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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在雪原与星空之间》昆仑之吃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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谈吃的文章,多半是讲某时某地有某种特殊的吃食或吃法,但我要写的昆仑山之吃,却是普通的东西、普通的吃法,只因了海拔高的缘故,那留在记忆中的味道,便永生永世找不到伴侣。

二十多年前5,我在喀喇昆仑山、喜马拉雅山、冈底斯山交会的藏北高原当兵。如果把高原比作世界屋脊,我们所在的地方就要算屋顶上鸱吻所处的位置,奇异而险峻。从山底下运来的蔬菜,被冰雪冻得像翡翠雕成的艺术品,用手指一碰,发出玻璃一样清脆的声响。给养部门在进行了若干次不成功的尝试之后,终于放弃了给我们运输鲜菜的打算,从此我们天长日久地与脱水菜为友,别无选择。

脱水菜无以辩驳地证明了一个真理:有些东西失去了便永远不能挽回。脱水菜失去的是普普通通的水,但你无论再给它多么充足的水,它都不能再恢复到原来的性状,依旧像柴火一样干涩难咽。

最常用的食谱是脱水菜炒肉。平心而论,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时期,全国副食供应匮乏,但昆仑山上的肉食始终很充足。雪白的猪皮上扣着紫蓝色的徽章,标明产地。记得一次炊事班长一菜勺把一块紫色肉皮盛到我碗里,那戳子是紫药水打上的,可以食用,虽然煎炒,仍鲜艳夺目。我仔细端详了一下,认出“郑州”两个字,一张嘴,就把河南的省会咽到肚子里去了。以后记得还吃过几座城市,比如四川的绵阳、河北的石家庄。

山上也养猪。刚开始是从山下运上来的仔猪。猪娃的高原反应比人还严重,它们又不懂事,身上难受,不像人似的知道安静卧床,反倒乱蹦乱跳,很快就口吐血沫,患高山肺水肿死去了。炊事班长每天看着泔水白白扔掉,心疼得不行,立志要在高原上养猪成功。后来,他托人从国境线那边换回来小猪崽,据说是印度种,山地适应性极好。小猪刚断奶,不爱吃食,他就冲了奶粉喂猪。顺便说一句,山上那时奶粉很多,从农村入伍的战士都不爱喝,说没有苞米面糊糊好喝,便眼睁睁地看着奶粉过期。印度猪很适应高原气候,很快长成一只大猪。山上气候恶劣,人们食欲很差,剩饭菜多,印度猪最后肥得肚皮耷拉下来擦着地,皮都磨破了。炊事班长便把它赶到卫生科的外科治疗室,叫护士给猪包扎一下伤口。猪便拖着粘着白纱布的肚子,在营区内悠闲地散步。

炊事班长对印度猪这么有感情,我们猜他一定舍不得杀它。“八一”的前一天,炊事班长却手起刀落,飞快地把印度猪给宰了。大家都问炊事班长怎么舍得,炊事班长奇怪地反问大家:养猪不就是为了吃肉吗!大家都说可惜了可惜了,昆仑山上见个活物不容易,有一口猪每天在外面走一走,也能叫人生出许多感想,怎么就杀了呢!过了“八一”,大家又都说印度猪的肉不好吃,说从小喝牛奶的猪没有农村里吃糠长大的猪味道好。这只普通的来自印度的黑猪,无论它活着还是死后,都使许多年轻的中国士兵想起平原,想起遥远的家乡。

营区附近有一条河,河深丈许,清澈见底。它是著名的印度河的上游,有一个美丽的名字——狮泉河,不知是指狮子像泉水一样地跑过来,还是泉水像狮子一样跑过来。总之这两种意境都美丽而雄奇,让人联想到洁白奔涌的景色。狮泉河使我怀疑一句古老的哲语——水至清则无鱼。狮泉河是高原万古寒冰所融的积水汇合而成,清冽得如同水晶,鱼群繁茂得如同秋天树叶飘落在马路上,有时一片河水被鱼背映得发黑。据老同志说,以前鱼群还要兴盛。汽车沿着河水浅的地方开过去,车轮碾过,便有两道宽宽的鱼带浮起,车辙由碾死的鱼标出。轮到我们戍边的时候,鱼已经没有那么多了,但依然稠密而愚笨。用曲别针弯个鱼钩,用一块生牛肉条挂在曲别针上,甩进河里,不消片刻,鱼就上钩了。

藏北的鱼不知归于哪一属哪一科目,色黑亮如柏油,肉雪白若膏脂。但不知是高原上人的胃口差,还是这鱼本身的问题,大家都不爱吃鱼。星期天的早晨,常有人披了军大衣在狮泉河畔垂钓。钓到了,便把那挣扎着的鱼从曲别针上摘下来,重新丢入沸沸扬扬滚动着的河水中。许多年后,听一位去过西方的朋友讲,那里的文明人类活得多么潇洒,常常把钓到的鱼再甩回湖里,钓鱼不是为了吃,而是为了消遣。我想早在很多年前,因为寂寞,我们也曾达到过这种境界,原来也曾潇洒过一回。

但是在高原上必须吃。吃了才有体力,才能在高原上生存下去。我们的国家很穷,我们不是凭着强大的国力威慑住想更改国界的邻国,而是凭着人——敢在难以生存的险恶之中生存,以证明我们捍卫这块领土的决心。这便有了几分悲壮、几分苍凉。我们这些边防军,是活的界碑,把身体养得强壮,便有了非同寻常的意义。

总后勤部给我们发了“六合维生素”,就是把六种维生素混淆在一起压成片剂,每一粒都光滑得像子弹。每天我们都一大把一大把地吞药,仿佛病入膏肓的老人。维生素到底有多大的效力,我不敢妄下结论。只知道在吃着维生素的同时,我们指甲凹陷、齿龈出血、口腔溃疡、头发脱落……对于人,最重要的是空气。因为氧气不足而出现的这一系列麻烦,只有用一分钱都不值的空气才能治疗。可惜,空气在高原是定量的。

为了保证大家吃好,挑选炊事班长的严格不亚于挑选一位军事指挥员。要能吃苦,会动脑筋,还需手巧。

我们的炊事班长是甘肃人。方头,两只眼睛的距离很远,身材高大。当我后来看到挖掘出来的秦始皇兵马俑时,自觉得为班长找到了祖先。

班长扛大米,嗨哟哟,一次能扛两麻袋。一袋一百斤,在高原上扛两袋,简直是找死,可他脸不变色心不跳。班长摇压面机,别人两个人握着摇柄,慢慢悠着劲转,高原偷走了小伙子们的力气,把他们变成了举止迟缓的老翁。班长把机器摇得像一架飞速旋转的风车,面页子便像瀑布似的涌垂下来。

班长也很会动脑筋。用高压锅蒸馒头,要先在屉上刷一层油,这样才不粘锅。班长会把蒸锅内的水添得恰到好处,会把四个眼的汽油灶烧得恰到好处,两个恰到好处凑在一处,馒头熟了,水熬干了,高压锅残存的余热,将馒头底子煎得焦黄油润,仿佛北京“都一处”的锅贴。

这项操作是班长的专利。有不服气的炊事员想试一试,结果是差点使高压锅像颗鱼雷似的爆炸。

但班长也有很失算的时候。有一次,早上喝藕粉。昆仑山太阳出得晚,做饭时还得点上煤油灯。班长一手持灯,一手掌勺,灯火将他的半边身子映得锈红,另半边还隐没在黑暗之中。他一俯一仰地围着锅台忙碌,将表层的藕粉汤舀出来,撇进泔水桶里。我看到班长奇怪的举动,问他这是在做什么。他长叹一口气,说藕粉的成色是越来越不行了,看,这里混进了多少草梗!我凑近那灯光,看清漂浮在藕粉中的一小朵一小朵金黄的桂花。原来这是新运上来的桂花藕粉,生在黄土高坡的班长从没见过这种精致的花朵,便以为是异物。

高原上气压低,水不到八十度就开,火候很难掌握。即使是班长挂帅,也常有误饭的事情发生。所以开不开饭,并不是以号声为准,而是看班长的眼色行事。每天到了开饭时间,大家便排着队走到饭厅前,立定,开始唱歌。唱毛主席语录歌、唱“我是一个兵”,等等。通常是三五支歌后,系着白围裙的班长从灶房里钻出来,梧桐叶子一般大的手掌一挥,就解散开饭,大家作鸟兽散了。有一回,不知是出了什么纰漏,我们整整齐齐地列队唱歌,唱了一首又一首,大约过了半个多小时,还不见炊事班长出来挥舞他梧桐叶子一样的大手,大伙都饿得有气无力了。

负责起歌的是一个四川籍小个子兵,他终于卡了壳,再也想不起有什么歌可唱了,说没有歌了,咱们就这么干站着等吃饭吧!大家说,你就随便起个歌吧,不是有那么多革命样板戏唱段吗,你起个头儿,我们一准儿跟你唱就是。小个子兵抖抖嗓子,大声领唱了一句:“想当初,老子的队伍才开张……”

革命样板戏的反复灌输,使我们对每一段唱词都倒背如流。大家一听到这熟悉的曲调,不假思索地异口同声地随他引吭高歌起来。于是,样板戏的唱段就在冰峰雪岭之间回荡缭绕。

炊事班长像失火一样从灶房里跑出来,大手刀劈斧剁地往下砍,大吼了一声:唱什么唱!开饭啦!

直到这时,许多人还没意识到大家齐声合唱了一段反面人物的唱词。饥饿终究是世界上最有权威的君王,大家一哄而散了。

后来,听说领导要追查小个子兵的责任。炊事班长晃着眼睛间距很宽的方脑袋说,那天的责任全在他。因为饭开晚了,小个子兵饿糊涂了,完全是昏唱。

因为班长很有人缘,事情就不了了之了。

每天吃中午饭的时候,“解散”的口令一下,最先冲进饭厅的一定是河南兵,像杀敌一样英勇。

河南人大概是最爱吃面食的人。一百斤面粉比一百斤大米要更占地方,运输部队便运来大量的米和少量的面。只有每天早餐恒定是吃馒头,晚上有时吃面条,其余的空白便均由大米所充填。班长在农村是挨过饿的人,最怕做的饭不够大家吃,早上的馒头便总有富余,剩下的中午热了再吃。河南兵就是冲这几个剩馒头去的。班长是个很讲“不患寡而患不均”的人,他觉得馒头总让这几个河南兵抢走了,就是对别人的不公。他没有办法阻止河南兵抢馒头,但他有权力使点小计策让河南兵们的努力失败。米饭是一屉一屉蒸的,他把那几个馒头神出鬼没地分散在各屉里,这样晚到的人也可以在最后一屉的角落里突然发现一个馒头。有一次,真不巧,河南兵因为找不到馒头,只得悻悻地填饱了米饭离开饭厅,而当馒头突然出现时,在场的人又恰好都是爱吃米饭的。宝贵的馒头反而像大海中的岛屿一样,孤零零地剩在空屉里了。大家埋怨班长,班长胸有成竹地将剩馒头收起来。晚饭的时候,他把馒头端正地摆在最高一屉。河南兵对馒头的热爱是经得住考验的,他们热烈地欢呼,把剩了两顿的馒头狼吞虎咽地吃光了。

记忆的冰川在岁月的侵蚀下,渐渐崩塌消融。保持着最初的晶莹的往事,已经越来越稀少。班长、四川兵、河南兵们的名字,被我在遥远的人生旅途中遗失,也许永远找不到了。但这些与昆仑之吃有关的片断,像狮泉河底的卵石,圆润可爱,常常带着高原凛冽的寒气,走入我的月夜。

我已经近二十年没有吃到脱水菜了,有时候还真想再吃一回。