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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中国文化的性格》拒做儒家思想的优秀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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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化是一个内涵极其广泛极其丰富的概念。我想仅就中国文化中的思想现象,而且主要是关于国家、民族、民主和知识分子们亦即古代文人们与权力、权势关系的某些思想现象,向诸位汇报我自己的一点儿浅薄之见。

夏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传说和古人追述之中的朝代,始于公元前2070年,距今四千余年了。商朝是中国第一个有文字记载的朝代,那么商朝应该说是中国真正意义上的思想史、文化史的端点。其后一概思想现象,皆由此端点发散而存。到了公元前500年左右,就应该是春秋战国时代了,那是一个大动荡、“大改组”的历史阶段,统治权分分合合、合合分分,可谓波澜壮阔。也许正是因为那样一种局面,促使和刺激中国古代的思想者们积极能动地思考统一与统治的谋略。他们相互辩论,取长补短,力争使各自的思想更加系统、成熟,具有说服力。那是中国古代思想者们自发贡献思想力的现象,后人用“诸子百家”来形容。而孔子当之无愧地成为那一时期的思想家。

以当时而谈,孔子们的思想确乎是博大精深的。政治、军事、经济、民生、文化、风俗、人和自然、家庭、人以及自身的关系,如生老病死,我们古代的思想家们当时都想到了。

我们的古代思想家们,是特别重视思想美感的,这一点是非常值得我们后人学习的。比如“天道酬勤”“天行健,君子以自强不息;地势坤,君子以厚德载物”这一句古代名言,道理并不深奥,但与天与地进行了修辞联系,语境宏大开阔,不仅具有思想美感,而且具有极为亲和的说服力。因为其修辞暗示显然是——且不论你能否做到,只要你愿意接受此思想,你仿佛就已经是君子了。而是君子的感觉,当然是人人都愿有的令人愉快的感觉。正确的思想,以美的语言或文字来传播,才更有利于达到其教化作用。我们古代的思想家们,不但重视思想力的美感,分明还深谙并尊重接受心理学。

看我们的当下,有些官员的话语,即使在宣传很正确的思想时,也往往是令人打瞌睡的,有时甚至是令人极其反感的。他们宣传思想的语言表达能力是难以令人恭维的,缺乏形象生动的词汇,仿佛一旦撇开人人耳朵都听出老茧来了的那一套“政治常用词”,便不会以自己的语言来表达了。还每以一种高高在上的思想特权者的盛气凌人的语势训人,使别人感到思想压迫。

我认为,他们尤其应该向我们古代的思想家们学习。我们古代思想家们的思想,还是很精粹的。

比如“治大国若烹小鲜”这一绝妙比喻,即使从文学角度来看,也堪称佳句经典。“苛政猛于虎”,则一针见血。

我觉得,中国古代思想家们的思想遗产有如下特征:一、农耕时代以农为纲的思想;二、渴望明君贤主的抱负寄托思想;三、求稳抑变的保守主义思想,这里指的是后来成为历朝历代主流思想的儒家思想,法家思想现象另当别论;四、道德理想主义思想;五、文人实现个人功利前途的特质;六、唯美主义的思想力倾向。

总而言之,中国古代思想家或思想力这一概念,同时也必然是封建时代思想家和思想力的概念。既然是封建时代的,再博大再精深,那也必然具有封建时代的杂质,存在有服务于封建秩序的主观性。所以,我个人绝不是所谓“传统文化思想”的崇拜者。中国古代思想家们之思想的一大兴趣点,往往更在于为帝王老师。这是我不崇拜的主要原因。好为帝王老师,难以做到在思想立场上不基本站在帝王者们一边。

当然,站在帝王身侧的一种思想立场,也往往贡献出有益于国泰民安的思想。比如孔子说:“大道之行也,天下为公,选贤与能,讲善修睦。”——这样的思想,帝王们若不爱听,其实等于自言自语。

中国古代思想家们,比较自信只要自己苦口婆心,是完全可以由他们教诲出一代代好的帝王的。

而西方古代思想现象的端点,却是从古希腊和古罗马时期发散开来的。古罗马帝国是形成过民主政体的雏形的,故在西方古代思想的成果中,“天下为公”是不需要谁教诲谁的,是人类社会的公理,像几何定义一样不必讨论。

两种端点是很不同的,所谓“种子”不一样。

帝王统治不可能完全不依靠思想力。儒家思想乃是帝王们唯一明智选择的思想力,所以他们经常对儒家思想表现出半真半假的礼遇和倚重。这就形成一种王权对社会思想的暗示——于是后来的中国知识分子,或曰中国文人,越来越丧失了思想能动力,代代袭承地争当儒家思想的优秀生,做不做帝王老师都不重要了,能否进入“服官政”的序列变得唯一重要了。当前,“儒家文化”似乎渐热,对此我是心存忧虑的。

在21世纪,对于一个正在全面崛起的泱泱大国,一味转过身去从古代封建思想家们那儿去翻找思想残片,这是极耐人寻味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