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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君子之道》四、道义之伪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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伪君子们知道,制造文化之伪最容易,制造道义之伪最关键。因此,道义,是他们迟早要攻坚的重点。

文化可以平静装扮,道义却不行,必须制造耸人听闻的事件。制造什么样的道义事件比较好呢?他们没有救灾的勇气,没有抗暴的胆量,没有捐助的慷慨,没有扶贫的胸怀,唯一能做的,是伪造道义的对立面,然后摆出拳打脚踢的姿势,证明自己在捍卫道义。

因此,那些试图建立自身道义形象的人,几乎都是伤害他人的诽谤者。他们深信,道义只有在摧残之中才能建立。当然,道义是假,摧残是真。

在这个问题上,我发现一个规律。天下害人的人,都有自己的直接理由,例如,争权、谋财、嫉妒、报复、逞强、发泄。突然有一个人,把害人的直接理由变成了间接理由,说是为了捍卫道义,那就有三分之一的可能,此人是伪君子。如果进一步,发现被害人没有反驳的机会,或者已经被此人制造的势头剥夺了反驳的可能,那么,三分之一的可能就上升到了三分之二。如果再进一步,发现此人在刻意把自己打扮成“英勇斗士”、“社会良心”,那么,所有的“可能”也就立即转化为“肯定”,也就是说,此人肯定是伪君子。

这是因为,不管怎么闹腾,都掩盖不了一个最根本的原理:天下一切道义的最终本质,是普及善良,克己利人,减少伤害。号称捍卫道义的人居然违背了道义的所有本质,伪不伪?

当然,捍卫道义也需要惩恶。但是,君子惩恶自有君子的理性规则。除了即时爆发的伤天大恶需要君子挺身而出快速阻止外,对于尚未“认定”的恶,必须遵守“认定”的合理程序,而且需要司法机构的参与。如果司法机构全不可信,那就要对体制和权势进行大胆质询。中国历史上所有大无畏的君子,都是这么做的。尽管他们也知道朝廷昏庸无能,却仍然敢于面对危险申述正义。他们绝不会站在街头播弄舆情,攻伐某人。因为他们知道,一般民众不具备辨析实情的条件和能力,因此所谓舆情,也只是情绪挑唆的结果罢了。

挑唆民众攻伐一个民众并不知道实情的人,借此为自己增添道义形象,这样的事,没有一个真正的君子会做。因此,铁定是伪君子。

前面说了,由于中国文化严重缺少证伪机制,因此中国民众很容易接受这种伪君子。结果,在中国历史上,听得最多的是道义、声讨、舆情,看得最多的是冤屈、悲剧、颠倒。这种情景,与朝廷的昏庸连在一起,与奸臣的狞笑连在一起,变得不可收拾。因此,我总是一次次提醒大家:听到道义,警惕;听到声讨,警惕;听到舆情,警惕;听到出现了“英勇斗士”、“社会良心”,更要万分警惕。

说到那些以“英勇斗士”、“社会良心”形象出现的伪君子,常让我们回想起一些陈旧的案件。

随手举一件吧,那个伪君子叫刘学保,一个在“文革”初期的“英勇斗士”。

事情说来话长。据他自己说,某一天,他与一个有“政治历史问题”的人搭班巡夜,突然发觉那个人居然安放好了炸药包准备炸一座大桥。他意识到阶级斗争就在眼前,立即冲上去搏斗,打死了那个阶级敌人,自己也负了伤,大铁桥终于保住了。

于是他成了当时著名的英勇斗士,全国许多报纸进行了宣传和颂扬。有一篇报道还进入了小学语文课本,当年的小学生现在已经年老,如果记性好一点,或许还能记得这个名字。

但是,此案从一开始就有现场勘察人员提出一系列疑问。例如:为什么他所指认的地方根本放不下一个炸药包?谁会用这么一点点炸药炸大桥?这样一个地方能够搏斗起来吗?如此等等。

可惜那是一个迫切需要敌人与英雄、破坏与搏斗的时代,一切疑问立即被淹没掉了。更重要的是,这种怀疑万一成立,名扬远近的英勇斗士立即就会成为一个杀害无辜的凶犯,中间不存在其他可能。

狂热的时代其实是最虚弱的,完全没有力量来面对这样一件事情的颠倒。因为一旦颠倒就意味着一系列社会观念的破灭,后果远远超出事件本身。

既然牵一发足以动全身,那么大家也就小心翼翼地不敢去动那根头发了。很多貌似堂皇的虚假之所以广泛流行,正与这种逻辑怪圈有关。

二十几年之后,社会观念发生了变化。人们对于被当年所有“英勇斗士”们伤害的千千万万无辜者,产生了同情。那个被刘学保打死的人,如果不存在“企图炸大桥”的可能,那么,就是一个蒙冤二十几年的受害者。他的亲族子女,还在世间。

那就应该求助于复苏不久的法制了。

法制能把事情的本质回归简明:二十几年前那两个在黑夜荒野间对峙的男人,哪一个是真正的罪犯?

法律需要证据,这是对刘学保案件重新侦查的最大困难。

复查人员几经思考,开启了工作程序。

第一步,先让事情回到二十几年前。当年现场勘察人员提出的疑问虽被否定,但他们的名字留了下来。那么,再逐个找回他们,把褪色的疑问重新激活。还要找当年的其他证人和有关村民,让他们也回到二十几年前。此事当然很难,但点点滴滴,证明材料逐渐积累起来。

第二步,考虑到这个案件的特殊性,花费最大的精力做模拟试验。好在当年对“英勇斗士”的采访连篇累牍,事情的具体过程已被反复报道得详尽无遗,刘学保自己作报告讲述“搏斗过程”的材料也在,为模拟试验提供了切实保证。同样这座铁桥,同样大小的炸药包,同样的两人站立方位,同样的搏斗程序,一次又一次地重复试验,把炸药包也一次次拉响,完全根据当年刘学保的描述,把他在描述时有可能夸张、挪移或记错的成分也考虑进去,结论终于出来了:整个事件完全不可能这样发生。不可能这么站,不可能这么走,不可能这么伤,不可能这么死。只剩下一种可能,那就是刘学保为了冒充“英雄”,残酷地杀害了那个无辜者。

第三步,审讯。这不复杂,今天的公安人员只是轻轻地抓住几个要害一问,立即漏洞百出。继续盘问下去,刘学保只得承认自己是故意杀人。二十几年前的闹剧和冤案,终于见底。

刘学保被判了无期徒刑。

于是,铁窗又镇住了一个“伪君子”,一个蒙骗天下很长时间的“伪君子”。

但是,他被铁窗锁住,毕竟十分偶然。如果他做得不是那么过分,又没有遇到一场政治运动的被否定、被清查,那就会十分安全。

事件有点特殊,启示却普遍有效。

一、在缺少道义的时代,最需要“道义伪君子”。在缺少君子的时代,也最需要“道义伪君子”,因为君子的本性在道义。

二、“道义伪君子”了解时代,察言观色,与时俱进。从过去的斗争哲学时期,到现在的民粹主义时期,他们都及时扮演,从不缺席。

三、“道义伪君子”渴望被崇拜、被仰望,居然每每如愿。他们知道,人们在崇拜和仰望中也就很难发现漏洞,更不会产生疑问。

四、“道义伪君子”表面上器宇轩昂,能说会道,而在袭击无辜时,手段都很暴戾。刘学保是直接谋杀,其他伪君子虽然用笔用口,用传媒网络,手段也极尽暴戾。但是,由于崇拜和仰望已经形成,暴戾也就随之流荡天下。

五、前面所说的“文化伪君子”至少还需要一些文化知识和文化技能,“道义伪君子”什么也不需要,光凭大胆、无耻就能成事。在中国传媒文化界,这两拨伪君子一直有合伙结拜的传统。

……

就说这些吧,也够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