早在《红楼梦》开拍那年，我就撂下一句话：中国的影视水平，还远未达到可以乱动文学名著的程度。
然而文学名著如同美女，仅仅远观是不能令影视界的勇士们满足的，必要“近玩焉”，狠狠亵渎一番而后快。结果是拍一部糟蹋一部，劳民伤财不说，关键是让本来就不曾读过名著的广大人民群众误以为原著不过如此。更何况编导的又无不自吹剧作大大胜过原著若干筹，于是，狗恶酒酸，文学传统在人们心目中的价值不免又跌了几跌。
以这样的批判口吻开篇，并不是说《三国演义》等剧作一无是处。但是对于由文学名著——特别是由中华民族文学宝库中占据超一流地位的四大名著——改编的剧作，我们能仅仅地去数数它有几个“是处”吗？既已站在巨人的肩头，就理应看得比巨人要远——最起码视点不应低于巨人之肩。可是看了剧作播出后，我们甚至有理由尖刻地怀疑，编导们有没有认真读过原著。《三国演义》是历史与文学的结合，民间早有“真三国，假封神”之说，章学诚则认为《三国演义》是“七分实事，三分虚构”，批评它“以致观者往往为所淆乱”，而编导者恰恰属于这“为所淆乱”的观者。剧作基本维持原著中尊刘的立场，同时又大大抬高了曹操，对东吴也一视同仁，都待以英雄之礼，可是对三方之间的矛盾却揭示得远不及原著深刻有力。好像立志要讨史学界各门派的好，结果却是婢学夫人，不知所宗。编导者试图塞进一点唯物史观，表现一点“客观规律”，但在英雄史观的总体基调上却反而显得生硬别扭。一会儿摆出忠于史实的态度，一会儿又摆出忠于原著的态度。在几座城门之间往返辛劳，找不到准确的人口。结果是整个规模宏大的剧作缺乏一个统一的叙述声音，成了画面与字幕的大量而简单的堆积，连画外音的作用也仿佛只是催命似的赶紧把故事讲完。
其次，该剧的文学性极为平庸。巨著《三国演义》结构宏伟壮阔，细节又严密精巧。改编后各集间联系不紧，血脉不畅，缺乏大关节上的伏笔、悬念、铺垫、呼应。每一集单看又十分单薄无力，往往拘泥于原著的一两个小情节便东拉西凑，敷衍成篇，水分极大。有时甚至就是集名的图解，既缺乏戏剧的动作性，也看不出影视手段的优越性。像原著中温酒斩华雄、大战长坂坡、喝退百万兵等充满浪漫主义的精彩场面，都被处理得极为低劣，“没戏”。
再次，剧作对人物的理解和表现也十分令人失望，勉强可说是及格水平之下。关羽、张飞二人简直就是两个死人，连“徒有其表”的形似都没有达到，更谈不上深人人物的内心。主要角色中最失败的要数周瑜，以轻浮为潇洒，以无礼为高傲，表演夸张得令人肉麻。这使人不能不撇开演员本人的基本素质而追问导演的眼光何在，导演心目中的东吴三军统帅就是这样一个“暴露狂”吗？
最后，在剧作的整体风格上，《三国演义》也给人一种高不成低不就的感觉。该剧竭力以严肃史剧的面目出现，与《戏说乾隆》那类“雌半雄”艺术划清界限，作出矫矫不俗之概。然而雅又雅不上去，演员与人物“两张皮”，时时给人一种“装雅”的感觉。人物大段地朗朗背诵原文，却时常有断句错误，或如有文章指出的那样，与剧情发生龃龉。既缺少激情，又缺少风雅。
总之，原著《三国演义》提供了“出戏”的绝好资源，而《三国演义》一剧与其应该达到的水平却相距甚远。这并非是编导演职人员没有尽力，相反，看得出他们十分辛苦，而且，我也毫不怀疑该剧在当今的中国获奖的可能。问题在于，剧组尽了全力，仅仅拍出了这么个东西，这恰恰说明了我国当前影视水平的状况。所以，出于对昨天的艺术和今天的艺术以及明天的艺术的一片爱心，我真诚地呼吁影视界的勇士们，识相点，不要再强暴文学名著啦！起码十年之内忍着点，等翅膀长硬了再说。大学者陈寅恪曾说“读书须先识字”。我以为拍戏则先须学会读书，最后用一句遭过文字狱的诗结尾：
清风不识字，何必乱翻书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