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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君子之道》四、功能缺失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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说到这里,我不能不对中国的“君子之道”略作批评。我已经写了那么多文字称颂它,因此也有必要说一说它的负面效应。

我曾多次论述,中国传统文化的一大弊病是疏淡公共空间(public space),中国君子并未被赋予“勇于在一切公共领域运用理性”(康德)的职能。因此,君子受谗夫之谤,本是一个“公共空间”、“公共领域”的重大话题,却得不到公共理性的保护。其他君子即使“打抱不平”,也不存在正常的伦理身份。这一来,君子一旦受谤,只能面对以下几项选择:

一、请求朝廷为自己洗诬,即“平反”;

二、不与谗夫辩论,只是反躬自省。如果自省之后诽谤仍然不止,证明自己的修养还不到家;

三、如果名声已被诽谤彻底毁坏,那就安心领悟“名高必坠”的道理,不再执着谁是谁非。

这三项中,第一项靠的是事外力量,第三项靠的是事后安慰,因此关键是第二项,即把诽谤事件转变成了一个自省事件。在君子之道中,不难找到以下这些让人感动的话:

“吾日三省吾身。”

“君子求诸己,小人求诸人。”

“何以息谤?曰无辩。”

“修之至极,何谤不息。”

“谗夫毁士,如寸云蔽日,不久自明。”

……

总之,按照这种高尚的说教,君子如果遇到了谗夫,遇到了诽谤,只能静静地等待,深深地自省。

这种自省哲学其实也就是退让哲学。君子们在唾面自干的忍辱功夫中,把世间的真伪之别、是非之别、善恶之别全都混淆了。这是一个巨大的精神泥潭,埋没在这个泥潭中的,不仅是无数君子的尊严和生命,而且还有社会的公理、人间的正义。

至于“名高必坠”的逆反哲学,看似冷静,其实还是支持了谗夫。因为谗夫是让高名坠落的推手,如果这种逆反哲学成立,他们反倒代表了历史的力量。

即使大家公认,那些高名的坠落是不应该的,那么,这种哲学又会转而从另一个角度进行安慰,说那些高人即便暂时坠下,也会刺激他们取得更高成就,迟早会挽回名声。为此还不断举出例证,说哪个军事家因受诬而遭断足,反而写出了兵书;哪个大诗人因受诬而遭放逐,反而写出了名作……

这种安慰,仍然让谗夫代表了历史的推手。从所举例证看,完全“以一概万”,把特殊罕例当作了天下公式。千百个高人被谗夫整倒了,只有一两个侥幸存活,怎么能以这种稀有的侥幸来掩盖无数的冤屈?何况,即便是这些稀有的侥幸,也煎熬着巨大的痛苦和伤残,实在是人间正道的反面。

总之,当君子的名声受到谗夫攻击,君子之道老是在教育君子、训诫君子、安慰君子、说服君子,却没有任何力量来对付谗夫。这就使君子之道失去了自卫的依据,任凭自己的信奉者、追随者一次次被攻击、被包围、被泼污。不管怎么说,这是一种重大的功能缺失。

我认为,中国历史上大量的杰出人物不得善终,多数响亮的名誉只能追加于他们去世之后,社会机制永远重复着“优汰劣胜”的潜规则,都与君子之道的这种功能缺失有关。

更可怕的是,这种传统沉淀成了一种扭曲的社会共识。只要君子蒙谗,多数民众的目光只会集中审察君子,而不会审察谗夫。审察君子,主要也不是审察他们究竟有没有被冤,而主要是看他们的“态度”,也就是他们的自省程度和退让程度。在这种情况下,多数民众其实都站到了谗夫的立场上。

民众不明白“他人的名誉不可侵犯”,只相信“他人的名誉不可容忍”;

民众不明白“名誉的多寡决定着社会的等级”,只相信“名誉的毁损充满着世俗的愉悦”;

民众不明白“名誉的废墟是大家的废墟”,只相信“大家的废墟是大家的平等”……

这一系列观念的长久普及,使谗夫们逐渐升格为“揭秘勇士”、“言论领袖”、“爆料专家”,从者如云,一呼百应。

应该说,世界历史上,谗夫处处都有,唯独在中国,特别神通广大;诽谤处处都有,唯独在中国,足以排山倒海;冤屈处处都有,唯独在中国,伤及精神主脉。指出这一事实,并非否定历史,反而更对中国历史上的万千君子肃然起敬,他们实在辛苦了。

他们总是因为德行高尚而走投无路。在百般无奈之下,他们只得选择下策,那就是想尽办法请求朝廷为自己洗污。因为当社会舆论总是站在谗夫一边,君子们唯一能指望的,只能是极权中心。

但是,朝廷并非由君子组成,历来对君子遭受的困境,无法感同身受。朝廷所警惕的永远是权力失衡,而谗夫们的种种作为,永远不对朝廷构成直接威胁。在多数情况下,更让朝廷头痛的,不是谗夫,而是君子。因此,君子在危难时分求助于朝廷,几乎无救。

很多君子自杀,正是因为看透了这层秘密。但是,还是有不少君子留下了哀怨的眼神。其中,包括伟大的屈原和司马迁。

为了名誉而向朝廷求助的君子,在历史上不胜枚举。其中最让我感到痛心的,是宋代女诗人李清照。这么一个柔婉蕴藉的东方女性美的最高代表,居然也会为名誉奔波了大半辈子。

这种反差,再强烈不过地凸显了名誉与君子之间的艰难关系。对这件事,我曾不止一次论及,那就不妨在本文中作一点较完整的解析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