从文革过来的人，随口背出十首八首毛泽东的诗词来，大概不成问题。我敢肯定，能背30首毛泽东诗词的人，绝对比能背30首李白、杜甫、苏东坡诗词的人多得多，叔本华说，读别人的书就等于让别人的思想在自己的脑子里跑马（大意），从这个角度来看，那么毛泽东的跑马场确实太宏伟了。几十首五、七言和长短句，在数亿颗灵长类动物的脑袋里，驰骋了一个时代。这个时代的人都被他老人家怔服了，所以这个时代叫做毛泽东时代。应该指出的是，毛泽东诗词能够探人人心，首先依靠的是其自身的巨大艺术感染力，而不仅仅是政治一类的外因。广大人民群众并不是因为热爱毛泽东才热爱他的作品，而是热爱他的作品以后更加热爱他本人，对毛泽东的个人迷信发展到全国性的迷海狂潮；他的诗词不能不说是起了相当大的作用。.人们不仅崇拜这尊神，同时也崇拜着神所唱出的歌。
那么，这些神的诗篇究竟是什么地方令人叹为仙乐，顶礼膜拜呢？是所谓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的两结合么？那纯粹是不着边际的空话。两结合的作品铺天盖地，而毛泽东的作品独执牛耳，其中必有他人充可替代之处。这无可替代之处，我认为，就是贯穿于毛泽东整个创作生涯（当然也不妨推广到整个政治生涯）的君王意识。
重新审读毛泽东诗词本文，我坚信了这一点。
至今所知毛泽东最早的一首诗，是他1910年秋在湘乡东山高等小学堂入学应考时写的《咏蛙》：
独坐池塘如虎距，绿杨树下养精神。
春来我不先开口，哪个虫儿敢作声。
（见《中国青年报1988年4月10日二版）
据说这首七绝是根据清末名士郑正鹄的同名作改写而来，后两句与郑诗基本相同（见《中国青年报》1988年5月22日二版）。郑诗本是题画之作，而毛诗却是地地道道的“言志”。有人说此诗“抒发了一个17岁青年的救国救民的抱负和志愿”，我觉得这种捕风捉影的看法是在“为尊者讳”。诗中根本看不出一点忧患精神和拯救意识，字里行间透射出的分明是一个睥睨天下，唯我独尊的绝对夸张的“自我”形象。下面我想以这首七绝为参照模本，从毛泽东的诗作中剥出几个意象来进行剖析。
《咏蛙》的第一句“独坐池塘如虎距”（疑“距”当做“据”），首先推出了一个“独”字。这使我注意到，孤独是毛泽东诗词中反复回响的一个旋律。在早年诗作里，孤独的意象往往在字面上就直接显现出来，如1923年《贺新郎》中“从此天涯孤旅”，1925年《沁园春·长沙》劈头一句“独立寒秋”。这时的毛泽东，胸怀大宏图欲展。他的孤独不是传统诗词中一脉流续的那种文人墨客的闲愁散恨，他的孤独是狮子的孤独，是雄鹰的孤独，是“燕雀安知鸿鹄之志”的孤独，是从山上下来的查拉斯图特拉的孤独。这种孤独是无法向他人倾诉的，因为孤独的实质是一种超越所有他人的强烈欲望，“问苍茫大地，谁主沉浮？”（《沁园春·长沙》）这就造成了孤独的主体与所有他人之间都存在着隔膜以至对立。作者坚信孟子“五百年必有王者头”（《孟子·公孙丑下》）的箴言，高唱着“名世于今五百年，诸公碌碌皆余子”。（1918年《七古·送纵宇一郎东行》）可是此话他却不能脱口直说，而要以勉励朋友的口气说出来，可见一种绝对超越意识的产生，必然要迫使超越者强行把自己笼罩于孤独的阴影之下。，他对世人不屑一顾，万户侯也不过是“粪土”对友人一面是“平浪宫前友谊多，为革命齐心协力”；另一面则是“我返自崖君去矣”（同上），相互保持各自的独立。他心里永远有一块只属于自己的意志空间，因而即使对爱人，也只好“凭割断愁思恨缕”。（《贺新郎》）能够忍受这种孤独的人，必定要具有烈火一样的欲望和冰峰一样的意志。反过来，正因为他具有了这样的欲望和意志，他才够把忍受孤独变成享受孤独。对孤独的玩味和体验，成了个体超越群体的内在证明。所以《沁园春·长沙》开头是“独立寒秋”，结尾则是“浪遏飞舟”，开头是孤独，结尾是超越。然而一句“曾记否”，则又把这超越拉回到孤独的园地。这表明此时的作者完全有驾驭自己精神之舟的膂力，他是为了超越而自由选择了孤独。这超越的目标是很明显的，“要似昆仑崩绝壁，又恰像台风扫寰宇”，令你一下子就可能想到“秦王扫六合，虎视何雄哉！”（李白《古风》）所以我认为，毛泽东早年的孤高豪纵之语中，已经深深埋下了君王意识之根。说毛泽东的诗词充满了革命思想当然不错，但必须认识到，那些革命思想一开始就和君王意识同床共枕了。
毛泽东早年以后的诗词，孤独的意象似乎很少，尤其是从1927年到1949年这段时期。但实际上，孤独不是减少，而是深化了。战争年代的诗词，写的多是群体，然而这群体并非主体，而是作为一具完整的客体来表现的，在这客体之后，另有一个驱动群体的主体在。像《减字木兰花·广昌路上》中的“命令昨颂，十万工农下吉安”，《渔家傲·反第一次大围剿》中的“齐声唤，前头捉了张辉瓒”，《七律·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》中的“百万雄师过大江”都使人觉得这群体虽然宏大，但本身似乎没有灵魂，宏大的群体是在一个灵魂主体的统帅下活动运转的。也就是说，作为主体的个体与作为体的群体之间并没有灵魂上的平等和沟通，有的只是大脑和手足的关系。
和平时期的诗词，更多的表露出一种反视内心的倾向。作者先是充满自豪地吟咏：“不管风吹浪打，胜似闲庭信步，今日得宽余”。（《水调歌头·游泳》）然后就似乎陷入一种略带茫然的闲散境地。一方面对新世界的建设满怀欣慰，“神女应无恙，当惊世界殊”。（同上）另一面却十分留恋过去的戎马岁月，“别梦依稀咒逝川”，（《七律·到韶山》）面对新旧两个世界，作者似有无限感慨，却找不到一个对等的对话者，他只有问大海，“一片汪洋都不见，知向谁边？”（《浪淘沙·北戴河》）问古人，“桃花源里可耕田？”（《七律·登庐山》）问神仙，“问讯吴刚何所有？”（《蝶恋花·答李淑一》）问自己，“为问何时猜得”，（《贺新郎·读史》）毛泽东这时期虽有许多唱和之作，但这些诗词，一面是宫廷文士的歌功颂德，一面是贤君圣主的推功让德，谈不上真正的心之交流，身居极位的毛泽东失去了朋友。尼采说伟人是没有朋友的，“你的工作，你的意志，便是你们的邻人！”（《査拉图斯拉如是说》349页）毛泽东大概深深体会到了这种孤独。他的《卜算子·咏梅》虽是针对陆游原作“反其意而用之”，但除了把幽怨的情调改成潇洒之外，中心的意象仍然是孤独。在冬的世界里，梅仍然是孤独的，“待到山花烂漫时，她在丛中笑。”这是一种高贵的孤独，它不是被人抛弃、被人轻视的孤独，而相反是被人无限拥戴无限感激的孤独。这种孤独把一个人一步步变成真正的“余一人”，他的心声除了上苍无处倾诉。从“人有病，天知否”（《贺新郎》）到“不须放屁，试看天地翻覆”，毛泽东的孤独从陈胜走到了秦始皇，这实在是一条标准化的中国式君主的孤独轨迹。
《咏蛙》的第二句“绿杨树下养精神”，诗眼在“养”字上。在中国，不论要成圣贤，还是行王道，修养都是第—要素，孟子“天欲降大任于斯人也，必先饿其体肤、劳其筋骨……”这说的主要是修的一面，毛泽东从小就吃苦耐劳，有意磨炼自己的意志和体能，“中流击水”，冒雨登山，甚至到了晚年，有病不服药，这种自身力量的顽强坚信，与当年的洪秀全何其相似！
相对于“修”，“养”是更重要的。“养精神”有两层含义。一是使自身充盈，二是藏器待时。使自身充盈木外乎德与才两方面，要练就一副超人的胸怀和一身过人的本领。毛泽东在《七古·送纵宇一郎东行》中表达得很清楚：“大夫何事足萦怀，要将宇宙看梯米。沧海橫流安足虑.，世事纷纭何足理。管却自窜身与心，胸中日月常新美。”如此恢弘的宇宙观，并非是要不理世事，而是说不要为世事所动，反过来要用一己之伟力操纵世事，有了这早年的“要将宇宙看稊米”，才有后来的“五岭逶迤腾细浪，乌蒙磅礴走泥丸”（《七律·长征》）和“冷眼向洋看世界，热风吹雨洒江天”。（《七律·登庐山》）可见，毛泽东的“养”，不是佛徒懦士的清心寡欲的静养，而是一种有意志指向的修持，要修持到能够洞穿“人间正道是沧桑”的境地，修持到能够驾驭宇宙，叱咤风云，“红雨随心翻作浪，青山着意化为桥”，（《七律·送瘟神》）这分明是一种强烈万分的功业欲望。为什么一则小小的消灭吸血虫的报导会使这位伟大的舵手“夜不能寐”？因为他相信宇宙间的任何兴灭都与他的言行有关，都是他丰功伟绩的一部分。这些使他从中享受到“创造”的欢悦，使他确信自身的充盈。他的自身与天下是等价的，甚或要凌驾于天下之上，这就是“养”的目标。所以“养精神”不能忘了关注时事，面壁是为了破壁，一旦东风降临，就要“欲与天公试比高”。（《沁园春·雪》）所以这不是静养而是一种焦急等待的心情，诗人常常算计着“今日长缨在手，何时缚住苍龙？”（《清平乐·六盘山》）“养精神”所付出的代价要在将来得到补偿，诗人甚至幻想大功告成后与爱人“重比翼，和云翥”。（《贺新郎》）因此可以说，这里咏的不是蛙，而是一条“卧龙”。一条养精蓄锐，等待呼风唤雨的龙。如果诗人自己当时也这样想了的话，那他的脑子里或许已经闪烁着许多“真龙在此”的意识了。
《咏蛙》的后两句：“春来我不先开口，哪个虫儿敢作声”。这是全诗的高潮，主人公扬眉剑出鞘，脱口一声长啸。一股“虎入森林，百鸟压音”的逼人锐气透纸袭来，令人不禁想到黄巢的“待到秋来九月八，我花开后百花杀”。（《咏菊》）这里赤裸裸地凸出一个“我”字。
毛泽东诗词中出现过的“我”字是可以进行定量分析的。在赠答之作中出现过五次：《七古·送纵宇一郎东行》中的“君行吾为发浩歌”，“我返自崖君去矣”，《贺新郎》中的“算人间知己吾和汝”，《蝶恋花·答李淑一》中的“我失骄杨君失柳”，《七律·答友人》中的“我欲因之梦寥廓”，这五个“我”都是一般的第一人称，指毛泽东的存在实体，可以称之为“小我”。在《念奴娇·鸟儿问答》中有一句“哎呀我要飞跃”，是为鸟代言，这里排除不计。其余的“我”则都是“大我”。例如“春来我不先开口”，这个“我”显然不是毛泽东本人的实指，而是作者想象中的一个主体。这个主体是一个经过极度夸张的形象，是“小我”对自己的理想设计，是“小我”将要“适彼乐土”的一个飞逝目标，也可说是“小我”在内心对自身实存的一种超越。因而，这是一个灵魂扩张的“大我”。其余的“大我”还有《西江月·井冈山》中“我自岿然不动”，《蝶恋花·从汀州向长沙》中“狂飙为我从天落”，《念奴娇·昆仑》中“而今我谓昆仑”，《六言诗·给彭德怀同志》中“惟我彭大将军”，一共也是五次。
这些“大我”都以独立遗世的面貌出现，大有“舍我其谁”的豪迈气概。可以注意到，这些“大我”都出现在早期和战争年代，出现在毛泽东奋发进取打江山的年代。随着革命事业的日益壮大，毛泽东的“大我”也日益伟岸豪雄，直到要“倚天抽宝剑”，把巍巍昆仑山“裁为三截”，大有天地难容，破云而去之势。周恩来曾表示过自己的志愿是“立马昆仑”，这与毛泽东切豆腐似的剑斩昆仑相比，真是霄壤之别。这些“大我”给了毛泽东以无穷的信念和勇气，使他蔑视一切艰难险阻，在前进的路上披荆斩棘，实现他早年写下的“自信人生二百年，会当水击三千里”的大志。
然而到了和平年代，到了伟大领袖的时代，生活中实现了“大我”，而诗词中“大我”突然消失了，诗人重新回到了凡人时代的“小我”。他的“我失骄杨君失柳”是多么深情，他的“我欲因之梦寥廓”是多么感慨。“骄杨”是属于“小我”一个人的，是与“小我”对等的，作者深深怀恋着“算人间知己吾和汝”的纯真美好的日子，他似乎发现往日的“小我”才是自己真正的本体，而往日的真山真水真“廖廓”只能在梦中重见。从“小我”扩张到“大我”，再由“大我”去回溯“小我”，两重人格在他的身上对峙着。他终于明白，“大我”实现之后就再也不能享受“小我”的欢乐，他已被从亿万个“小我”中开除了。他有时试图控制那些精鹜八极的伟念，试图用一颗清醒的、凡人的头脑去反思一些问题。他蔑视过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帝王，傲然地宣布“数风流人物，还看今朝”。（灯心园春·雪》）可是在“今朝”到来之后，他似乎大梦初醒，他对自己，也是对世人说道：“三皇五帝神圣事，骗了天涯过客”。（《贺新郎》）这正如尼采所云：“有一天，你不再看见你的高贵，而只觉得你的卑贱靠近着你；你的光荣会像幻影一样，使你害怕。有一天，你惊喊着：‘一切是假的！’”（《査拉图斯拉如是说》72页）
当然，毛泽东不会完全把自己开辟的大业看做是假的，他主要是通过自己的“开天辟地”，看穿了“三皇五帝”的秘密。作为推翻三座大山的领袖，他当然努力掩饰自己有帝王思想，但从“春来我不先开口”，到“雄鸡一唱天下白”（《浣溪沙·和柳亚子先生》）这段“大我”所走过的路，已经把那种君临万界的心境表达得既精练又透彻了。
一句“哪个虫儿敢作声”，充满了王霸之气。朱元璋曾咏菊说：“百花发时我不发，我一发时都吓煞”。洪秀全写过“神天之外更无神”。（《毁冯云山书馆中偶像》）毛泽东这一句的特点在于，除了“我”之外，根本不存在与我平等之物。黄巢和朱元璋都承认在“我花”之外还有“百花”，不过要用“我花”压倒“百花”而已。毛泽东则一开始就是凌驾于百花之上的，所以他容许“百花齐放”，“百家争鸣”，只不过先要“一唱雄鸡”然后才“万方乐奏”。（《浣溪沙·和柳亚子先生》）毛泽东天生一双龙眼，他眼中的客体，都是越看越小。五岭看做细浪，乌蒙看做泥丸，地球看做小小寰球，整个宇宙如沙盘般尽收眼底，至于宇宙中的人，那就更是碰壁的苍蝇，缘槐的蚂蚁，撼树的蚍蜉。总之，没有一个人、一件事，能够放在他的眼里，他天生就是展翅九万里的鲲鹏。如果说他还承认有什么东西在他之上，那只有一样——天。他君临人间是“背负青天朝下看”，（《念奴娇·鸟儿问答》）他抽剑斩昆仑也要“倚天”，他孤独痛苦时呼唤“人有病，天知否”？（《贺新郎》）他感叹岁月时无限敬仰地说：“人生易老天难老”。（《采桑子·重阳》）只有在万古永恒的天面前，他坦率地承认自己是个“人”，他不可逾越的、他最终叹服的、他死心投靠的，只有天，他是天之子。
在“百年魔怪舞翩跹”的中国，百姓不像个百姓，皇上不像个皇上，已经久矣。四分五裂、乌烟瘴气，是最为中国人所痛心疾首的。国家的孱弱，民族的浩劫，自然酝酿出对江山一统、河清海晏的太平世界的强烈渴望。这种渴望必然要寄托到某一个强有力的“未来之龙”的身上。恩格斯说，历史需要伟人，历史也就能造出伟人。这种渴望在经过与洪秀全、孙中山等人的试婚后，终于一头扑进了毛泽东的怀抱。作家高晓声说过，中国这片土地是需要皇帝的土地，是产生皇帝的土地。人民苦苦地盼望着大救星的出现，于是，毛泽东出现了。毛泽东排山倒海的巨手征服了炎黄子孙。而他的诗词则是对他明君形象的一介补充和证明。人们从他的诗词里，夹骨沦髓地感受到了那股堂堂正正的君王之气，于是人们舒服了，放心了，说这才像个主席（皇上）的样子！如同契诃夫笔下的小人物挨了打骂，说这才像个老爷的样子。的确，如果简单地把毛泽东诗词列人浩如烟海的中国诗词史，无论从辞藻音律，还是从格调意境，都难以列人上品。作品的价值是由接受客体决定的。毛泽东时代的黎民和士大夫们选择了毛泽东的诗词为上品，那没有别的原因，一句话，因为诗词中有能够满足他们心理的君王意识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