人称道。

这就是说,名,是君子对生命价值的最后一个念想,可称之为“终极牵挂”。

好像大家都很在乎。例如,荀子说过“名声若日月”(《荀子·王霸》),连墨子也说过“以名誉扬天下”(《墨子·修身》)。多数古代君子追求的人生目标,是“功成、名遂、身退”(苏轼《志林》)。名,这个字,一直稳定地浮悬在君子们的头顶。

君子重名,目的各有不同,但从根本上说,我们不能过于强调他们的自私理由。如果认为重名即是重个人,那倒真是“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”了。

在孔子和其他君子的内心,名誉,是建立社会精神秩序的个人化示范。名誉,既包含着一个人的道德行为规范,又包含着这种规范被民众接受和敬仰的可能性。因此,名誉是一种生命化的社会教材,兼具启悟力和感染力。一个君子能够让自己成为这种生命化教材,是一种荣耀,也是一种责任。一个社会能够守护一批拥有荣誉的君子,是一种文明,也是一种高贵。

在我看来,人类社会从野蛮的丛林走向文明的平原,最大的变化是懂得了抬头仰望。一是仰望天地神明,二是仰望人间英杰。人们为第一种仰望建立了图腾,为第二种仰望建立了名誉。

两种仰望,都是人类实现精神攀升的阶梯。所不同的是,图腾的阶梯冷然难犯,名誉的阶梯极易毁损。

因此,名誉的事乍一看只涉及一个个名人,实质上却关及整个社会历史的文明等级。

一个社会,一段历史,本身也有名誉问题。社会和历史的名誉,取决于它们如何处置人与人之间的名誉取向。它们给予什么样的人物名誉,它们本身也就具有什么样的名誉。它们让什么样的人物失去名誉,它们本身的名誉级别也就随之发生变化。

为什么诸子百家的时代永远让人神往?因为那个时代给了孔子、孟子、荀子这样的人物以很高的名誉。同样,古希腊的名誉,与那个时代给予索福克勒斯、希罗多德、柏拉图、亚里士多德的名誉相对应,而它失去名誉的地方,正在于它试图让苏格拉底失去名誉。与中国和希腊不同的是,巴比伦文明和埃及文明把名誉集中在一些政治人物身上,很少找得出文化智者的名字。因此,它们后来的走向,也容易失去它们本来应有的文化尊严。

中国在漫长的历史中,除了诸子百家的时代之外,唐朝的历史名声最好,这与那个朝代在“名誉分配”上的合理性有关。连皇室也崇敬一个个宗教大师、著名诗人、书法家,他们这些人在当时拥有极高的名声,因此唐朝也就在历史上拥有极高的名声。相比之下,汉朝过于尚武,社会声誉主要集中在统帅、将军一边,虽也令人振奋,但军事与文化一比,在时间上毕竟容易朽逝。因此,唐朝的整体荣誉也高于汉朝。

最值得玩味的是宋朝,居然一度将国家的很大一部分行政管理职务交付给了一代文化大师,如范仲淹、王安石、司马光等等,把顶级行政声誉和顶级文化声誉罕见地叠加在一起了。他们之间的政见并不一致,而且也先后遭到贬黜,但不管从哪一个角度看,他们都是君子。即便是对立,也是君子之争。因此,他们也让他们所处的时间和空间,保持着高雅的名声。

明清两代,实行思想专制主义和文化恐怖主义,即“文字狱”,君子们应有的名声被残酷剥夺,代之以文化庸人、文化奴才和文化鹰犬们的“时名”。最多的名声,全都投注给了宫廷皇族和官僚体制。就算是其中比较像样的文化人,也一定要与官僚体制挂钩才能被确认名声。但严格说来,这已经不是纯净的文化名声和君子名声了。正是这种长达数百年的风气,造成了中华文明的整体下滑。

也就是说,由于明清两代在“名誉分配”上的错乱和颠倒,中国在整体上也名誉蒙污,很难与唐、宋两代相比了。尽管在国力和疆土上,明清两代比唐宋两代更强、更大。

由此可见,名誉之正,直逼国本。

如果说,一个时代的国力和疆土并不一定和名誉成正比,那么,对于个人来说就更是这样了。力量和体量,与名誉无关。

不管何时何地,常常遇到“名誉分配”上的错乱和颠倒。这个问题,在中国君子身上体现得更为强烈,更为痛苦。

这是因为,君子的名声,除了荣耀性之外,还带有排他性和脆弱性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